
2005年元月,台灣文學史上第一部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由遠景出版社重新出版。在書店的平檯上,嶄新的封面吸引讀者目光,這是給鍾肇政80足歲大壽的一份賀禮。
《濁流三部曲》距離初版已42個年頭,卻歷久彌新;在鍾肇政前後五十多年的伏案歲月中,客家血液裡的硬頸、刻苦、耐力等特質,讓他走過政治白色恐怖、文壇偏廢鄉土的荒漠,孜孜不倦地為台灣文壇留下近兩千萬字的珍貴創作。除了書寫,鍾肇政主持「台灣文藝」與「民眾日報」副刊期間,深具遠見的編輯方向也帶動了本土書寫的風潮,影響台灣文學至鉅。
「台灣人是什麼?」
鍾肇政以客家的族群記憶,透過大河小說的縱深書寫,尋找答案。
「台灣人是什麼?」
鍾肇政在50年前就為我們預先提出疑問,並以他謹慎而溫文儒雅的文字,淘盡歷史的精華,流淌出大河的姿態,向著我們內心不得不面對的疑惑直直而來。
「魯冰花謝了,留下一粒粒種籽,明年又會開出一片黃色花朵點綴人間;而這一開一謝之間,使茶園得到肥份。然而,人世間可貴的天才之花謝了,到底會留下什麼呢?」
「魯冰花」的花語是「母愛」,在鍾肇政的同名小說中,用以隱喻小姊姊「茶妹」對家庭與弟弟的付出,平凡卻高貴。由於小說情節家喻戶曉,意象深印人心,今日魯冰花已成為客家女性普遍的象徵。

在動輒得咎的年代裡,鍾肇政以他靈活、智慧的身段,為台灣留下直視歷史的動人文字。今天,他已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一頁。
「著作等身」名副其實
隆冬的雨霧瀰漫著《魯冰花》的發想背景──桃園縣龍潭鄉,旅人行經此地仍不免期待著茶園裡魯冰花黃綠相間的動人景象,但台三線的兩頭最引人矚目的卻是林立的速食連鎖與服飾店,前往石門水庫和六福村的遊客人潮,讓這裡的市街規模幾乎可比縣轄市。
作家鍾肇政在龍潭度過他大半生的寫作歲月,隨便問街上店家,都可以指得出鬧街上的「魯冰花拼布工坊」就是他家,並附帶介紹,鍾肇政一手促成的「客家文化館」,去年底剛在鄉內動工。
「去去,進去裡面找阿嬤,」鍾肇政催促孫女離開客廳;才剛讀幼稚園中班的小女孩愛嬌地跟他摩蹭一番才進房去。他一面泡茶,一面抱歉地說,天候不佳,近來健康狀況也較差,無法到戶外去拍照,但是可以戴上假牙,神情看起來會抖擻些。「牙齒又掉了,只剩一顆比較難支撐得住假牙,所以少戴,」他說。
雨水打在天井透明玻璃板上,低溫將客廳凝結得緩慢而冷靜,鍾肇政戴著助聽器,對話間充滿耐心,讓人感受一種仕紳氣質。
桃園縣政府剛出齊38冊的《鍾肇政全集》,疊起來幾乎一個人高,鍾肇政可說是名副其實的「著作等身」。他表示,任教於苗栗國立聯合大學的外孫女王婕正幫忙他把幾部代表作「放進網路」,他很樂意讀者以最便利的方法免費取得他的作品。鍾肇政說他不懂網路語言,還仔細地問「放進網路」應該怎麼說比較恰當,「上網」跟「下載」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仍然充滿創作熱情,本來《歌德激情書》也規劃了續集,但太太勸說這個年紀還寫作太辛苦了,」他解釋,雖然辛苦也是一種樂趣,現在體力卻實在不適合繼續「爬格子」。
族群質問的源頭
鍾肇政是客家來台第六代,家族經歷黑水溝渡台、開發拓殖、日據時代、二次大戰、國民政府來台等時期,曾祖父甚至在日本殖民初期率家族返回廣東原鄉短暫停留。
