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是人走出來的——評介「我的探索」

這本學人自述式作品，集合國內聲譽卓著的各界學者，由他們娓娓道來在社會急遽變遷中，摸索、追求與成長的諸般經歷，在中國傳記史上算是一項創舉。他們探索的軌跡，不但為年輕人提供「見賢思齊」的榜樣，也為當代知識份子提供相互借鏡的機會。

書中的十一位學者各有其曲折的學習過程，隱約可看出他們在選擇未來道路時，內心的掙扎與權衡。

例如研究憲法的李鴻禧。他中學時受到學校讀書、討論、自由主義、浪漫思想的風氣濡染，在探索人生應走的方向時，已能梳理出「理想」與「現實」盤根錯雜的「結」，並說服自己放棄習「醫」的功利現實念頭，改為學「法」的理想浪漫想法。

他母親為說服他別對學法律有太多期望，特別提出日本「天皇機關說」事件——一九三五年時，以東京帝大教授美濃部達吉為首的一派憲法學者，採襲西方「國家法人說」的理論，認為國家是一個「法人」，天皇就如國會、內閣等，是國家法人屬下之機關。這種理論，在當時極為忌諱，美濃部達吉於是被奪除貴族地位、解聘教職，但他仍凜然不屈。

不料，李鴻禧欽仰讀書人的知識道德勇氣，學法律的動機更強烈。

也有人像很多聯考「失意」的考生一樣，未考進自己希望就讀的科系。像蕭新煌在考入台大社會系後總是「悶悶不樂」，「一方面是遺憾自己考不進工商管理系，另一方面又錯過法律系」。

後來，他高三的導師問他「是不是真的對商那麼有興趣？對法律行業又是那麼有把握？」

「當時的我，對很多事情，實在說都沒什麼把握，經周老師一提，我開始轉移了疑慮的對象。……他說我國文底子不錯，肯學、肯想，對社會現象的反應也相當敏感，可能還是比較適合社會系。」蕭新煌自認這番話為他打下「一個心理建設的樁」。

爾後教他社會學的朱岑樓老師又告訴他：「為什麼不利用大一這一年，認真下工夫念好普通社會學，說不定就會念出興趣；再說，即使想轉系，也得有好成績。」蕭新煌衝著這句話，天天泡在圖書館借書、念書，果然念出興趣，就此改變一生的學習生涯。

黃光國的祖父、父親都是醫生，原來家境富裕，但大陸淪陷時，他父親沒能來台，家境急轉直下，看盡人情冷暖。因此他考上台大心理系時，「滿腦子功名利祿，一心只想以學位做為手段，來追求名利」。

他後來所以下決心讀心理學，是受到外祖父一句「讀再熱門的科系，也有失敗的人；讀再冷門的科系，也有成功的人」的影響。

雖然書中多位學者，在彷徨時都曾得到良師益友或家人的影響，但在「師父領進門」後，個人修行就看投入的程度了。

例如楊維楨考取公費留學、負笈東瀛，是放下三個孩子，辭掉安定工作後的決定，這時他已是離校十年，重提書包的老學生了。

他還一直記得日本東京大學一位教授說過的話，並終身引以為戒：「一個人儘管在學校接受相當程度專門知識的訓練，假如畢業後少翻專門分野的書刊，將會不知不覺間呈現知識老化而趕不上時代的現象，假如知識的老化率為百分之五，則在不進修、不吸收新知情況下，不到十五年可用的知識量會幾乎減半。其次，即使是高中或專科畢業生，只要每天用功一兩小時的科技知識，不到十年或廿年則可追越不事進修的碩士或學士……。」

蕭新煌在大學時代就強迫自己活用所學的知識，思考歷史上以及周遭的社會現象。譬如大一國文讀到易家鉞的中國家庭問題，他就花了一段時間，從社會學角度思考這問題；看了「齊瓦哥醫生」的電影，也試圖挖掘俄國革命時期的社會變遷；讀了「孔雀東南飛」，就會想去探討當時的家庭問題及婦女地位。以後到美國念書，在餐館打工時，也深刻觀察餐館內部的「社會結構」，因而對在美國的中國人社會又多了一層認識。

