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洋港說，司法革新工作千頭萬緒，歸結起來，不過兩個範疇：一是制度、一是風紀，制度的改革又與風紀的重整息息相關。

首當其衝的，是前任院長黃少谷留下來、尚未決議的「兩階段分案」辦法，這個辦法的倡議就是鑒於目前司法風氣受人詬病。

「兩階段分案」惹爭議

什麼叫做「兩階段分案」？這得從法庭審理說起。

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廖義男指出，我國法庭審理採「直接審理」制。審訊的次數，根據案件的大小，有的一次就可以結案，有的可能要十幾次；法官從被告、原告、律師、證人等的言詞辯論中，來瞭解、偵查事實真相，並在最後一審宣判。

這個制度的優點是：法官對接手案件的內容及證據瞭解得十分透徹，開庭偵訊也較有時間「察言觀色」，從原告、被告等人講話的表情、反應來判斷他們說的是真話還是假話，裁判結果更能接近公平與客觀。但另一方面，由於審判從頭到尾均由一個法官審理，假使當事人（原告及被告）要以不正當的方法來影響審判，很容易找到「目標」。

為了杜絕弊端，司法院在今年三月初舉行的司法首長會議上，提出「兩階段分案」的辦法，計畫將案件審理的過程中，調查事實真相與判決兩個部分，分由兩名法官擔任。為了不讓當事人有猜測宣判法官人選的機會，主持判決的法官在審判當天才抽籤決定。

看起來似乎是個好方法，但這個方案經報端披露後，卻在法學界引起軒然大波。法學界人士認為，「兩階段分案」不僅在學理上毫無依據，在其他國家也沒有先例；「更重要的，它違反了案件『直接審理』的原則」，廖義男教授說。

廖義男指出，「兩階段分案」辦法將調查事件真相與判決分開，「第二個法官怎麼可能只憑文字資料就來斷案呢？」而且，負責判決的推事在審判當日八時半開始閱卷、十時半就得進行審判，雖然也有言詞辯論程序，但時間終究是又急又短，法官怎能觀察到辦案中十分切要的一環——當事人的身體語言及心理狀況呢？

法官的尷尬情結

儘管學界的反對聲浪很大，但是與其相關最深、負責事務的法官們卻很少公開表示意見。「反對，怕被人抨擊是要收紅包；贊成，日後審判品質又會受影響」，一名法官說出他內心的矛盾。

「兩階段分案」辦法原本決議先在兩個地方法院試行，看看各方反應。但這個案子交到林洋港的手裡，卻有了另外的結論。目前林院長已決定將是否通過這個法案的決定權，交給全國各級法院的法官們——畢竟這件事與他們相關最深。

決定的方法是採用無記名投票，讓法官拋開先前的「心結」，能客觀地表明贊成反對的意見，五月廿一日，經由全國八百一十九名法官投票的結果公佈了，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法官反對，「兩階段分案」辦法有可能就此停擺。

身為主管全國司法事務的行政首長，林洋港知道，改革司法事務必從人下手——瞭解法官們在想什麼——是最直接的方法。對刑法規定緩刑制度應切實執行的指示，是其中一個例子。

緩刑不再是「寬典」

根據我國刑法第七十四條規定，被判二年以下有期徒刑者，若屬初犯或是五年內沒有犯罪紀錄，可以獲得緩刑的機會。

廖義男教授指出，不管從現代刑罰理論，或是刑事政策目的來看，緩刑都是對初犯或犯刑輕微者最直接的救濟機會。「所謂徒法不足以自行，犯罪者若能夠因為緩刑而得到匡正，在社會上重新作人，不是很好的一個示範嗎？其效果應比嚴刑峻罰更大」，一名法界人士指出。

但是，這個立意良好的制度卻未得到「合法」地實施。根據司法機關的統計，民國七十五年，台灣地區各級法院判決的刑事被告中，有將近七萬人符合緩刑條件，卻只有一萬二千人——約佔總數百分之十四左右獲判緩刑，比起美、日的百分之六十相差很大。

主要的原因，在於法官的「心結」。

一位法界人士指出，緩刑制度於法有據，其實是一項十分合理的制度，但在我國，不知何故，總被認為是一項「寬典」——好比特赦一樣，只有在極特殊的情況下，才可以成立。這樣的前提使法官一判緩刑，大家就以為「莫非是收了好處，或接受關說」的眼光視之。「有些法官心存障礙，乾脆就規避了」，廖義男說。

良制不能實行，掌理全國最高司法政策的林洋港十分痛心。五月八日，林洋港在就任後首次的「擴大業務會報」上明確指示，法官不宣告緩刑應有充分理由。「過去法官不敢判緩刑，為的是怕人家說閒話，現在責任由我來擔」，林洋港說，如此法官們更能「放心大膽」地就事論事。

大家拭目以待

「阿港伯」到司法院不到一個月，「兩階段分案」與「緩刑制度」不過是他的「牛刀小試」。此外，林洋港對法官工作負荷過重問題也十分關注。

以台北地方法院士林分院為例，平均每名推事每個月要審理一百八十多件案子，「他們常要趕大夜班寫判決書，這麼重的負荷，當然會影響審判品質」，林洋港切中時弊，表示決心減輕法官的工作負擔，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

怎麼做？請給林洋港一些時間，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