埔里40人
1943年,昭和18年4月25日,日軍「台灣第三回特設勤勞團」成立,來自埔里40名年僅19、20歲的少年家,換上軍裝,乘坐運輸艦由高雄港出發,一路經過馬尼拉、帛琉,在一個月之後抵達新不列顛群島的拉包爾,配屬到7129部隊的103兵站病院,從事軍務勞動。
出發前,他們先集合到日本神社拜拜,沿路許多酒廠職員、學生都拿著「國旗」站在路邊歡送他們。
然而當時劉英輝的太太,則懷抱著才4個月大兒子躲在家中拚命工作。「沒辦法,一閒下來就會哭,」因老年、記憶力嚴重衰退的84歲老太太,突然在一旁回想起歷歷往事。
40人當中,有的是被日本警察半強迫徵召,有的是為了賺取軍俸前往戰場,而當時在埔里酒廠工作,已經育有一子的劉英輝則是為了「愛國心」,捨棄了工作,不顧家人反對而參戰。
「在那一個時代,有去作軍,才是榮譽。一心想著殺贏才要回來,為了國家,生命也沒在顧,」總是身姿挺立的劉英輝表示。「換上軍裝,就是一個戰士,不是殺人,就是被殺,我已經有這樣的認知了。」
燒根手指頭
到達拉包爾的野戰病院後,這一群未曾受過任何軍事訓練的少年家,無論是扛動傷亡的軍人,挖防空壕,或種植瓜果蔬菜無所不包,真的是名副其實的「特設勤勞團」。
戰爭末期,儘管日軍在拉包爾佈屬了10萬菁英部隊,但是英美盟軍採「跳島攻擊」,只密集轟炸,並無登陸計畫。守在海邊的野戰醫院往外眺望,「美軍在海岸的戰艦、航空母艦、小艇,就像小學生在運動會那樣手牽手密密合合,而天空落下來的炸彈,就像蟲子在下蛋一樣,數都數不清呢!」與劉英輝一同出征的戰友潘友元回憶。
戰爭末期,盟軍連病院也不放過,轟炸死傷人數越來越多,勤勞團一方面忙著挖防空洞,一方面忙著收拾掩埋屍體。「一個大坑,存到50個人,再一起掩埋;還沒湊足人數前,就先用椰仔樹枝幹樹葉覆蓋。」
「說來,我們這些台灣囝仔實在很勇敢,還要把戰死者的手掌硬生生地剁下來燒,」劉英輝表示。面對死亡人數激增,油料木材都缺乏,他們只能砍下戰死者的手掌來火化,以便將骨灰送回祖國歸還家屬。「到後來只能剁下一支指頭來燒了!」劉英輝表示。
燒過一千多具屍體的台籍日本兵辜文品,至今經過火葬場,單憑「味道」,就知道正燒到屍體的哪一個部位。「那心臟最歹燒,經常要加灌汽油才能完成,真恐怖呢!」辜文品表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被盟軍俘虜的台籍日本兵,一樣在集中營裡聽著天皇的「聖旨」,要大家解除武裝,不可再戰鬥下去。「當時想,怎會這樣輸去,眼淚將要流出來,又禁了回去!」劉英輝記得。
總計30批的台籍特設勤勞團,有的死傷一半,然而真的是老天爺保佑,劉英輝這一梯隊埔里40人竟然全數安全回到台灣。搭上航空母艦直航時,船上不時播送著路程進度,仰望著只有南半球才看得到的「南十字星」,他們的心緒比船隻更早奔回了故鄉。
不悔今生?