父母親都受日本教育,母親是福佬人(閩南人),鍾肇政年幼時曾隨同他們居住在台北大稻埕,因而習得一口流利福佬話;誰知8歲返回龍潭客家庄時,竟成為玩伴的話柄,笑他是「福佬屎」,叔叔更以「反種仔」來逗他。從此台灣特殊、多元的族群紋理成為鍾肇政一生必須反覆質問與面對的議題。
1940年,就讀淡江中學後,日本人與台灣人間的衝突與差異再次挑動鍾肇政的族群思考;當時正逢中日戰爭風雲險惡,日本皇民教育要求本島學生在學校必須另起日本名字,甚至在某次師生衝突中,日本老師對他挑釁,丟一把刀子給他,堅持「這是本島人和內地人的決鬥」。
「台灣人既非日本人,也不在中國轄下,該如何定位自己?」鍾肇政說,從此時起他就無法停止思考這這個問題。
日本在大戰末期喊出「玉碎」的口號,宣稱戰到最後一兵一卒、決不投降;為了不上戰場「為別人打仗」,台籍高中生大多投考高等學校或師範學校。鍾肇政也考上彰化青年師範學校,試圖延後兵役年限,但畢業後仍難逃「學徒動員令」;當兵期間噩運果然降臨,他在軍隊裡感染瘧疾,聽力受到嚴重損害。
「譯腦」
戰後,台灣改朝換代,政權從日本殖民者轉移到國民政府手中,本省作家都面對語言轉換所構築的障礙,然而與葉石濤等作家不同,鍾肇政是戰後才開始以中文創作。受日本教育的他,最初是基於在小學任教的迫切需要,開始閱讀《三字經》、《百家姓》、《幼學瓊林》等古書,但這些書沒有老師指導,即使他用《康熙字典》所教的方法還是切不出正確的音,學習猶如隔靴搔癢。
「那時候龍潭有3家教人說國語的補習班,每一家教的發音卻都不一樣,非常混亂,」鍾肇政回憶,在那段歲月裡,他都是利用課餘時間去學國語,隔天馬上得現學現賣教給小學裡的學生。
口語表達還好些,但中文寫作卻不是短時間惡補可以達到的。一回鍾肇政心血來潮,用半生不熟的白話文寫了一封信給朋友,朋友回信時大加讚賞,竟激起了他寫作的熱情。
一開始,他以日文思考、寫草稿,再翻譯成中文;一段時間之後,不打草稿,直接在腦海裡譯成中文,他稱這種方式為「譯腦」,「是戰後台灣文學的一個特殊現象,恐怕國外找不到這樣的例子」;這種情形持續3、4年後,他才能以中文思考並書寫。
1951年,鍾肇政26歲,參加「自由談」月刊《我的另一半》徵文,獲得錄取,編者在簡介中指出:「作者是本省青年,學習中文未幾年,已有此成績,殊屬難能。」從此,他也展開了大量創作與大量被退稿的生涯。
戰後的台灣文壇「反共文學」當道,大中國思想是政治正確的文壇主流,但對共產黨未有親身經驗的本省作家,卻只能以台灣鄉土為寫作題材,故退稿率極高。1957年鍾肇政自組「文友通訊」,這份歷時兩年的同人刊物邀集了陳火泉、李榮春、鍾理和、施翠峰、廖清秀、文心等本土作家,在兩張四開的油印白報紙上報導文友動態,免去個別通信的繁複,並傳閱作品,彼此砥礪。
在某次的「文友通訊」中,他提出「關於台灣方言文學之我見」的題目要大家回答。他在整理各方意見後表示「我們是台灣文學的開拓者,台灣文學有台灣文學的特色。而這特色──運用本地語言應為其中一環──唯賴我們的努力研究,方能建立」。為了實驗,他還以客家母語寫作了個人的第一本長篇小說。
經由「文友通訊」,貧病交迫的鍾理和與鍾肇政結為至交,他的稿件也多交由鍾肇政投給各報刊,雖然至死緣慳一面,但鍾肇政為他奔走出版文集、書寫傳記、成立紀念館,在文壇傳為佳話。
《魯冰花》一鳴驚人
1961年,鍾肇政在經歷多年的退稿挫折後,以《魯冰花》鹹魚翻身。這篇「因原先預定的連載未到」而登上聯合報副刊的長篇鄉土小說,在連載期間造成轟動,讀者信件「如雪片般飛來」。
