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唱針輕觸蟲膠曲盤,沙沙聲響,聽似遙遠卻清晰可尋,順著音軌滑動,一九三二年由台灣第一代女歌星純純所灌錄的〈桃花泣血記〉,緩緩唱著那個年代的悲喜故事。林本博閉上雙眼,專心聆賞古董唱機所播放的曲調,處理校務所牽動的喜怒情緒與疲累,都摒於門外,遙遠年代的歌聲讓煩躁思緒,慢慢沉澱。
炙熱陽光、吵雜車陣,位於都會區的台北市私立開南商工,外觀與其他學校一樣平淡無奇,但走進二樓的「留聲機藝文展示室」,不同年代、不同國籍的留聲機散發萬千風情,各式喇叭以不同角度和姿態展現最優美的線條。現任開南商工教務主任的林本博,最大的樂趣就是逡巡在這片他所奉獻的留聲機園地。累了,放一曲古典旋律,興致來潮,擦拭鍾愛的留聲機,每部留聲機的收藏過程,都有一段溫馨感人的故事,而故事的源頭,要從台東的卑南族部落說起。
林本博,一九五○年生於台北,兩歲隨家人遷居台東,當時台東仍相當荒僻,父母向位於台東女中後方的卑南族部落租了間茅草屋棲身,從小和卑南族小孩一起玩耍、隨部落長者上山打獵,無形中訓練出野外求生的本能,部落長者還送他一把獵槍。

一九三○年代初期英國製袖珍型留聲機,僅有手掌大小,猶如今日之「隨身聽」。
儘管遷居台東謀生不易且食指浩繁,父母始終堅持要讓孩子受教育,開學在即,仍籌不出學費,母親曾直接找縣長求援,為的就是不讓他們的求學路中斷。林本博記得讀初一時,學費是兩百元,母親因一時無法籌出自己和四位兄長的龐大學費,就分給每個小孩五十元,要他們跟老師商量先繳一部分再慢慢攤還,小小年紀的他因學費不夠感到羞愧,遲遲不敢走進校園,情急之下在校門外哭了起來。
當時的導師丁舍吾見狀,問明原委後,便自掏腰包補足學費差額,讓他順利註冊入學。「為了感念丁老師的恩情,即使老師已過世多年,我每年都回台東為他掃墓。」老師的義舉讓林本博日後從事教職時,特別體諒清寒學生,甚至向校方簽請核定分期繳納學費的制度。
當時台東中學對面有一個團管區,沒鞋穿的林本博,就請阿兵哥將破舊不穿的鞋丟出營區圍牆外的草叢。放學後他會仔細注意草叢,遠遠地看到有鞋丟出來,就飛也似地衝去撿鞋,「有時撿到的鞋只剩左腳完好,有時大小差很多,但總算有鞋可穿。」林本博拿出一張初中時代的團體照,當時他腳上的鞋,兩隻都是左腳鞋。
一九六七年林本博第一次聽到留聲機的聲音。當時比較富裕的家庭,都會在門前挖一口深井,自己取水方便也不吝分享左鄰右舍,讀高一的林本博常到卑南族部落的「古井頭」(現在的強國街)挑水,有一回看到深井的主人,一位卑南族長者,正在搖轉唱機發條,唱針輕輕地放在一片黑黑的膠片上,居然就發出聲音,沙沙地唱著日本曲調,讓他感到既驚訝又新鮮。由於從小在卑南族部落長大,很快地就和留聲機主人的孩子熟稔,他順利地把留聲機「借」回家,這一借就是三十七年,現在還在林本博的家裡。

十九世紀末愛迪生滾筒式留聲機使用的「蓄音筒」(圖片下方),可說是唱片的前身。
高中畢業後,林本博帶著留聲機和已不堪使用的獵槍,隨家人搬回台北三峽,然後考入成功大學歷史系就讀。大學畢業退伍後,林本博進入鋼鐵公司擔任業務,下班後就騎著摩托車逛古物舊貨商場,一九七六到七八年間,台北市建國南北路的老式日本宿舍進行拆除,林本博路過附近看到一位古物商正用鐵鎚在敲舊留聲機,準備取出較值錢的鐵片,他趕忙勸止,並以五十元代價,買下生平第一台箱型留聲機。
或許是浸淫於史學領域,從小就喜歡在「收破爛」中尋找寶物的他,對古董用品懷有濃烈的情感,他認為每一件古董用品都是光陰的過客、歲月的痕跡,雖然時光無法倒流,但保存古董、欣賞先民智慧創作,讓人有「一同走過從前」的感恩惜物情懷。「在所有的古董文物中,只有留聲機會發出聲音,透過曲盤的播放,可以真實感受每個年代的生活背景、思想與民風,」林本博說。
就因為那次機緣,林本博開始注意留聲機市場,當時古物商集中的台北八德路、安東街、忠孝東路、愛國東路一帶,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從一九七七到八一年,他陸續收藏了近四十部留聲機。
當時保存完好的手提式箱型留聲機,行情通常在五百至一千元之間。這樣的金額對他來說,卻是不小的負擔。為了應付家庭開銷,工作之餘,林本博身兼數職:當家教、向古物商切貨擺地攤,稍有積蓄後買了部二手計程車代步,也兼職當計程車司機。雖然整日為生活奔波,林本博依舊不改對留聲機的鍾愛,「在結束一天忙碌的工作後,回到家靜靜聆賞留聲機發出的動人音樂,所有的壓力都釋放得無影無蹤。」