然而回到家鄉,當初飄揚的太陽旗變成了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這一群生於日據時代,讀日本書,精通日語和閩南語的台灣日本兵,因為聽不懂新的「國語」,幾乎都無法回到原本的工作單位,原本在酒廠有不錯工作的劉英輝只好回家種地。
至於潘友元的情況更令人同情,才自戰火中倖存下來,卻又被捲入228事件之後的「清鄉運動」而被關進監牢,「說是『修指甲』,接著就用針插入我十根手指的指甲縫,還有將我的雙手反綁掛在半空中『坐飛機』......,」想起受刑期間所受的嚴刑逼供,具有平埔族血統的潘友元瞪著一雙大眼說:「真正是死去又活來。」
傷痕依稀可見的潘友元,因為判決書上是以「非法持有槍彈」罪名被羅織,至今尚且無法獲得平反與賠償,大半輩子都靠撿拾破爛過生活。
鬱卒的人生
「想了真是怨嗟,海外活命回來,不僅沒人過問,國民政府帶來的外省人還會恨,看見就罵『你們這些日本兵』!」劉英輝嘆息地表示。更甚的是,孩子們接受國民政府教育後,回家不僅說日本很惡質,連著也批評父親不好,他們的浴血奮戰成了「認賊作父」,半生的鬱卒,至今難以抒平。
然而,說到賠償問題,劉英輝也不免要生氣:「說來,日本政府也真無情,平平都是為天皇打仗,伊日本人賠7000倍,咱台灣人才賠120倍。」這樣被日本政府背叛的事實,重重地打擊了他們根深柢固的認同,顛覆了過去身為日本皇民的驕傲。許多台籍老兵甚至拒絕領取這筆慰問金,決定讓日本政府「欠他們一世人」。
這一群為日本出征,卻被「敵對」中國所接收的老兵,日本那邊認為「你已不再是日本人了,不應由我們照顧,」國民政府這邊則認為「你為異族出征,和中國人民為敵,」最後落得兩邊都不是,成為無人照料的時代棄子。
這一次台聯主席蘇進強前往日本靖國神社參拜,劉英輝認為這是60年來台灣政治人物第一次以具體行動來肯定台籍日本兵,是「非常可敬」的事,感覺他們心中的委屈終於被國家看見了。
至於是否後悔替日本人出征?面對這個早在腦海中百轉千迴的問題,劉英輝停頓了一會,整理了一下思緒,謹慎地回答,「阮這一代人,日本時代生,讀日本冊長大,雖然和日本人之間也是有隔閡,但是伊沒說我是『台灣人』,我也沒說他是『日本人』,互相之間以本島人與內地人來稱呼。支那事件(廬溝橋事變)發生後,我們當時想國家在和中國打仗,也是替皇軍加油,希望我軍萬萬不要輸啊!」
「我們那一個時代,就認同一個國家,那就是『日本精神』,現在說起來會被人嘲笑,或許也可以說是一種『台灣靈』吧!」劉英輝表示,不像現在的人,不知道要認同什麼,「那『外省兵』當初一直說反共反共,如今卻去大陸『求和』,真是說一套做一套。」對於時代變換,認同也必須跟著改變,心思單純的老兵無法那麼輕鬆地跟著翻轉。
今年暑假,劉英輝將帶著孫子到日本拜訪戰友,同時參觀愛知博覽會,「帶他們去看看日本人的科技和禮貌,台灣有錢也要有禮貌才行。」與其說劉英輝想要孫子們看見日本的先進,不如說是希望洗刷台籍日本兵的污名。經過多年的噤口,這群老兵開始想要證明台籍日本兵並非「壞人」,除非這樣,他們心中的重重曲折終是難以撫平。
最後的慶生會
自戰場上回來,足足過了35年,當解嚴後民間結社不再被視為禁忌時,40名埔里特設勤勞團戰友開始以慶生會名義重新聚首,只是人數一年少過一年,目前只剩8個「會動」,還有2個中風的戰友還活著。
今年,與他們友好的日本「第十野戰氣象隊隊友會」有感於隊友盡皆凋零,將最後的會費15萬日幣囑託給劉英輝,請他捐贈給生活困苦的台籍日本老兵。儘管日本政府未能善盡撫恤的責任,然而戰友間的情感卻是相互體諒而感人的。
事實上,在台日兩方,這樣的戰友會都一一在「終結」之中。明年劉英輝他們將擴大慶生會的舉行,邀請戰友及死亡家屬一同來做最後的緬懷。埋藏60年的委屈、只能和戰友分享的私密記憶,也將在明年慶生會中做一「了結」。
最後一次的慶生會,他們照例將在一開始時,齊唱當年風靡南洋戰場的日本歌曲「拉包爾之歌」:
「拉包爾再見,我還會再回來,忍著暫時離別的淚水,望著懷念的島嶼,椰影上的夜空,南極星不斷閃亮。......海浪拍岸的巨大聲響,又是一個失眠之夜,我們在甲板上彼此交談,吐露懷鄉心聲,望著星空閃耀,含在口中的香菸也帶著苦味...。」喑啞的歌聲、模糊的眼光,最後一次向不勝欷噓的往事告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