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獨特的文字，卻又與西方十分陌生。歐美國家始終覺得中國難以理解。即使中共實施改革開放後，與西方逐漸接軌，但是中共經濟的迅速發展，卻又很快脫離了西方的想像和掌握。加上中共現行的一套與美國資本主義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在主導國家和人民的生活。中共的壯大，使美國產生恐慌，雖然還不致威脅到她做為世界霸權的地位，但中共的發展模式卻是美國所難以掌控的。因此，在美國產生了「遏制中國」的聲音，在冷戰之後重新規劃的全球戰略中，也將中國設定為主要的假想敵。幼稚的反遏制論
相對於美國的「遏制中國」論，《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馬上提出「反遏制」的主張：「在美國所採取的每一個遏制中國的步驟中，我們都必須針鋒相對，絕不能有一點點姑息與寬容。」這是典型的機械式反射動作，缺乏泱泱大國應有的主體意識，充其量仍是受到美國一舉一動的制約。全書充滿著太多類似的反射式情緒，缺乏縝密的分析和有效的對策性思考，也缺乏作者所說的，做為一個大國應有的「優容」。因此，五位年輕作者對後冷戰時代的「情感及政治選擇」常常是「以戰止戰」、「以遏制反遏制」、「以貿易制裁反貿易制裁」……。如果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可以簡化為「以牙還牙」，那麼也不需要政治家的運籌帷幄，不需要外交家的折衝樽俎了。
做為一個文化大國，中國首先要確認自己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中國地處東亞，根據已出土的、散布在黃河中游的數以千計的部落遺跡，中華文化的歷史發皇已逾八千年。在長遠的歷史中蘊育出人文主義傳統和興亡繼絕的王道思想。中國最古老的經典《周易》，正是總結了上古社會實踐的智慧結晶，經過文王、周公、孔子的彙整和詮釋，形成往後樸實、敦厚、講人道的文化傳統，並不斷吸引周圍的族群融入華夏這個大家庭之中，如此的凝聚力可謂絕無僅有。
中國和西方的接觸除了東漢時甘英前往大秦（羅馬），中途折返之外，始於蒙古西征和傳奇人物馬可波羅的記述。成書於十四世紀初的《馬可波羅遊記》打開了歐洲人的視野，並使得中國傑出思想家的作品成為歐陸啟蒙運動的原動力。啟蒙運動初期的健將，如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萊布尼茨（Leibniz,1646-1716）和吳爾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4）都極力推崇中國文化，而啟蒙運動正是推動歐洲邁向近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自覺運動，這一運動扭轉了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
即使在經濟層面，一般人都以為「市場經濟」的概念最早是來自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1723-1790）出版於一七七六年的《國富論》。事實上，早在一七五八年，法國「自然管理學派」的經濟學家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即在《經濟表》一書中提出自由市場的觀念，他認為私有財產是絕對的，經濟個人主義和市場都是構成經濟生活的基礎；而市場法則是和自然法則一樣專斷的。魁奈更明確指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模式正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型態。魁奈和其弟子都承認其思想來自孔夫子的啟發。
啟蒙運動與孔子思想
歐洲啟蒙運動健將對中國的認識多來自耶穌會傳教士。耶穌會教士最早是十六世紀隨著葡萄牙、西班牙的商船東來；到十七世紀，荷蘭和英國商船也接踵而至。當時，中國與西方是對等、互惠的交流，傳教士帶來天文學和數學，也將中國的典籍、制度介紹到西方。可惜在一七二三年，由於耶穌會傳教士介入清室奪嫡之爭，雍正皇帝頒布了禁教諭，從此東西方的往來阻絕了一百年之久。
中國原本是自給自足，雄據東亞的文化古國，但是自從一八四○年，東西方再度接觸，卻伴隨著鴉片戰爭的慘酷烙印。西方首度以猙獰的掠奪者面目出現在中國人面前，赤裸裸、大辣辣地對中國傾銷毒品。自一八四二年簽下「南京條約」之後，中國被不平等條約捆縛得幾近窒息。在這個時候，整個西方只有馬克思為中國說話。他在「紐約論壇報」一再為中國仗義執言，譴責英、法等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傲慢行徑和不當掠奪。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會那麼快的在中國被接受，是有跡可循的。
