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中國哲學原始面貌
「中國儒家的那套道理其實沒什麼奇特,只不過將每個人原有的人性、人道指出來罷了,那套生活的方式並不妨礙現代化,為什麼要革掉呢?」談起「五四」時期全盤西方的風潮,牟先生頗不以為然,也矢志要還中國文化思想一個原始的面貌。
從「歷史哲學」、「才性與玄理」、「佛性與般若」、「心體與性體」,到晚年的著作「圖善論」,他幾乎等於為中國哲學史做了一個完整的疏解。
「書都寫完啦!」他的神情彷彿是為人父母,將子女養育成人,卸下肩頭重擔的那份輕鬆與喜悅。
「讀書、寫書、教書」幾乎就是牟先生一生的寫照,而關切的層面總不脫離文化的範疇,甚或是整個人類文化的演變與發展。
他在著述、演講中,不斷闡釋的文化觀念是,文化可以分成兩部份,其中實質性的文化內容是「事」,而空靈性的文化內容則是「理」。一個民族的文化活動,不能只有「事」而沒有「理」,也不能只有「理」而沒有「事」。
凡事都是經驗的,必當隨著時代的需要作適當的調整與變動,此即古人所說:「可與民變易者也」。理是超然的、定然的,千百年前的人,生而即當孝、悌、忠、信;今天的人,生而即當孝、悌、忠、信,千百年以後的人,也是生而即當孝、悌、忠、信,即無所謂調整,也無所謂變動,這即古人所說「不可與民變易者也」,「為人之道怎麼可以隨便變易呢?」他說。
不僅中國文化如此,西方亦然。
我們沒有「文化國體」?
從西方來說,自希臘、羅馬、中世紀,一直到今天,他們實質性的文化豈不是隨時在變,隨地不同嗎?但他們有一個不變的東西,就是他們的宗教信仰。美國的科學技術和民主政治那麼進步,但他們的總統宣誓就職儀式是手按聖經,在上帝面前宣誓,那就是美國的文化傳統,那就是文化意識,因為他們是基督教傳統,這代表文化,而不代表科技,也不代表憲法所組成的政治國體,也不代表自由民主。
在聯合報舉辦的唐君毅先生紀念會的講辭上,他提出了「文化國體」的觀念,認為一個國家根據憲法所組成的政府權力機構,那是政治的國體,除此之外,還要有「文化國體」,這是根據一個國家的文化傳統意識而來的。「而我們這堨u有政治國體,沒有文化國體」,他表示。
「什麼叫文化國體呢?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總統逝世的時候用國喪,所謂國喪,自然有別於公喪、私喪,是以國家的身份來舉行,當然會有一套禮,禮就是文化之所積。可是我們的國喪都是由牧師來主持喪禮,我們是不是以基督教為國教呢?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見得我們不一定以基督教為國教;但是,什麼是中國的國喪呢?這我就不清楚了」,他說。
牟先生也常提到,中國近百年來,面臨的是如何現代化的問題。在舊的毀去,新的秩序尚未建立起來之前,文化的問題,政府、知識份子都應該常拿出來講,不能連西方的文化精髓沒學到,又毀了自家文化。
他認為,現代化的背後,必須要有一套文化傳統來支持它。而嚴格講起來,大陸沒有文化,台灣也做得不夠。大陸主要是馬、恩、列、史的那一套,共產黨想產生社會主義的文化,但是找不出來。
如何安身立命?
而台灣有什麼?有科技文明。這埵釵菪恁B民主,也有高度安定繁榮的社會,然而這些都是從西方來的科技文明。西方之所以產生這些東西,而我們沒有,是因為西方有一套足以產生科技文明的文化傳統。我們學得了表面,卻不一定深入瞭解它內堛漱憭げЕ峞A所以從表面看,只看到科技文明,也有人把這現象形容成「暴發戶」,暴發戶是沒有文化的。雖然台灣原本也有鄉土文化,那是從中國的那套老傳統中薰陶出來的,但是叫暴發戶的繁榮毀掉了,也顯不出來。
牟先生一生,面臨的正是一個價值崩壞的時代,但卻在中國儒家的價值根源處,肯定了人性的可貴,並堅信不疑,認為那就是每一個中國人安身立命的所在。
提到眼前社會價值的混淆,老先生顯得略略著急:「現在新潮派的觀念,只有男女,沒有夫婦;父母逃避當父母的責任,子女又不聽父母的管教,卻稱之為追求自我。民主、自由本是好事,但是內容不對,表現出來就差了,就像一齣戲,演員差勁,整個戲味道就不對了。」
人生不只民主、科學
他又強調說,政治並不是人生的全部,「你還有你的家;你做科學家,也不妨礙你做一個正常人,科學家也有太太,也有父子關係,這些都必須要有一個常道來安排,不是說不要就算了。科學、民主並不能安排你的家庭生活,這需要靠文化來解決。」在牟先生的觀念裡,儒家常道是維繫人間倫常的一個基石,那能輕易放棄做人的道理?
