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一勞動節，二萬多名公、民營事業勞工不畏驟雨，走上街頭，喊出包括反失業、反金權、反高學費、公費選舉等六大訴求。這場號稱台灣工運史上最大、最有理念的遊行雖已落幕，但締造台灣奇蹟最大的幕後功臣──台灣勞工們，今日處境究竟如何？勞動政策又面臨哪些改弦更張的挑戰？

例一：

王先生，大學畢業後服務於某教學醫院檢驗科，六年後離職跳槽，由於這家醫院的規定是滿七年才發給退職金，王先生最後選擇兩手空空地離去。接著他服務的另一家大型醫院更是毫不通融，規定滿二十五年才能退休，如今眼看八年過去了，又開始倦勤的王先生不禁躊躇，要不要苦熬下去？一旦跳槽，難不成退休年資又要從頭算起？人生還有幾個六年八年可以這樣揮霍？

例二：

呂先生是國內某家大型紡織企業的工會幹部，也是該公司「勞工退休準備金存款監督委員會」的勞工代表。熟知法規條文的他指出，今年這家公司六個廠區、總計六千多名員工中，有三百多名可以辦理退休申請，算算總計需要四億元的退休準備金，然而雇主依照「勞動基準法」按月提撥到中信局的退休準備金帳戶中，卻只剩區區四、五千萬元，「到時候要怎麼讓他們退休？」

更讓呂先生驚恐的是，最近傳出雇主正在進行地目變更，要將工廠由工業用地改為「工商綜合區」。地目變更的下一步會是什麼？難道關廠歇業的厄運終於還是躲不過？住家就買在工廠旁邊，只祈禱能在這裡熬到退休的他，問自己是不是也要學別人去抗爭、臥軌？

舉不完的例子，在在暴露出國內受薪階級的疏忽、資訊不足與弱勢。為數六、七百多萬、堪稱全國最大族類的受雇者，在孜孜矻矻於工作之際，是否也該想想，自己的權益到底要靠誰來關心？

不會生病請假，也無需退休資遣的大型機器，已逐漸取代勞工，成為生產線上的主力。（薛繼光）

勞資關係，今非昔比

台灣的人力素質，在歷來的國際競爭力排行榜上都名列前茅，比起韓國春鬥、秋鬥不斷的強悍工運，台灣勞工勤良溫順，「勞資和諧」一向是勞動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

勞委會主委詹火生就指出台灣受雇階級和國外不同的兩大特徵：「過去幾十年來，台灣都以中小企業為主力，來公司幫忙的，不是左鄰右舍就是親朋好友，勞雇關係一向很有彈性。不像國外以大企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勞資間壁壘分明，本質上就是對立衝突的。」

再說，過去小資本創業容易，不管做黑手的、作業務的，目標都是攢點錢後自己出師開店去，「沒有人甘願屈居勞工階級，大家都想往上爬。換句話說，今天的受雇者可能是明天的老闆，自然談不上什麼勞工階級意識，」詹火生指出。

然而，造就台灣勞資和諧印象的背景因素，已經隨著台灣就業市場的快速轉型，面臨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影響就業市場變動的最大因素，首推產業轉型。

「老實說，台灣產業轉型成功，高科技迅速崛起，對國家是好事，但對勞工可能是禍不是福，」專精於「勞動經濟學」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辛炳隆指出。

成衣、玩具組裝等勞力密集產業在台灣逐步消失，意味著許多中、高齡勞工必須放棄原有的技能，另謀生路。（本刊資料）（薛繼光）

高科技，是禍不是福？

走進新竹科學園區，一棟棟密封無塵的半導體廠房，完全採取自動化生產，一年二、三百億台幣的營業額，雇用的員工數卻不到三千人。

「高科技產業是用專業技術和龐大資金堆出來的，能夠跨進這個領域來分一杯羹的人不會很多；這和大家都可以『矇賺一點』的傳統勞力密集產業完全不同。」結果是那些從鞋廠、成衣廠、燈具廠關廠後流落出來的勞工，來到這裡依舊不得其門而入。