獨樂樂不如眾樂樂,林本博在校內設置「留聲機藝文展示室」,讓學子也有機會接觸歷史美聲。
一九八一年,林本博進入教育界工作,爾後在開南商工任教,一九九四年二月,開南商工參加在印度新德里舉辦的亞洲青少年柔道錦標賽,林本博擔任隨行管理兼翻譯。林本博透露,他與印度的結緣源於大一時,一位有意來台灣開設公司的印度人,來台時都住在大哥服務的東方飯店,他在大哥推薦下,進入這位印度人剛成立的公司工讀。這樣的磨練,讓他日後前往印度收藏留聲機時暢通無阻。
說來湊巧,抵達新德里,林本博因身體不適急於買藥,藥房位於商品百貨街內,隔壁商店內擺著台喇叭型留聲機,林本博當場決定買下,這是他收藏到的第一部喇叭型留聲機,林本博還趁機和商品街的其他商家老闆聊天、交換名片。
回台後,聆賞遠從印度帶回的留聲機、欣賞百合花造型的喇叭,林本博忍不住拿起電話,請印度的商店協尋留聲機。就這樣,他前後六次遠赴印度,買回四十餘部留聲機,在收藏過程中,一部約於一九三○年代生產的袖珍型留聲機,更讓他專程到印度三趟。

一九二五至三五年間的瑞士製主機,兼具聆賞樂曲與觀賞油畫之趣,猶如一件藝術品。
回溯留聲機發展歷史,一八九三年,隨著唱片量產,留聲機逐漸普及,雖然主要構造只是轉盤、唱針、共鳴箱和喇叭,但外型十分笨重。後來為求表現質感,一九○四年,日本朝日唱片公司製造出百合花型的留聲機,讓聆賞音樂的氣氛變得更柔和,大受歡迎,留聲機的外殼也開始變得華麗且龐大,不但使用上好木材,還繪有各式圖案。
另一種英國製的攜帶式留聲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被攜至戰場,讓活動在壕溝中的戰士也能有音樂消遣。這種袖珍型留聲機,內部結構採摺疊式,將空間運用發展到淋漓盡致,可稱之為「戰地隨身聽」。
一九九四年林本博第一次在印度看到袖珍型留聲機斑駁的鐵殼、巧妙的折疊式結構,心動不已,可惜物主不肯割愛;九五年,林本博提供五十部留聲機給台灣省文獻會在《台灣光復五十周年音樂文物展》中展出;九六年,他「三顧茅廬」,拿著文物展的剪報給留聲機的主人看,表明自己是真心收藏,不是要轉賣圖利,這才讓印度物主點頭割愛。
一九九八年,林本博在印度發現一九二一年英國製的雙聲道大喇叭留聲機,這部留聲機以一支唱針牽動兩個唱頭,依振動膜的厚薄發出高低音,可算是最早期的「二聲道」。第一眼看到這部留聲機時,林本博就跟協尋的印度商人說:「我一定要把它帶回台灣!」儘管價錢超過預算,林本博仍興奮不已,印度商人不解地問他何以千里迢迢執著於收藏留聲機?林本博回答:「留聲機已經成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印度收藏的留聲機大多是花型喇叭,材質有鋁、鐵、銅和木頭,由於佔空間、易壓壞,因此只能託運機身,喇叭則要隨身攜帶。那幾年,常可看到林本博抱著一堆喇叭,在印度的國際機場裡遊走、通關。
「因為機身重,有時運費就高達一、二十萬,剛開始從國外買回留聲機,還被海關認定為『音響』,課以重稅。」除了印度外,林本博也從英、美、日本等國帶回不少收藏。