做人的道理其實很簡單,孟子所說的「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就是讓人民免於禽獸化(物化)的五倫之教。
牟先生指出,我們今天談文化建設,不只是田野考古、史蹟勘查、民間藝術,與所謂「文化資產」的保存與保管等事務層次的工作,而是要用這五倫之教來使人們從奢靡與暴戾的物化陷溺中脫身出來,回歸到做人的本位上,也就是古人所說的「復人道之正」。這個中國文化動原「終極關心」的問題,不僅是政府的責任,也是每一個中國人不得不認真思考的一個方向。
西學、佛學,歸於儒學
牟先生十五歲離開山東棲霞老家,廿一歲赴北大就讀哲學系,先是由西方哲學入門,後轉入熊十力先生門下研究佛理,終而歸入中國儒學,數十年來未曾改變其心志。其師熊十力先生在給友人的信中曾經提到「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來,唯此一人為可造」,日後證明,牟先生與唐君毅、徐復觀等諸位「新儒家」的代表,無論在學術或人格風範上,都為中國文化的傳續工作,支撐了近達半個世紀。
政府遷台後,牟先生先後在師範大學、東海大學開課,後轉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任教;自新亞書院退休後,繼而回到台灣,講學於台灣大學、文化大學等諸校。在校開課的時數不多,但是聞風而至的外校學生卻不在少數。
他的家居生活極為簡單,除了講課、看戲、下棋、散步,其餘的時間,幾乎都讓給登門來聊天、談學問的學生。繞在他身邊的,有五十多歲已為人師的「老學生」,也有廿來歲正在研究所就讀的「小朋友」,大夥聚在一起,儼然是一幅祖孫三代圍爐話家常的情景。
話題雖然以學問為主,但卻非板起臉來說教,曾經有一位學生要去見老師,事先準備了一堆書,要向老師請教,如此煞費其事的態度,卻未得到先生成全,只跟他漫談常道;又有一回,大夥人各帶一本莊子,要請老師講「齊物論」,他卻認為談戲比較有趣,就引著大夥「入戲」了。
「大」而能「化」之的哲師
「老師重情調,他認為正正經經談學問,未必能談出什麼東西來」,牟先生的一位學生表示。
又有一位學生形容他是「大而化之」,身為哲學大師卻不為大師的形象所限,使學生願意去親近他。
居家、散步、赴宴,甚至到了機場,一襲素白唐式薄衫,就解決了他所有穿衣的問題;一般人刻板的印象,總認為學者的書房應該是滿室書香,他的書架上卻連自己寫的書都沒擺齊,零星幾本散在一旁,「逃難嘛!不帶這麼多書」,老先生的詼諧,卻透露出台港兩地講學、奔波,居無定所之感。
在隨同他散步的途中,他提到目前正積極籌劃的「哲學研究中心」,是他晚年為中國哲學培育人才的一個心願,只待基金籌募齊了,就返台定居,以台灣為根據地,向世界思想界爭取發言的機會,並為台灣的文化建設盡一份力量。
牟先生不期待掌聲,在哲學世界堜伂M自得,這是先生的本色。
望著他在夕陽餘暉下的五尺身驅,直覺地讓人聯想到,那份光熱彷彿是發自他的生命底處,雖然溫度不高,但卻很溫暖!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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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途中,牟先生念茲在茲的還是中國文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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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是牟先生最佳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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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回香港,在桃園國際機場,老先生依舊是一襲素白唐裝,神情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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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宴上,後輩學生向老師敬酒。(牟宗三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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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單純,牟先生卻能從中領略淡泊的興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