辛炳隆以去年訪華的競爭力大師波特為例，波特推崇的是將固有產業升級，像義大利的鞋城那樣，「以前做廉價鞋，現在做高級鞋，這種轉型勞工還學得起來。可是從做廉價鞋到做微電子，就意味著有一大群勞工將永遠被淘汰出局了。」

新興產業講究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創業者白手起家不是不可能，但畢竟比以前困難許多。就連開間電器行、美容院、甚至雜貨店等，也會發現自己要和大財團的連鎖店競爭。

「當老闆已經不是一般人做得起的夢了，」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郭國文指出，「受雇者會開始自覺到自己可能一輩子都要吃人頭路，勞動者的階級意識會被激發出來，勞資對立的本質也會越加凸顯。」

為了避免缺工問題影響進度，重大公共工程及民間投資可以專案引進外籍勞工。只是這樣一來，原本常「逐工地而居」、在鋼架上討生活的原住民，又面臨極大的失業壓力。（薛繼光）

誰願意「逐工作而居」？

產業結構的變化，附帶造成了產業重鎮的「區域化」，也連帶影響到目前的就業型態。

辛炳隆指出，以往政府發展產業，強調的是「離農不離村」、「家庭即工廠」，因此工業區遍布鄉鎮，光是一個桃園縣，就有八德、大園、觀音等七個中小型工業區。然而，為了節省運輸及資訊傳遞等成本，現代化產業越來越有「叢聚」的集中化特性，像是匯集了全國焦點的新竹科學園區、台南科學園區、台塑麥寮六輕廠區等。

產業區域化，高房價，再加上現代人對子女教育的重視等因素，使得受雇者的遷徙成本比以前高，要轉換工作地點時的考慮會特別多。

辛炳隆舉例，台北市的失業率在百分之三以上，是新竹的兩倍。很多人奇怪這些失業者幹嘛不去遍地黃金的新竹找工作？然而從行政院主計處的一項調查中可以看出，去年國內失業者「有工作機會而未就業」的原因中，「工作地點不理想」高居第二位，僅次於「待遇太低」，顯見現代人「逐工作而居」的意願並不高。

上述調查中，有一半以上的失業者因為「待遇太低」而不願屈居眼前可得的工作，這或許意味許多人眼高手低，服膺「錢多事少離家近」的求職哲學；然而深入分析，變調的外勞政策也可能是幫凶。

眼前就有一個例子，可以支撐這份「合理懷疑」。

四月三十日下午兩點半，位於桃園大園工業區的耀元電子廠六百多名員工，提前收到了勞動節大禮：「明天開始，大家不用來上班了！」「老闆都已經說了，大家還懵懵懂懂，覺得這不可能是真的吧？」耀元電子自救會會長李東和回想當時，大家幾乎都傻了。直到五月二日，正式公告貼出來，員工的憤怒才如潮水般湧起，決定「不再顧念老闆的情面」，佔據廠房，開始長達十多天的埋鍋造飯、四處抗爭的歷程。

令員工更覺「情何以堪」的，是他們發現，原來失業的只有本國勞工，至於廠裡依法應該遣送回國的一百八十多名泰籍外勞，竟悄悄由當地勞工局負責抽籤，分配到附近的二十四家工廠去了。

「外勞大家搶著要，我們的利用價值還不如外勞！」李東和憤憤指陳。

目前正為「職業災害保護法」催生的吳先生，在從事電工工作時被高壓電電到，從此改寫人生。「希望政府拿出辦法來，讓遭受職業傷害的人能有一條活路！」吳先生說。（薛繼光）

新競爭者──二十億勞工潮！

辛炳隆指出，台灣就業市場存在一個不合理現象──高缺工率和高失業率並存。對照前項調查，可以知道「待遇談不攏」是一個主要因素。然而，失業勞工並沒有獅子大開口，他們要求的，不過是就業市場上同級勞工薪資的九成多，無奈雇主卻只肯用市場薪資的七成多來雇人。

