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魏鏞，就任現職八年以來，始終未脫好學不倦、深思熟慮、卻又直言無隱的書生本色。

不論是演講或接受訪問，他有一個讓聽者嘆服的特點，就是條理分明、層層剝入問題核心，把事情闡述得極其清楚透徹。

這或許可歸因於三方面：第一，他從小念書養成一個習慣，必把課文內容按邏輯重新組合，這樣好讀又易記。第二，他大學念政大外交系，給了他不隨便說話的外交官訓練；一旦開口，便要言之有物、言簡意賅。第三，他在國外攻讀國際關係碩士、政治學博士的歷程，使他受到良好、嚴明的學術訓練，看事客觀而深入，說話亦嚴謹而負責。

言之有物，層次分明

魏鏞從奧立岡大學得到政治學博士後，有八年時間在美國教書、研究，並曾獲選為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國家研究員，在一切順遂的情況下，他卻於民國六十四年返國。

他表示，當年出國留學時，他曾定好目標，要去研習屬於應用方面的課程，如：語文、國際法、美國政府制度、國際情勢等，準備回國服務時立可用上；但到了美國之後，接觸的領域一廣，他發現純學術研究亦是極有意義和價值的，比方說，社會科學探討人的行為，往往可歸納出幾種模式，據此可更瞭解政治行為的背景與動向。

他在學成之後，想到在國外所做的研究、所據的基礎，是別人的國家、社會與群眾，因著不同的文化背景與價值判斷，對研究內容多少會構成影響。因此他想回國研究自己的社會。

正好當時國內和他聯繫，希望他回國任職，所以他和家人商量後，就決定回來。第一年出任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第二年便進入研考會擔任主委。

由於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返國後的觀察，魏鏞對人才回流後的適應有獨到的見解。

歸國學人適應情形的U曲線

他曾根據多年的研究，提出一種U曲線理論，說明留學生回國適應的過程：

剛回國的學人，滿腔熱忱，要把所學的一切貢獻出來；而朋友們的誠摯歡迎給他許多溫暖，單位中的重視也讓他很有價值感，這是「蜜月期」。

漸漸地，回國學人會發現環境、制度甚至生活習慣上，種種不順意的事接踵而來；由於「水土不服」，做不出什麼成績，上司和同事對他的態度難免有所改變；初回國的新鮮勁兒已過，親友亦已把他當成普通人對待，不再那麼禮遇，於是情緒愈見低落，進入「抗拒期」。

有的人一直停留在這個階段，實在無法突破，最後不得不再度出國。有的人渡過低潮，一方面看清現實情況，有心去適應與改造；一方面仍然對自己對環境保持期許，於是重拾信心，熱心地奉獻己力，客觀情勢自亦跟著好轉，就此跨進「接受期」。

魏鏞說：「我對想回國服務的學人總是再三勸告，千萬別一時衝動、冒冒失失就結束在當地的一切。最好是實際一點，多方打聽、衡量，冷靜地考慮，甚至設法留一條後路，而不必以犧牲一切的心態回國；一有不如意，又怪環境虧欠了他。」

他又說：「回國是一個選擇，要衡量得失，『失』是放棄國外優良的學術環境、高薪職位；『得』是在自己國家做事有踏實感、生活上有親友的溫情。比較之下，若認為甘願如此，再下決心還不遲。而且以平和冷靜的心態回國，適應的過程便可縮短。」

政界與學界如何相互尊重與合作？

魏鏞回國後，本想扮演的角色是，以學術為主，偶爾充當政府的諮詢顧問。沒料到才過一年，就被延入行政院研考會擔任主委。

談到學界和政界的關係，他認為，有些學科本身應用性高，若專攻的學者個性也適合，則學者從政對政府確會有幫助。

「但對於喜歡埋頭做研究、不擅與人周旋的學者，就不必為了拉攏他們而給予顧問銜，常請他們參加這個會、那個會，浪費了他們寶貴的時間與精力。對待這類學者最有益的方式是，給予好的研究環境，如有重要計畫，則委託他們做深入研究。」魏主委說。

他又強調：「向學者諮詢、委請專家作研究，都是正確的做法。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內部要有人會消化這些意見和研究成果，才能轉化成政策方案。這就要靠學有專長的幕僚人才。我們目前在這方面還有待加強。」

從政前，甚至在國外時，他就已不斷提倡把行為科學的方法，運用到社會研究上。一方面希望國內社會學研究不偏於哲學思維之一隅，而能建立起嚴密的資料基礎和正確的研究方法，成為可以驗證的學問。另一方面，有了調查社會實際情況的數據和資料後，社會科學可以落實在環境中，作為國家施政和規範社會行為的基礎，也可引起大眾對社會科學的重視和興趣。