雖然作者們個別談求學歷程，但從字裏行間，可以令人感到一股共通的精神：他們似乎永遠在「求學」，不計年紀、不論地點。

正如韋政通教授所說：「學術研究，沒有捷徑可走，奮鬥很長時間也不一定有收穫，完全要排除功利想法，憑興趣、理想出發。」所以「這本書對少數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年輕人，會有些啟發。」

「台灣的社會條件比任何時代都好，雖然不是很富有，但生活無憂無慮，比起三、四十年代好太多，但我們的成績是不是比那個時代好呢？」韋教授提出這樣的質問。

他有所感嘆地說：「為什麼我們有這樣的經濟環境，卻培養不出一流的藝術家、文學家、哲學家，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

做為作者之一，且是本書構想的原始提議人，韋政通教授在談到這本書時「謙虛」地表示：「這種學人自述的書，在中國是第一次，但因為學者並非專業作家，所以本書的可讀性可能不如一般文學作品，藝術形式也不夠完整。」

然而，「我的探索」畢竟走出了第一步；而且從書評人及市場反應來看，這還是很不錯的一步。

詹宏志：「我的探索」告訴讀者，學問是無數困惑累積而成的。

文．滕淑芬整理

問：請您先談談看這本書的感想？

答：我分二個部分來談，第一部分是對我自己的意義，第二部分是對社會的意義。這本書有個很難得的題材：國內十一位學者把求學的心路歷程，作一次坦露式的告白。讀書，是種主動探索的過程，各種材料、學問都是被動、不說話的，學者必須長期追索，才能形成自己概念的實體。所以他們敘述自己對學術的探索過程，其實就是表露其生命型態，這讓我第一次有機會「偷窺」別人生命型態的完成過程。

很多文章我讀了非常感動，譬如李鴻禧講他看了「美濃部達吉」的書而立志走上研究憲法的路，我在高中時幾乎有同樣衝動，想成為他的私淑弟子、追隨者或門徒。

這本書裏的作者，包括了老、中、青三代學者，每位學者的求學歷程都不相同。有的非常順利，大學畢業就進入研究所。有的過程曲折，譬如楊國樞；韋政通教授更是一個特別的人，他有點像中國古時的讀書人，像曾國藩晃蕩很長一段時間後，卅歲才志於學。由這看得出來，求學歷程沒有任何 regularapproach，就算有預備好的道路，也會有不同過程；而且，沒有兩個人會在求學過程中，得到完全一樣的答案。

這本書讓我們知道，所有學者專家基本上也是凡人，沒有人是天生的學問家。我的學習過程不是非常順利，而且一直都有世俗干擾，包括經濟上的波折，這本書給我很大的鼓勵。

這本書對整個社會的意義則是，從十一位知識分子記錄其探索知識的過程，讓我們理解知識分子扮演的角色。這在社會教育的功能，超過其他國民教育、道德教育的書。

問：這本書對年輕人有何啟示？

答：早年沈宗翰先生的「克難苦學記」，曾在社會引起很大迴響，這樣的著作應該得到足夠的支持和鼓勵，我覺得這種書應成為學生的課外讀物，甚至收錄在教科書裡。在現行教育體制下，從小到大，給我們的結論超過議程和方法；高中以前教育，整個教材編排的概念傾向於告訴學生世界上已完成的知識，是一種「what is」的概念，缺少一種歷程和「how to」的概念。

這本書可以讓年輕人知道學問是由無數困惑、而不是智慧的結論累積成的。這類型書的最大價值在此。

問：書中部分學者不是一開始就知道要往那條路走，而現在年輕人也不易發現志趣所在，究竟應如何發掘志向？

答：每個人都有一段摸索過程，有的人在廿歲就知道要做什麼，有的人可能到五十歲才知道，有的人一輩子都不知道。太早就沒有困惑的人不一定最有智慧，也許是他想得太少。

問：您會不會覺得現代年輕人不知道往那個方向發展，是受到教育體制的影響，譬如說升學、聯考的壓力？

答：我覺得升學不應該是這麼大的威脅。古代讀書人也有科舉的壓力，像曾國藩廿八歲就中進士，可是他卻自稱到卅歲才知道怎麼讀書，也才志於學。那時，所有該考的試他都考完了，但他自己說因為「起步得晚」，所以自我要求特別嚴格，一本書沒讀完絕對「不及二書」，又有「忍之訣、耐之訣、恆之訣」等。