「這七、八成價，大約就是外勞的價格，」辛炳隆推論，雇主在登報找人時，心裡屬意的其實是外勞，「故意造成缺工以便引進外勞」不是不可能的事。目前勞委會也已驚覺到這一點，一般事業的外勞引進已經喊停，然而重大投資及公共工程，仍然可以申請專案引進。

「政府為什麼要獎勵重大投資？不就是為了能創造就業機會，提振國內景氣嗎？結果工作機會卻落到外勞手裡！」辛炳隆指出，政府當初強調的「外勞和國內勞工只是互補，絕對不會取代、排擠本勞」的原則，顯然沒有把持住。

將外勞問題放大來看，凸顯的是「全球競爭」時代的現實與無情。

「不適度引進外勞，會逼得企業走上關廠、遷廠的絕路，」經建會人力規畫處處長劉玉蘭指出，自從九○年代初，冷戰結束後，共產主義國家紛紛加入自由市場競逐，光是中國大陸就可以提供數以「億」計的廉價勞動力：「以往只有半個世界在競爭，現在參與競爭的人多了一倍！」

低底薪、長工時，一天站下來腳發脹，但「偷坐一下」就可能要罰五百元的百貨公司小姐們，在納入勞基法後，勞動條件會不會有改善呢？（薛繼光）

WTO效應

劉玉蘭指出，外在大環境的變動如此劇烈，台灣又屬小型開放型經濟體，不光是勞工沒有安全感，企業主也面臨巨大的營運風險。「政府何嘗不希望替受雇者爭取最大的權益？但算盤在老闆心裡，只要獲利率一降下來，他們就要出走，誰也拉不住！」

展望未來，我國若於今年底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後，來自全球的商品都可以輸入；屆時國內沒有競爭力的各項產業必然會加速出走，就業市場又將掀起一番洗牌。

「加入WTO，經濟部預估可以增加三十多萬個工作機會，勞委會卻擔心可能造成二十多萬名勞工失業。到底有誰能告訴我們，明天會變得怎樣？」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郭國文質疑。

郭國文也瞭解，加入WTO後，意味著各種產業的消長更快速，傳統製造業的比重會進一步降低，取而代之的新興行業是金融、服務、法律、會計等等專業。

「反正這些變化，對四十來歲、流血流汗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的產業勞工來說，沒有一項是好消息！」可以想見的是，更多人將被拋出職場，從此再也找不到安身立命的所在。

勞基法三階段擴大適應一覽表〔圖表〕。（薛繼光）

友情串聯，經驗輸送

面對國內、國外排山倒海的局勢變化，勞工的反應是無奈多於怨恨，「時代變了嘛！誰叫自己生不逢辰？」然而，如果惡質老闆假藉經營不善、關廠倒閉，暗地裡卻「乾坤大挪移」，早就辦好遷廠、脫產；甚至換個公司招牌，另起爐灶，來規避員工的退休金難題，這種「惡性關廠」，才是讓勞工覺得「人神共憤、天地難容」的。

前年因為臥軌抗爭而引發軒然大波的聯福製衣廠，在二十年前是台灣首屈一指的製衣大廠，老闆的事業遍及泰國、越南、大陸，甚至南非。「每一家廠都比台灣廠大！」當年替老闆到南非打天下，還在異鄉住了兩年，如今卻是聯福自救會會長的詹啟明說。

今年五月初，詹啟明看到報上刊載耀元電子廠突然倒閉、資遣費一毛不發、老闆避不見面、員工則哭天搶地亂成一團的新聞，他知道這又是另一個聯福事件重演，因此立刻和耀元自救會李會長搭上線，主動提供「友情援助」。