他表示，臺灣的社會科學與西方國家差距之大，比自然科學還要明顯。為了補救這種情勢，民國五十七年他便為文建議：

（一）政府官員要認識社會科學的價值和專家的地位，避免越俎代庖。

（二）社會科學家要講求研究的理論和方法，不要抱殘守缺。

（三）民間工商界要對社會科學研究予以大力的支持，不要袖手旁觀。

社會科學對國家現代化亦能提供極大助力

他認為，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科技發展所導致的文化和社會的衝擊，都要靠社會科學來評估；而且一個社會愈成熟，文化及價值觀念的問題就愈重要，像人際關係、人生意義等傳統和現代觀念的調適，是物質層面以外的重要課題，亟需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的努力。

以他自己而言，從政後，他把政治學中運用到的科學方法帶進行政體系（包括意見調查、系統分析、資訊理論及計畫管理等），而它們也的確發揮了效果。

拿意見調查做例子，可看出這個方法不但有助於政策的擬定，有時還引出許多有趣的發現。

研考會在奉命推動改善「為民服務」工作時，首先著手改進基層公務員的辦事效率和態度，於是進行調查：民眾對政府服務不滿意的地方有那些？基層公務員的素質如何？工作環境如何？需要改進否？……然後訂出改進工作大要，包括：簡化表格和申請手續；舉辦公務人員講習，希望由改變觀念做起，以改善服務態度；為基層辦公室加裝冷氣，增進工作和辦事的環境條件……。

這項工作實施以來，具體的成果有：需要附繳戶口謄本的事項由近四百件減為廿件，申請出入境時間由七天減為三天，以及戶政單位懸掛清楚圖表，標明辦理各種手續所需的證件及流程……。

這些工作一件件推動後，研考會曾再度做民意調查，民眾幾乎一致表示行政效率已提高，服務態度有顯著改進。

我國呈現溫和贊成型的民意

魏鏞又曾研究世界各國的民意結構，發覺可以分為六種類型。

在極端對立型中，民眾對政府的意見各趨極端，多半不是極贊成，就是極反對。這種情形見於印度、巴基斯坦等國；而他們的民意代表，也需以極端的立場來吸引票數。

溫和對立型的民意出現於穩定保守的國家，如英國，反對和贊成的人數差不多，可是愈往兩個極端，人數愈少，反而處於中間的民眾較多。這是他們兩個主要政黨得以輪番執政的原因。

一面倒的贊成型政治型態，多發生在國家面臨憂患的時候，上下一致對外，是民意一面倒傾向政府。

一面倒的反對型，則恰好相反，民眾一致反對政府，這時政府就危危欲墜了。

趨中型的民意型態，多屬於中間派的稍贊成或稍反對，沒有重大的衝突，狂熱分子也少。

而「鯨魚背」形狀的溫和贊成型，以稍贊成和贊成政府的民眾佔最多數，其次為稍反對者；反對和極反對派，尚不及極贊成派的數目，因此整個民意傾向於贊成政府。

根據研考會調查，臺澎地區的民意結構呈現「鯨魚背」型。在這個情勢下，競選言論應走的趨向就不言而喻了。

實際調查發現，省籍問題並不嚴重

對一般認為敏感的省籍問題，研考會實際做過調查，發現多年來因為彼此通婚頻繁，省籍界限已漸消除。

問卷中首先問受測者願不願意和對方交朋友？其次問願不願意有這樣的事業夥伴？然後問願不願意兄弟姊妹或子女和對方通婚？……如此一層一層深入，得到的結果是75%以上的人沒有排斥省籍不同者的觀念。其中由於通婚的關係，55%有親戚（近親佔27%）和自己省籍（本省或外省）不同。

民眾普遍相信下一代會過得更好

七十年對選民所做「社會階層認同」的調查中，也有些有趣的現象。

調查中將社會階層分為上、中上、中、中下、下五種，有55.4%的選民認為自己是中產階級。另外，民眾認為父親屬於中上和上層者佔7.7%；認為自己屬於該二層者稍多︰9.2%；而預期子女未來會屬於該二層者高達40.3%。

由此可看出，一般人民覺得自己較上一代的社會地位提高，而下一代又將比自己更高。這也是對自己與社會未來的進展更具信心的表徵。

這些調查不但使民意更清楚地呈現，提供政府施政方向很好的參考；對於社會科學研究者來說，也是頗具啟發性的資料依據。

魏鏞對人才方面的研究，則源自研究所時期，當時他的博士論文是「人才引用與政治危機：有清一代政治領袖的研究」。他對目前政府內部的人才結構曾有深入的分析。

中高階層公職人員亟待加入新血輪

年齡方面，根據三年前的統計，中高階層官員的平均年齡57歲，其中以60至64歲的人數最多，其次是55至59歲。顯示年齡結構偏高。

學歷方面，由於抗戰動亂和臺灣光復前高等教育不夠普及，在人數最多的年齡階層（50∼64歲）裡，學歷較差，顯示人才素質還不夠整齊。

魏鏞說，民眾素質一直在提高中，他們對決策錯誤和行政效率低落的容忍度，和以前比較起來，要低了許多。批評性增加，容忍度減少，就形成對政府的壓力。要減少此一壓力，只有靠提高公務員的素質。

