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創傷影響的人,除了就醫以外,許多案例顯示,找出創傷的正面意義,是成功復原的要素之一。
人生無常,悲歡離合、生老病死,都會像雕刻刀一樣,在我們的身上留下痕跡,但是,有人因此受到傷害;卻也有人藉此重新雕琢人生,開發出更深刻動人的生命面貌。
前年,民進黨婦運領袖彭婉如被強暴殺害。「哭也哭過了,憤怒、哀傷都會過去,可是如果不為這次事件找出原因、意義,就成了白白的損失,」彭婉如的先生、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洪萬生說。四十八歲的他,原本專注學術研究生涯,正值人生高峰,這次意外打擊,徹底粉碎了他的家庭和工作,讓他獨力撫養兒子,研究工作也幾近停擺。
「無常的人生,要做有常的事情」,他將生命歸零,重新出發。經過思考與探究,他認為這是一個典型的案例,暴露了社會欺凌弱勢婦孺的嚴重問題,於是他將案發後民眾的捐款成立基金會,致力社區工作,希望從社區開始建立安全的防衛機制,以保護婦幼的安全。
化創傷為助力
諷刺的是,他的受害經驗,反而成了助力。他舉自己為例,以前他太太還沒遇害時,巷子內有戶人家常常傳出女人被毆打的哭叫聲,他每次報警,當地派出所都敷衍了事。出事後,他再次聽到,打電話報案,沒想到派出所出動了三部警車、一部機車,共八名警員浩浩蕩蕩地開進巷子裡,這種鄭重處理的態勢,讓那戶人家從此平靜下來。
「這次打擊,讓我看到這個社會還是太冷漠、麻木,大多數的人都困守、孤立在無力感中,一旦遇到事情,就推卸責任,」洪萬生說,這是否也是社會集體受到創傷的症候?洪萬生認為:「只有將悲憤化為力量,投入公益活動,才能讓我覺得所受的苦有點意義。」
《創傷與復原》一書即指出,大多數受創者都會在個人生命的範圍內,找尋解決創傷經驗的方法,有少數受創者更體認到,自己的不幸可以轉化,作為社會行動的基礎。
社會行動有許多種形式,有人集中精力在幫助曾經遭受到類似傷害的他人;有人則從教育、法律或政治方面努力防止他人將來受到傷害。例如,因兒子車禍喪生卻無法求取合理賠償的柯媽媽,花了七年時間推動強制汽車責任險立法成功,是國內最知名的例子。
菩薩給的功課
有人則藉此轉化、提升個人的生活與思想。先生在空難中喪生的中國時報編輯鄧美玲表示,她初時因為無法承受喪偶之痛,常常獨自在三更半夜藉酒澆愁,喝到大醉。「醒來後,看到自己嘔吐得滿地狼藉,還是得要一個人收拾善後,」才讓她決心走出傷痛。
後來透過研讀佛學,接受師父的開示和引導,她醒悟:「佛家強調世間諸事皆無常,人類的苦,都來自於太執著,想永遠保有自己擁有的東西,也是一種貪欲,」她才逐漸學習放下這些執著。
如今她已能用一種感恩的心情來看待這次事件,「這是上天給我的功課,教我學習堅強和獨立,也更有耐心和包容力。」
寫作,也成了她的另一項禮物。多年來,她利用寫作抒發失落之苦,在報紙上開闢專欄,分享她的創傷與復原經驗,不但為她創造了另一條生涯之路,也集結了許多有共同經驗的讀者,她也成為他們的支持者,常有孤獨的讀者在深夜打電話給她,她都不吝時間的接聽。她還以空難受害家屬的身分,常常參與督促政府加強飛行安全的行動。
從絕望中重生
如今,雖然每一次空難發生,還是讓她有傷口被重新撕開的感覺,「可是,裡面已經長出新肉了,」鄧美玲說,「這種感覺並不能完全用『復原』來形容,其實,是一種『新生』!」
雖然受到創傷的損失無法彌補,卻可以當作禮物而昇華,把創傷當成生命的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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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編輯鄧美玲將傷痛視為菩薩給的功課,讓她在人間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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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柯媽媽爭取立法的管道,為兒子伸張正義,也造福了無數的人間子女。(許昭一攝)
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洪萬生將悲憤化為力量,以成立彭婉如基金會,延續亡妻為婦女權益奮鬥的遺志。
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洪萬生將悲憤化為力量,以成立彭婉如基金會,延續亡妻為婦女權益奮鬥的遺志。(張良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