老闆關廠，是因為公司不賺錢嗎？詹啟明和李東和對這種說法都嗤之以鼻。

「我們耀元電子是『陽光產業』，產品包括替中科院生產機關槍的雷達，這兩年還申請上櫃，怎麼不賺？」李東和質疑，關廠的主要原因，說穿了還不是因為耀元已經是二十三年的老廠，過不了幾年員工就要開始陸續辦退休，依目前中信局裡的退休準備金帳戶來看，「再付三份退休金都付不起」。此時不關，還待何時？

「我們現在一有機會就提醒工業區裡的別家企業員工，只要你在二十年以上的老廠工作，千萬要有警覺心，不要被老闆賣了都不知道！」詹啟明強調。

今年五一，勞工界發起一場以「建立新社會」為訴求的大規模遊行；然而勞工力量的凝聚與展現，猶待努力。（薛繼光）

先還員工，再還銀行！

不過，退休準備金提撥不足，那偌大的廠房總可以拍賣吧。員工也知道一年兩個基數（一個基數等於退休前六個月的平均月薪）的退休金不必奢求，只要能領到一年一個基數的資遣費就阿彌陀佛了。然而不管是聯福或耀元，都出現廠房明顯「超貸」的弊端，連位居債務第一順位的貸款銀行都拿不回本錢，弱勢勞工更連殘湯剩水都分不到了。

說來遺憾，製造業曾是台灣的重心，「勞基法」就是為這些產業勞工量身訂作的，從勞動條件到退休、資遣等規定，鉅細靡遺。無奈正因為法規定得太嚴格了，結果「立法從嚴、執法從寬」，從七十三年立法至今，根本沒辦法落實執行，應該按員工月薪百分之二至十五逐月提撥的退休準備金辦法幾乎形同具文；只有百分之十五的企業按規定在中信局開了帳戶，還往往提存的不夠，種下了今日惡性關廠風的根苗。

「退休金要靠長年、大量的累積才能支應，現在『臨時抱佛腳』，叫老闆到那裡去變出一大筆錢來？！」直言政府「監督不週」、「失職」的詹啟明說。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勞委會今後會加強這方面的檢查，雇主沒有按規定提撥的，可以連續開罰單處罰，」勞委會主委詹火生表示，「雖然不能一下子把老闆們逼得太緊，但至少不能再任憑員工的權益被糟蹋。」

詹啟明則贊同更激烈的措施，「乾脆明文規定員工的補償費優於銀行抵押權，銀行為了確保債權，自然會嚴格把關，何必靠政府呢？」這項「員工權益優於金融抵押權」的訴求，如今已由多位立委提案，在立法院備案審議中。

員工依法求償有理，不過站在綜理全國經濟情勢的立場上，經建會人力規畫處處長劉玉蘭卻表示了她的憂慮。

重新檢視退休大餅

「勞基法當年制訂的退休辦法根本窒礙難行，」劉玉蘭不諱言，一年年資最高可以領兩個月薪資的退休金制度，實在超出一般雇主的能力；更何況請領條件嚴苛，等於是畫了一張大餅，只有少數受雇者能吃得到，反倒形成不公平。

依據勞基法，員工必須在同一家事業服務滿二十五年、或服務滿十五年而年滿五十五歲才可以請領，這種辦法是建立在幾項假設上：每家企業都能永續經營、每位企業主都會按規定準時且充分地提撥、每位員工都能在同一家企業從一而終，而且最好員工申請退休的時間能隔遠一點，避免準備金一下子失血太多。

「可惜，十幾年驗證下來，這些假設都不成立！」劉玉蘭指出。根據統計，中小企業佔了台灣企業家數的九成五以上，而它們的平均存活年限只有十二至十五年。換句話說，絕大部份受雇者在職場上流轉一輩子，最後還是和勞基法所保障的退休金絕緣，頂多只能領到勞保的「老年給付」。