《魯冰花》描寫一個少年繪畫天才,因家貧境遇坎坷,被現實埋沒終至早夭的遭遇,意在批判教育制度與賄選問題;筆觸清新,結構簡單而典型,創意因此略顯不足,1989年改編成電影後,更予人「濫情」的印象;然而經過數十年,這本書所指出的問題卻仍在我們周圍時有所聞,該說台灣教育環境未能戮力翻新?或鍾肇政有先知灼見?《魯冰花》因著樸實無華的寫實主義風格,反映了鄉村知識份子的淑世理想,與台灣社會匍伏前行的歷史遺痕,為本土作家首度贏得大眾掌聲。
由於《魯冰花》的成功,鍾肇政成為各界爭相邀稿的對象,之前堆積在抽屜裡的存稿逐漸出清,也給予他書寫另一個長篇的機會。同年起,他陸續完成《濁流》、《江山萬里》、《流雲》三個長篇,即台灣第一部大河小說《濁流三部曲》。鍾肇政表示,《濁流三部曲》是他的自傳體小說,以男主角陸志龍在光復前後幾年間的經歷為主幹,描述台灣知識份子如何受到戰爭無情簇擁,懷抱回歸「祖國」的希望,卻又在台灣光復後面臨國族、文化轉換的調適,祖國的美好形象幻滅,讓人徬徨、疑惑,彷彿一片流雲。
《濁流三部曲》巧妙地以台灣變化最劇烈的幾年,描繪整個島嶼命運多舛、動盪的歷史縱深,為台灣大河小說的書寫創造新可能。
逃入插天山
在戒嚴時期從事鄉土小說書寫,無疑具有高度政治危險性。從「文友通訊」時期開始,鍾肇政就曾被「特務」盯梢。1967年,鍾肇政著手另一個三部曲的書寫,首部曲他就直接命名為《台灣人》,原先是「公論報」復刊的首篇連載,然而在試版時,就因為「台灣人」這三個字遭警總查辦,原稿被扣,公論報更因此延後半個月才發行。
隔年,「台灣日報」邀稿,鍾肇政將《台灣人》標題改為《沉淪》,方順利發表。不過他也因此被立法院「資深」立委點名,列為「台獨三巨頭」之一(另兩位為高玉樹與陶百川);中共方面,鄧小平更不時在對台廣播中以他為「喊話」對象。
客觀情勢將鍾肇政的寫作計劃打亂,《台灣人三部曲》未能順利進行,他乾脆先著手《插天山之歌》。
這是一部不管內在、外在都充滿政治意涵的小說,表面上描寫遭日本人追捕的台籍知識份子遁入插天山逃亡的故事,但卻充滿鍾肇政在國民黨政府白色恐怖陰影下的自況意味。而在發表策略上,鍾肇政選擇反日題材,並刊登於國民黨所屬的「中央日報」,「這樣就猶如得到一張護身符」。
後來,鍾肇政乾脆將《插天山之歌》當作《台灣人三部曲》的第三部,二部曲《滄溟行》反而最後完成。《台灣人三部曲》連貫「台灣民主國」義軍抵禦日本的反殖民戰爭,到太平洋戰爭為止。葉石濤曾評論,這部小說「在白色陰影籠罩下,仍能高舉台灣人獨立存在的標幟,委實闡明了台灣人頑強生命力與獨立建國的意願」。
鄉土文學推手
《台灣人三部曲》書寫期間,鍾肇政同時還負責編輯吳濁流所創辦的「台灣文藝」月刊,鼓勵鄉土書寫,攏聚了本土文學作家的本土意識;未久,他兼任「民眾日報」副刊主任,為台灣文學開闢嶄新的園地。
當時他邀請葉石濤與彭瑞金為民眾日報寫「對談評論」,每個月對10到12篇的小說深入剖析,掀起「拚命寫小說」的熱潮,為台灣文壇培育了吳錦發、王幼華、彭瑞金等新人;另外,李喬的《寒夜三部曲》與東方白的《浪淘沙》都是在鍾肇政鼓舞下所完成,陳映真出獄後的第一篇小說《夜行火車》與陳若曦的《路口》,也都在「民眾日報」發表。
不停地創作、編輯、與翻譯,鍾肇政展現驚人的速度和耐力,他說,執教小學期間,所有的週末、寒暑假他幾乎都是在書寫中度過。問他何以能一面創作,一面還負擔繁瑣的編務工作,並如此堅持?他淡淡地回答:「應該是使命感使然吧。」
他表示,他這一代歷經客家人、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錯綜複雜的國族認同轉換,更為疑惑,也更為迫切地想尋得答案,他是以行動來解開生命的疑問。
流雲,你流向何處?