魏鏞認為，要提高公務員的水準，除給予在職進修訓練外，首先要做的，便是改「齊頭式平等」為「立足點平等」。目前我國低層公務員的待遇超過民間，而中高層則遠不如民間，容易造成人才的流失。

高低層公務員的待遇必須拉大

高層和低層公務員的待遇級距加大之後，有能力的人升遷快、薪水高，才會留在政府裡，否則往往轉入民間；要不然就得靠假性升遷、情感維繫等因素來留人，不僅不合理，也不見得管用，徒增管理的困擾。

同時，考績及升遷的依據必須公平合理，而非輪流均分，如此方可激勵士氣，提昇工作成果。

有人認為，若把待遇提高，會造成政府財政上的重大負擔。魏鏞表示，這是觀念問題，其實薪水調整能使工作士氣與效率提高，如果按工作成績來算成本，反而更划得來。

「現在大家對薪資差距問題，觀念已漸漸改變，如果也注意對績效、人數加以控制，行政效率一定會更為提高。」魏鏞指出。

期待第四次人才大結合

至於整個國家的人才問題，他從歷史的角度剖析：「國家現代化的原動力，源於全國人才的大結合。清末民初的海內外人才第一次結合，推翻了滿清。八年抗戰，在西南後方人才的第二次結合，擊敗了日本軍閥。民國卅九年以來，遷臺的人才和臺灣各界菁英會合，形成第三次人才結合，創造了國際間公認的『臺灣奇蹟』。而民國七十年代，面臨複雜且變動劇烈的國際環境，整體建設發展也步入再次現代化的重要關頭，我們需要海內外人才第四次大結合，來奠定國家發展再上層樓的根基。」

過去延攬人才的方式，魏鏞以「乳牛」模式稱之：請國外牧場的乳牛（人才）短期回國，供我們擠奶，國內免擔負長期養牛的支出。這種做法，對五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和技術引進，有相當大的助益。

「乳牛」抑「植根」？

但此模式的缺點是，不能帶動全面發展，且學人若在回國期間，購置昂貴設備，或提出長遠計畫，而服務期滿撒手便走，使設備廢置、計畫推動無門，反而造成浪費。

因此他主張現行方法應該是「植根」模式，希望延攬人才在國內久留，並培育新人，建立自主的人才體系。也就是移植在國外長大的樹木於國內，並不斷改善土壤養分（工作條件），使之欣欣向榮，進而開花結果，陸續育出新苗，逐步把參差的雜木林轉換為整齊高壯的高級林。

重視國家現代化

對於國家「現代化」問題，魏鏞一直十分關切。

八年前，他曾為臺灣現代化的過程把脈，點出三個問題，呼籲大家未雨綢繆。其中包括：（一）經濟成長的速度，及資源與環境維護的問題；（二）在經濟成長中，如何將社會財富、地位、受教育機會及各種基本價值，公平地分佈於國民之中；（三）如何在一個富強的社會中，維持民風樸實堅韌，並保持高度的應變能力。

他寫道：「為求一國之現代化，不可以物質建設為唯一目的，也不可以現代化行政企業制度之建立為滿足，而要培養出一群有現代化思想與行為模式的人民。沒有這個基礎，空有現代的制度與物質建設，最後還是會站不住腳。有了這個基礎，制度的樹立與物質的建設，都只是時間問題而已。」

讓好人出頭

他又說，現代化社會每人扮演的角色往往有很大的變動，成敗也顯得較清楚。對那些不想求變化，或想依附原來勢力的人，現代化社會並不好，他們容易有嚴重的挫敗感與失望。唯有對適應力較強，靠自己能力，有創見的人，才會覺得現代化對他們是好的，有價值的。

因此一個處於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如何增加每個人的成就感，減少大家的失敗感、挫折感，使有能力有操守有抱負的人出頭，是維持社會穩定與繁榮的一大關鍵。