一部中國現代史即西方列強蠶食鯨吞中國的歷史。中國在長期的內亂、外患中，艱苦地在帝國主義的陰影下摸索著現代化的途徑。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巧取豪奪尚無警覺，一六八九年康熙在位期間，居然在三度勝戰的情況下與俄國簽訂「尼布楚條約」，糊裡糊塗地讓俄國拿走貝加爾湖到外興安嶺的大片土地。鴉片戰爭才使中國看到帝國主義的真面目，而喪權、辱國、割地、賠款的條約卻已紛至沓來。清廷的積弱、顢頇，令人憤慨。逮民國肇建，英、俄、日三國居然還提出要脅，分別以西藏自治、外蒙自治和滿蒙五鐵路的路權做為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的條件。
《中國可以說不》一再提及的西藏問題其實可做為清末民初帝國主義侵華的一個樣本。一八七七年，英國併吞印度，而西藏地處印度至中國的通商要道，英國乃處心積慮要控制西藏。以英國當時號稱「日不落帝國」的政經力量，印度都可以輕易吞下，染指西藏更是輕而易舉。一九○四年，英印政府進兵西藏，入拉薩城，屠殺藏胞一千五百餘人，達賴喇嘛出亡青海，藏人被迫簽下「英藏條約」十款。英國一方面在印度大力鎮壓印人的獨立運動；一方面則在西藏鼓動藏人脫離中國而獨立。英國勢力早已進入西藏，一旦西藏成為「中立國」，英國即可隨心所欲予以駕御。
西藏的悲歌
今日的西藏問題是帝國主義侵華所留下來的歷史餘緒。前不久台灣的國民大會開議期間所爭執的外蒙古問題，其實與西藏問題如出一轍。俄國利用清廷崩亡之際，於一九一一年鼓動外蒙獨立，並隨即於翌年壓迫「庫倫政府」簽下俄蒙協約，俄國藉此全面控制外蒙，排除中國勢力。後來由於國民政府抗議，幾經折衝，才於民國二年換約，聲明「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中國承認外蒙古之自治權。」
英俄的侵華策略，都是「捨名取實」，名義上是爭取藏、蒙自治，實質是慫恿其獨立，而後使其成為自己的「保護國」。所不同的是，外蒙於一九二一年終被蘇聯軍隊佔領，而後於一九二四年正式宣告獨立；西藏則由於英國國力日衰而未覆蹈外蒙的途徑。
至於五位作者不斷以激情口吻論述的台灣問題，事實上也在日、美帝國主義支配下達一百年。台灣在甲午戰後於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中割讓給日本，一九四五年雖歸還中國，又由於國共內戰、韓戰爆發而成為美國霸權所「保護」。戰時，日本以台灣做為南進基地，向東南亞進行攻擊。戰後，台灣又成為麥克阿瑟所說的「不沈的航空母艦」，是西太平洋上防堵共黨勢力向外擴散的戰略前線。
其實，早在一九四二年，美國「戰後和平方案問題研究委員會」即主張戰後於太平洋上建立一條起自夏威夷，經中途島、關島、琉球以迄台灣的防禦線，因此，台灣應由國際共管。這裡所謂「國際共管」，其實即交由美國管理。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台灣地位更形重要，美國乃拋出「台灣地位未定論」的主張，以增加其在太平洋防務的游刃空間。杜魯門總統於一九五○年六月說：「台灣未來地位的決定，必須等到太平洋安全的恢復，與日本和平解決，或由聯合國考慮。」這裡，似乎又給予日本對台灣問題的發言權，使得日本對台灣仍存有不當幻想，因而不斷暗中支助親日的台灣獨立運動，以從中圖謀政經利益。一九五七年，日本外務省官員即明白表示：「我們可以等到下一代，台灣將成為另外一個國家，那時候，日本將自兩個中國獲得最大經濟利益和最小政治冒險。」
台灣的命運
美國亦暗中運作「一中一台」或「兩個中國」的政策，以確保台灣做為美國太平洋防線上的一顆棋子。曾任美國副國務卿和駐印大使的甘迺迪總統密友鮑爾斯（Chester Bowles）即在一九六○年四月的《外交季刊》上撰文道：「一個獨立的中台國（Independent Sino-Formosan Nation）可以顯出一個非共的近代化中國社會之特異……我們最好不惜費時使台灣在聯合國內獨立的地位得到承認……台灣成為獨立國家的前途，關係到自由亞洲的前途，尤其是與兩個地理上的政治安定力──印度與日本為然。」
中國分裂的狀態的確提供給美、日許多背後操縱和私相授受的機會。琉球群島原是日本利用清廷窮於應付內憂外患之際於一八七九年強行占領。二次大戰期間美軍占領琉球做為軍事基地，而後竟在一九七二年未照會中國的情況之下，逕自將琉球交給日本，日本並隨即將其劃為沖繩縣，併入日本領土。如今，有關釣魚台的爭執正是肇因於此。釣魚台距台灣東北角一百八十公里，位於東海大陸棚前緣，為台灣附屬島嶼。只因美國私自將琉球群島交予日本，又加上釣魚台海域被發現有豐富石油礦藏，日本乃提出對釣魚台的主權主張。帝國主義的乘虛而入、得寸進尺，於此又是明證。
八九年春，天安門廣場前大學生民主運動剛開始時，充滿了希望和喜悅之情，似乎一個民主現代的新中國即將在青年知識份子的熱情下誕生。天安門慘案發生後，中國知識份子一度沉寂，《中國可以說不》會不會是天安門後知識青年決定向左靠的新思潮？（法新社提供）（法新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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