所以我想以廣義的「升學壓力」來看，古代不是沒有，原來就不可能有一個社會的條件是完美、適於讀書的。求學歷程中有很大部分就是要克服這些不完美的條件，有的人以征服來克服、有的人以放棄來克服、有的人是完全不在乎——不在乎升學所代表的意義、學歷所代表的意義。

我想幾千年來讀書的條件都一樣，關鍵在於個人決心，其他都是次要。

問：韋政通教授曾比較廿、卅年前和現代年輕人，認為時下年輕人受工商社會價值觀影響，變得較功利，您的看法如何？

答：有很多人這樣說，但我沒有證據這樣講。也許更老一輩的學者，已經覺得像書中作者這個年紀的人就很功利。我不同意他們的看法，因為他們可能並不知道我們怎樣讀書。就我所知，在我這年紀的人，很多人絕不是為了單一、直接功利目標在讀書。

問：韋教授一直很擔憂年輕人受工商社會價值觀影響，不願走學術研究道路，因此憂心學術命脈會斷送，您覺得呢？

答：我懷疑年輕人選擇的科門、方向愈來愈和傳統不同，某一部分的傳統學術精神可能會消失。以精神上或科門上來講，最近幾十年來，有太多人認為我們已經失去中國人本、通儒的學術精神；但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感嘆，宋朝時很多人就覺得「儒」已經沒有了，還有人說章太炎之後中國學術就已經死亡了。我覺得持這類說法的人，都是採取比較觀點——比較他預期和看到的那部分。

在年輕學者中，可能有些人積極地從事社會參與工作，頻頻在大眾傳播媒體上出現。以傳統觀點來看，可能不是正規做法。我不敢說這樣的參與一定和學術抵觸，如果他只追求大眾傳播帶來的聲名，那當然違背學術的精神，但如果介入大眾傳播是為了經世致用，為了社會改良，且又不荒廢學院研究，我覺得這類學者更可敬。以學者介入社會事務就斷定他在學術上一無成就，也是一種危險的說法。

問：這本書基本上屬於傳記類，很多人認為中國人寫傳多「隱惡揚善」，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傳記更不真實，您以為如何？

答：我想這個說法多是因循別人意見。幾十年來，很多人對中國的傳記文學都有這類批評。

中國固然有「隱」、「諱」的傳統，符號系統中也有「委婉語系」，但大家都知道委婉語實際代表什麼，所以儘管看到一組非常委婉的資料，還是能讀出真義。而且，中國「諱」的方式有其基礎和方法，並不會毀滅真相。

至於政治人物自傳不可靠，全世界都一樣。西方有個笑話：什麼是世界上三個最大的謊言，第一是小偷在法庭上的證詞，第二是女人對自己身材的描述，第三是政治家的自傳。

問：您認為這本書有沒有什麼缺點？

答：我幾乎不覺得它有任何缺點。我認為，這類作品最重要的是，夠不夠誠懇；表達技巧是其次的問題，這些學者中很多並不以文學見長。

以我看蕭新煌的文章為例，我對他很好奇，也很注意他在社會學方面的編著，覺得他是國內能跟上台灣的脈動——立刻感覺有新生事物發生，並對其有所判斷、解說的學者。我本來一直懷疑他有很曲折的求學過程，但看了他的文章以後，發現他的學習歷程可能是最正常、規律的，大學畢業就出國、得到學位，只有內心的掙扎，沒有曲折的外在環境。因此，我又發現一個人最後表現的型態，和生活經驗並不是必然成一種關係。

我看蕭先生的文章還有一個感觸是，他的一部分內心掙扎，如果從社會大環境來看，多少是過度多愁善感，他可能說的很感性，但看起來並不那麼動人。相反地，有幾位學者的文章很平鋪直敘，像袁頌西的文章最樸質、平淡，但是反而有另一種力量。

可能這並不是本書的缺點，只能說每個人寫作方式、情感，和讀者接受的程度都不一樣。

如果說，這本書有任何值得批評的，大概就是作者的背景有相當的一致性。基本上，這本書是以人文科學學者的經歷為主，其他科門也許有不同型態的摸索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