在「讓好人有機會出頭」一篇文章中，魏鏞寫道：

「從現代國家的經驗觀察，能夠有相當建設的國家都需有一群人，這群人要具下列四個條件：第一要有遠見；第二要有判斷力；第三要受過良好訓練；第四要有足夠的經驗。」

這種人才要靠磨練奮鬥，要靠公正的評價才能培養出來。「就像賽跑，大家一起跑，落後的便讓他落後，摔倒的就讓他摔倒，讓他自己爬起來，不要扶他；最後能堅持到底的，便是我們所需要的人才。最要緊的是不要讓有些人不跑，擋住別人跑，或伸腿叫人摔倒，這樣國家便會退步、會落伍。」

提倡「非經濟計畫」

「非經濟計畫」是魏鏞創造的另一個名詞。鑑於我國經濟發展得力於中長期的經濟計畫極多，他呼籲大家不要忘記在政治、社會、文化方面，也該有具體的中長程計畫。特別要注重較難的軟體規畫，還要加強計畫之間的聯繫、協調；同時宜保持計畫的彈性和開放，使國家有個總體的目標方向可供依循，運作起來會更有效。

他很高興地表示，經過努力，這個構想已在民國六十八年開始推動，在「復興基地建設方針案」中，包含了有關社會、文化、經濟的十年長期計畫，目前進入第五年。他認為這是個突破性的發展。

作為一個觀念新、愛動腦筋的政府官員，魏鏞除在臺大政治系兼課外，自己仍然保持大量閱讀與做研究的習慣，有時也參加國際性的學術會議。

由於多年來保持與國際學術界的密切聯繫，並不斷發表論文，魏鏞對國際問題的觀點，常被學界及大眾傳播所引用。他對分裂國家在國際法下地位的探討、亞太地區未來發展模式的推演，都曾引起相當的反響。

對外關係影響內部發展

他對我國的對外關係亦極關注，曾說：「國際關係看起來似乎是個獨立問題，其實它和國內政治發展、社會穩定、經濟景氣都有極大的關聯。因為它一方面影響貿易、人民來往和國家安全，另一方面涉及國家形象的塑造。」

據研考會調查，人民對外交愈滿意，對政治制度就愈支持；尤以年紀愈輕、學歷愈高的人，最為明顯。因此他認為，基於增進國內政治安定和團結的因素，也須全力開展對外關係。

除了處處強調國家發展務必要有前瞻性的看法，魏鏞的處事作風，在傾向保守的政府官員中，也顯得相當前進。

譬如，他認為政府應該透過大眾傳播，讓民眾瞭解政府在做些什麼。如果只埋頭做事，放棄溝通機會，政策的施行和民間的配合，恐怕不易齊步前進。

批評坦率、意見中肯

作為政策分析規畫機關的主管，魏鏞常針對時局，提出許多坦率而不失中肯的意見：

「從傳統過渡到現代社會時，我們的民眾一方面剛獲參與政治的機會，一方面沒有現代社會人民的成熟和世故，導致對政治問題過度理想化和情緒化。」

「許多問題本來可以冷靜地由行政的、制度化的角度解決，但為了政治理由，有人往往隨意採取一個並不好的解決方式，或乾脆一拖再拖；像人口政策、都市計畫、國際關係、教育發展等，都有這種情形出現。」

「分層負責和分層授權是一體的兩面，可是我們常把兩者分開。當一個機構塈C階層出錯時，負責的人往往是首長，社會大眾也會要求首長引咎辭職，甚少人會去想到應當就事論事……。」

「政府不一定要事事都管，但凡管的事一定要管得徹底。此原則可用簡單的六個字表達，就是『少管、會管、敢管』。要達到這個目的，一方面要確定施政的優先次序，一方面要有能力與決心。譬如治安問題、交通問題、環境汙染問題，比起色情問題，那一個更重要？當然前三者重要！放著治安、交通與環境問題不全力去管，反而把不少力量放在色情問題上，這便是優先次序的倒置，也就是不會管。」

這種種切中時弊的諫言，出自這位學者官員深厚的學術背景，和廣泛的吸收觀察。

積極進取，也實際、細心

今年四十七歲的魏鏞，有改革者積極進取的一面，他說：「研考會最大的挑戰是，這個單位本身的工作性質就是要創新、突破。」但他也有實際、細心的一面，「我對法令規章、行政程序、機關背景、政府施政原則及同仁的條件……，都會一併加以考慮。我亦常提醒同仁，提供思慮周詳、資料紮實的方案，是我們協助規畫政策時該做的事；至於是否行得通，則看客觀環境、時機和決策者的考慮了。」

他認為，在未來的五至十年間，是我國各方面的一個關鍵時期，許多重大的問題，均須透過冷靜地、有遠見的思考，及和衷共濟的團隊精神，來訂下洞燭機先、平衡開闊的政策。這便是我國的決策及行政體系在民國七十年代所面臨的挑戰。

「創意、毅力、謹慎、耐心，加上善意」，是計畫、考核工作獲致成功不可缺少的條件，這應也是魏鏞對自己的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