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落」，是原住民群體生活的基本單位，在原住民的傳統世界觀裡，並沒有清楚的「國家」概念。傳統上，部落之間發生衝突（部落子弟遭外人殺害、領土遭入侵）時，部落戰爭在所難免。在頭目的帶領下，族人番刀出鞘、獵取敵方部落罪魁禍首的人頭，謂之「出草」。
而隨著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漢人、日本等外來勢力入台，原住民族抵禦的對象，也從「部落」慢慢轉移到「國家」。
例如，發生於1874年的「牡丹社事件」，日軍出兵攻打台灣南部（今屏東縣牡丹鄉），當地原住民奮勇抵抗，但番刀不敵槍砲，牡丹社、高士佛社、女仍社等3個部落慘遭日軍殲滅。
又如1910至1915年，在「理番」政策下，日本殖民政府多次出兵鎮壓原住民部落，最終在1930年釀成「霧社事件」，導致6個泰雅族部落人口約1,400人，僅剩500人倖存。
1938年，日本政府訂「國家總動員法」，自此開啟台灣原住民為「國」從軍的序幕。
當時被日本政府稱作「高砂族」的台灣山地原住民，在「皇民化」政策下，接受徵召參加「義勇軍」，被迫捲入日軍發動的太平洋戰爭。
一般認為，動員台灣原住民參戰的構想，出自日軍參謀和知鷹二，他認為在霧社事件中台灣原住民表現英勇，如能徵召參戰，必能對日軍做出貢獻。
第一批受徵召的500名台灣原住民組成的隊伍，還被日軍稱為「高砂義勇挺身報國隊」。1942至1944年，日軍共計組織8回高砂義勇軍，其中有兩回編組為「海軍特別陸戰隊」，以驍勇善戰聞名。8趟出征，被動員的台灣原住民人數超過5,000人，出兵地點遠及菲律賓、新幾內亞、印尼婆羅洲等熱帶雨林地區。
當時被迫參戰的高砂義勇軍，其身體素質與心理素質，都受到日軍高度肯定，包括力氣是日本兵的兩倍、有良好的方向感與夜間作戰（夜視）能力、服從性高、具責任感、強悍不屈的戰鬥意識等。
原住民學者、政治大學台灣文學史研究所副教授孫大川亦為文指出，上述身體與精神特質，表現在世世代代原住民的生命姿態與生命底層裡。
孫大川用「被迫讓渡的身體」，形容台灣原住民在日軍皇民化意識形態的灌輸下，被迫出兵為「國」從軍，而他們的「身體」，也因此讓渡給了日本殖民母國的「國體」。
1945年終戰，台灣回歸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於1949年來台並實施徵兵制，原住民男子與其他役齡青年一樣必須為國服役，許多人更在經濟保障的誘因下進入軍校，持續將身體讓渡給國體。但隨著國內兵役法規朝「募兵制」修訂，未來軍、士官都將由志願役軍人擔任，原住民當兵也不再出於「被迫」，而是一種人生事業的「選擇」，或許更能讓他們揮灑剽悍、忠誠的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