勞基法的退休制度還有一個後遺症：它會嚴重影響中高齡失業者再就業的可能性。劉玉蘭指出，依勞基法規定，員工工作的前十五年，每年要發給二個基數的退休金，十五年以上則是一年一個基數，總計以四十五個基數為限。換算起來，老闆如果錄取一位四十五歲的受雇者，從進用到六十歲退休，一年要付出兩個基數的退休準備金；而一位二十五歲的受雇者，從進用到退休，最高四十五個基數分攤在三十五年內，一年不到一•三個月，划算多了。

劉玉蘭尤其憂心的是，目前許多行業才剛要納入勞基法，勞資雙方對這些規定都還「霧煞煞」，所以中高齡資遣勞工去做大廈管理員、保全或清潔工，還可以勉強找一口飯吃。但依規定，在今年年底前，所有受雇階級都將強制納入「勞基法」，雖然退休金並不溯及既往，但對未來的衝擊還是非常深遠。（見表）

「一旦適用勞基法，街頭巷尾那些本小利薄的餐廳、服飾店、美容院……等等，如果關門要付員工資遣費，不關門則要付退休金，經營成本會大幅上升，」劉玉蘭用「不敢想像」來形容屆時可能發生的勞資爭議。

每人一個退休專戶

法令窒礙難行，為了勞資雙方的好處，修法已是當務之急。目前「勞退金條例草案」已經出爐，原本勞基法中「完全由雇主負擔」、「一年最高可以領兩個月薪資」的優渥退休制度將大幅縮水，改為雇主按員工薪資的百分之六（暫訂）逐月提撥，也就是雇主只有一年負擔○•七二個月退休金的義務。

「如果員工覺得不夠，可以依『勞雇協商』的方式增加，」劉玉蘭舉例，譬如老闆、員工可以各自再出百分之二，就算是員工也為自己的養老金盡一點「強迫儲蓄」的義務吧。

新版退休制度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從「企業設立退休準備金專戶」改為「專人專戶」──每位員工都有屬於自己的退休金戶頭，不管員工換到那裡工作，這個專戶都隨之轉移，再也不必為了「苦熬」退休金而忍氣吞聲；同時員工可以定時檢查自己的戶頭，不必擔心雇主會少提撥。

可以想見的是，由於新制的退休金將縮水，原本勞動條件良好的國公營事業及大型民營企業員工都紛紛叫痛，誓言抵制；相對的，原先根本沒打算長久經營、連一毛錢也不願意提撥的小企業主們也是怨聲載道。

劉玉蘭站在中立立場表示，「這張餅是比較陽春，守法的雇主不會負擔太重，而受雇者人人都拿得到，」以社會公平的角度來看，新制有不少好處。

未來的大方向──鬆綁

退休金之外，勞基法中的多項條文，如工時、加班、女性夜間工作的限制，以及資遣費的發放等，也會是修法時「鬆綁」的目標，目的是讓雇主有更大的用人彈性，願意多雇用諸如部份工時、女性員工、中高齡轉業勞工等處在就業市場邊緣的勞工。

「過去勞基法一味強調保護勞工，法條訂得太死了，結果綁手綁腳，成了『反保護』，」劉玉蘭指出，未來修法將盡量朝著「鬆綁」、「勞雇雙方自由協商」的大方向走；目前同樣在立法院中待審的其他勞動法規，如勞保條例和工會法等，也將依循同一方向修改。

然而，將勞動法規的鬆綁立足在「勞資自由協商」上，這方向行得通嗎？

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研究員謝國雄表示質疑：「這種作法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台灣的勞資雙方從來沒有對等過；勞資地位不對等，又如何能期望據此做出公平的協商？」

謝國雄指出，美國鋼鐵、汽車產業等強勢工會，可以主導勞資關係的走向，不必政府插手；歐洲各國的左翼勞動聯盟更是和右翼政黨平分天下，輪流執政，「勞資協商」不會是空話一句。然而台灣沒有這種環境。