鍾肇政的文字呈現樸素的寫實主義風格,五十幾年漫長的寫作生涯中也未曾有過明顯的轉換。葉石濤評論,這是由於生活於客家農村的環境給他帶來負面的傷害,「資訊的缺乏以及很難認知外面思潮的變化,較少接受文學新潮流的衝擊」。
「流雲,流雲,你流向何處?」葉石濤曾以此譏諷老友鍾肇政在作品中一貫的客觀敘述,缺乏旗幟與理論。而外界亦有更嚴厲的批評,說他「缺乏有力的思想背景,患了思想的貧血症」。
但鍾肇政自己的解釋是,他比別人晚了十幾年才啟蒙,算半路出家,自我摸索、無師自通的方式難免傾向寫實主義。
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助理教授彭瑞金也曾指出,鍾肇政可視為日據時代新文學「沒有主義與不具形式的傳燈者」,但這「不意味了他的文學缺乏自覺」,他「推開現實的迷惘,洞燭出入歷史而不為歷史所惑」,「樸實的寫實主義信條,使我們想起作家具有作家眼的說法,平凡無奇、真實得不能再真實的生活素材,通過作家之眼,生活便得以顯現其力量,附著以意義。」
鍾肇政將自己的人生經驗重疊於台灣多舛的歷史中,他絕大多數的作品都屬於長篇,且與台灣歷史有關。「所以我花了很多的力氣在歷史材料的蒐集與考證上,」他說,包括訪問耆老、細究地理環境等田野調查,到翻找、查閱各種古文獻,「就靠兩條腿和一雙眼睛。」
他表示,台三線周邊他幾乎踏遍,選擇自己熟悉的環境為寫作背景會更具說服力。
從生活入手,就是鍾肇政小說膾炙人口的原因,連他作品中的女性角色,都深具客家女人勤懇、付出、溫柔的特質,不管是《魯冰花》裡的茶妹、《濁流三部曲》裡的銀妹、或《插天山之歌》的奔妹,都讓讀者油然生出一種親近的情愫。
「妹」常是客家女性的名字,鍾肇政的妻子就叫「張九妹」,或許她的包容與支持,很自然地走進了鍾肇政小說人物的性格裡。
作家要身體力行
一張1956年時購買的檜木書桌,今天仍堅固地擺在鍾家書房裡。
「這是我老婆當年賣掉第一批小豬後買給我的,」鍾肇政坐在書桌前,撫摸著桌面說,這張書桌900塊,而當時他小學教員的薪水一個月才四百多塊,張九妹對他的寫作有一種生活裡實際的支持。《濁流三部曲》、《台灣人三部曲》等作品就都是在這張老婆送的書桌上完成的。
氣候嚴寒,鍾肇政為支氣管炎痼疾所苦,兩個鐘頭的訪談裡,咳嗽越來越頻繁,最後沒辦法了,只好抱歉地揮揮手,表示無法再講下去。但回到客廳,喝一口熱茶,鍾肇政仍意猶未盡地表示,作家要身體力行,東西是不會平白從天上掉到我們手裡,不管是客家尊嚴也好,作家的創作自由也好,都要自己去爭取。
他回憶多年前到台北參與街頭運動的經驗:「在中山足球場集合,卻遇上了大雨,雖然淋一身濕,上火車時也就半乾了,後來也沒感冒。權利的爭取就是這麼一回事。」
各類勳章、獎牌擺滿客廳的書架,一包剛寄到的總統府賀壽禮擺在餐桌上還未開封,近年各界盛讚與肯定紛至沓來,鍾肇政卻不願對文壇的走向再做評論。
「眼睛不好,書少看了,要談年輕一輩的作品,我是『無可奉告』。不過我們要相信,文學是自動自發的,有理念就能自我成就,」他說。
這就是鍾肇政的價值,以他漫長的寫作生涯所展現的勇氣與耐力,為台灣文學開疆土,留下等身的寫作典範,也讓後繼者透過他的生命演繹,看到自己血液裡與生俱來的韌性與堅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