一九六○年代真空管放大機及唱盤,僅能播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轉及四十五轉唱片。
留聲機外,林本博還收藏蓄音筒、唱片、唱針和修復工具。數千張曲盤收藏中,包括愛迪生剛發明留聲機時使用的蓄音筒,以及愛迪生為了競爭所製厚達0.7公分的圓型唱盤、日治時代的台灣創作歌謠、歌仔戲、日本老歌、中國上海三○年代流行歌、美國三○年代流行歌、印度歌、各式台灣戰後唱片......,有些是買留聲機時附送,有些是辦公益性展覽時同好相贈,但大部分是向古物商或到跳蚤市場收購。
唱片的轉速有每分鐘十六轉、四十五轉、七十八轉,以及速度最穩定、音質也最好的三十三轉,圓形唱盤分為三吋、五吋、七吋、十吋、十二吋。早期的蓄音筒更有趣,唱一次只能錄製一筒,若要發行十張,歌手就要唱十次,每個蓄音筒只能播放兩分鐘,如果曲子較長,就要分錄在好幾筒上,而且每個蓄音筒只能重複聽五、六次就磨損報廢,因此價格當然不便宜。
林本博拿著一九三八年由日東唱片發行的《四季紅》曲盤表示:「日據時代的七十八轉曲盤,成分大多是『蟲膠』;這是東南亞的一種『蟲膠蟲』所吐出來的分泌物,經收集後,作為製造曲盤的主要原料,所以稱為蟲膠唱片。唱片用久了會磨損,因此要常常清洗。」
唱針也是林本博的寶貝收藏,他如數家珍:唱針的材質分為鑽石、陶瓷、鋼製和竹製,竹製唱針是在二次大戰末期,物資匱乏下的替代品,雖然不耐用,但比較不會刮傷唱片。唱針收在精美的鐵製唱針盒內,可見當時買留聲機聽曲盤的大多是有錢有閒的人。
根據日本昭和十年(一九三五年)出版的曲盤、留聲機價格表,不難發現,日治時代曲盤和留聲機屬於昂貴的商品。在當時,教師的月薪約二十至三十元日幣,高級公務員如「郡守」的月俸約六十至八十元,但是一張曲盤售價為一塊六角半,最高級的插電型留聲機,售價更高達六百元,即連哥倫比亞唱片公司出產的最便宜的攜帶型留聲機,售價也要二十八元,幾乎是老師一個月的薪水,所以很少人買得起,當時就出現三五好友出資合買,然後輪流聽的現象。

日本哥倫比亞牌手提式留聲機,易於攜帶,可夾藏五張唱片,唱頭音質悠揚,出產於昭和十一年(民國二十五年),為林本博的第一部收藏。
因為心有所鍾,希望和社會大眾共同分享,因此林本博多年來一直積極且義務地提供留聲機參與各機關、學校的文化展示活動。二○○二年十月,在開南商工校長許書璟的支持下,在校內設立「留聲機藝文展示室」,他捐出五十幾部留聲機做固定教學展示,還利用課餘,親自開講「百年音響•懷舊聆賞」和「臺灣曲盤•流金歲月」課程,開南學生及中正社區大學學員們反應相當熱烈。
「透過留聲機播放不同年代的曲盤,可以喚起人們的回憶,回想當年的種種美好,有助於重燃人們的生命力,這才是時下所謂『懷舊』風潮的真正意義,」林本博表示。
由於曾經向古物商切貨擺地攤,在拆解舊機器過程中瞭解機械原理,讓林本博能巧手將廢棄物化腐朽為神奇,一座外型仿三角鋼琴的留聲機,是他遠從美國鬼鎮買回喇叭零件,集結木工、烤漆、音響改裝後的獨特創作;一支報廢的銅管喇叭、撿自大漢溪畔的廢棄置物架,在他匠心獨運下亦成為一部造型獨步全球的留聲機。
在林本博家中的臥室裡,擺著十幾部留聲機,喇叭口整齊地對準他,即使不播放曲盤,整個房間仍彷彿洋溢美妙樂聲;他還曾經在清洗蟲膠曲盤時,不慎失手打破,傷心落淚得不能自己。
三十幾年,兩百多部的收藏,林本博的收藏哲學就是「有心」、「能捨」。他最大的心願是有朝一日,這些辛苦收藏的留聲機能有一座永久陳列的文物館作為歸宿。如果國家願意成立留聲機博物館,林本博願意奉獻所有珍藏,讓這種唯一能發出聲音的古董,成為全國人民的公共財產。

一九二○至三○年間瑞士製袖珍型留聲機,設計頗具巧思。

一張曲盤、一部留聲機,留住了光陰的故事,令人聞之低迴。圖中留聲機為一九三○年代初期英國製主機,木質喇叭及外型雕飾為其特色。

一九九○年代印度製的「仿古留聲機」,頗有古意,以擺飾為主。

今年台北市政府探索館舉辦「歌我台北」特展,現場展示了各式古董留聲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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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末愛迪生滾筒式喇叭型留聲機,迄今已有百年以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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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年代瑞士製主機,造型獨特,是把玩藏品時的一大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