青天大人即將消失？

「以往政府一直用父權心態對待勞工，一方面保護，一方面則壓制勞工的自主意識。結果直至今日，勞工出了問題，不管是去立法院請願還是去行政院丟雞蛋，都擺脫不掉『救命啊，青天大人！』的無助悲情，」謝國雄嗟嘆，如今父權威嚴已然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各利益團體稱斤論兩的討價還價，勞工應該體察局勢變化，做出因應才行。

局勢變化，勞工不是不知道，幾次工運遊行，就是企圖展現力量。然而勞工力量的凝聚要靠組織，無奈在總數約三萬多家的三十人以上企業中，有工會的不過區區一千多家，還不到百分之四！

為了鼓吹成立全國性的產業工會（全產總）而在全台各處串聯的台北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劉庸回憶，十年前他投身工會組織時，就曾被服務的大同公司以「熱中工運，有損公司聲譽」為由開除，他硬是和資方打了三年官司，才把工作權奪回來。他指出，勞工意識要靠自覺，靠力爭。「什麼學歷不高、資訊不足，在我看來都是藉口！」

五一大遊行那天，劉庸帶隊衝進立法院，見到國會助理們還不忘調侃兩句：「今天勞動節，全國適用勞基法的受雇者都有權放假一天（國會助理於今年三月一日納入勞基法）。你們這些天天整理法案的人，難道連自己的權益都不會去爭取嗎？」

為了強化勞工意識，劉庸指出，在企業內，第一先要有「不被資方掌控、不做資方花瓶」的「自主工會」；成立自主工會後，再進一步建立「團體協商」的機制。像大同公司兩年前開始的員工入股分紅制度，就是工會提出各項營運數字，向資方據理力爭的戰果。

在企業外，勞工也體認到，參與選舉、累積政治資本，是未來能和資方平起平坐的唯一途徑。

「以前還希望透過在野黨，推派代表替勞工做代言人，」由台塑二十四家工廠工會組成的工會聯合會理事長柯金龍表示，「現在看到政黨合流，誰都不把勞工的權益放在最優先，已經絕望了。」目前正投身基層民代選舉的柯金龍覺得，「代言人」不可靠，勞工必須要靠自己。這次五一遊行的六大訴求中，「公費選舉」也被納入，正反映出勞工對親身參與政治的渴望。

尋求可長可久的定位

持平來看，「幾十年來，台灣勞工隨著經濟起飛而富裕；除了邊緣勞工如原住民、婦女、中高齡及殘障者外，主流勞工並不是弱勢族群，」詹火生指出。只是近些年政經環境劇變，房價飆漲，股市大起大落，財團坐大後金權橫行，加上就業市場的不穩定，勞工「相對剝奪感」持續升高，人心也浮躁許多。

「幸好台灣已經不是開發中國家，不必再以經濟成長為最高目標。在這個關鍵時刻，政府實在應該多分一些資源來照顧勞工，」辛炳隆說。

謝國雄則指出，勞工問題千絲萬縷，歸結起來，最終還是要問，「我們的社會究竟如何看待受雇者？」是老闆付錢買勞力、銀貨兩訖的商品？是和土地、水電並列的「生產要素」？還是承認勞動者是獨立的完整個體，是會主動學習、成長，值得雇主投資呵護的資產？推遠來看，不管受雇者的經濟價值是高是低，是否都無損於他享有免於貧窮、免於恐懼的基本人權？

當聯福自救會長詹啟明口口聲聲要革命，當耀元電子失業員工計畫到中正機場去「烤乳鴿」，台灣的勞工問題已不能不正視。如何讓受雇者維持「明天會更好」的樂觀心態，而不要墮入「永遠翻不了身」的自暴自棄，正考驗著這個社會的智慧。

資料來源：勞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