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世界中的「福爾摩斯」也不遑多讓，只是多了先進的配備、儀器，使破案的過程少了一份離奇，但卻更為精準可靠。
去年秋天，南港山豬窟垃圾掩埋場附近，發現一個塑膠桶，桶內黑色垃圾袋套著一具屍體丟在路邊，旁邊還有一只旅行袋，屍體有明顯的外傷，很可能為鈍器所擊，沒有任何目擊證人，也沒有證件證明死者身分，案子就這樣交到台北市刑警大隊。
現場第一
旅美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曾經指出，刑事偵察的四個支柱是現場、物證、人證，還有運氣。類似山豬窟「桶屍案」這樣毫無頭緒的案件，首要偵察重點就放在現場勘查上。
北市刑大第九組組長謝松善表示，警方先蒐集證物，發現塑膠桶是舊的，推測很可能由案發的第一現場帶過來，又發現置放屍體的黑色垃圾袋體積甚大，判斷可能不是家用，而是營業場所使用。進一步確定死者身分，先是清查與地緣關係的失蹤人口，比對面貌、身材、身上是否有刺青標記等特徵，並蒐集現場指紋，幸運地在丟棄的旅行袋上發現三枚。
警方調查發現，南港附近一家酒店老闆失蹤，經特徵比對可能是死者，於是趕往酒店蒐證，結果發現與案發現場相似的塑膠桶，經過重量、大小、材質的比對確定是同一型。又在酒店內找到一捆黑色塑膠袋，檢驗外型、重量、材質，發現置放屍體的塑膠袋是從同捆塑膠袋中抽出。
警方偵察至酒店七樓的地板，發現已遭清洗，判斷可能是殺人的第一現場。進入蒐證後將辦公桌掀開，在桌腳及座椅後找到幾個噴血點，發現與屍體屬同一型，又在地下發現一些電擊棒材質的碎片，證實原先被鈍器所殺的推估；電擊棒碎片散落在座椅下，足見案發前曾經打鬥，而且死者很可能是坐在椅子上被打死的，凶器是電擊棒。最後警方進一步確定死者身分，又依此調查死者生前的交往關係，失蹤前見面的朋友等，比對採到的指紋，終於找出兇嫌。
「這是刑事鑑識立大功的例子之一，」謝松善說，在辦案的過程中，警察要比歹徒更小心，舉凡血點、指紋、塑膠桶、垃圾袋、塑膠碎片等都要細心偵察，最後才能「小兵立大功」，作為將歹徒繩之於法的依據。
拿出證據來
李昌鈺指出，所謂刑事鑑識，指的是在刑事案件中，以物證來證實嫌犯是否有犯罪行為，或是證實罪名是否成立的一種方法。
例如，要證實強暴罪，須先證實性行為是在被害人被強迫下進行，因此像被撕破的衣服、身上的傷痕都屬這類物證。而像精液、指紋、血跡，或是環境裡的物證如受害者家裡的貓毛黏在嫌犯身上等，不僅可辨認犯罪者的身分、重建案發現場，也可進一步檢驗嫌犯的供詞。
刑事鑑識在警方的犯罪偵察中越來越受重視，與越來越講求人權、依照證據判案的法庭趨勢有關。
對人權的保障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這個標準越高，社會就越文明。如今法律的規範是：不僅是受害人，即使是嫌疑犯也應有人權。除了嫌犯的自白要出於犯人自由意志以外，據以證明犯罪事實的人證、物證更是判罪及量刑的主要依據。
本世紀以來，刑事鑑識科學能在犯罪偵察中廣泛運用，「還要托科技進步之福，」刑事局指紋室技正廖哲賢指出，以指紋來說，過去在電腦未普遍發展前，對照犯罪者的指紋只能靠人工比對，「不僅曠日費時也事倍功半，」廖哲賢說，很多案件因此成為懸案。
例如民國七怳迭B六年間橫行在台南、高雄一帶的菜刀大盜，作案的手法是：以電話線將男主人綁起來以菜刀威脅要錢，或在男主人面前將女主人強姦。這個案子警方一直苦無證據可以突破，後來警方在冰箱的手把上找到一枚指紋，原來是嫌犯作案後，在冰箱拿出一瓶易開罐汽水來喝，不經意留下來的。
上帝給的身分證
過去，前科犯及役男的指紋尚未入電腦檔，「這個案件即使已經採到指紋，但也很難突破，」廖哲賢說，直至民國八十年，刑事局耗資上億元建立電腦指紋比對系統，在電腦的幫助下，這個嫌犯終於被找出來了。「菜刀大盜總共犯有強盜、殺人勒贖、竊盜等七十多項前科，如果不是電腦指紋的鑑識，真不知還要害慘多少人，」他說。
又如今天在鑑識科學很被倚重、有「上帝給予的身分證」之稱的DNA鑑識技術，不僅能從血跡、精液、唾液、骨骼，及人體細胞中抽取出來，在與嫌犯相比對的情況之下，正確的機率幾乎達到百分之百，突破過去僅能仰賴A、B、O等血型「排除」嫌犯的方式。
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林鈺雄指出，以辨識無名屍來說，過去主要靠與屍體一起發現的證物，及被害人近親的指認，但如果屍體腐敗或遭毀屍滅跡，就常成棘手案件。現在假若死者的DNA檔案已在警方存檔，透過DNA辨識系統的指認，便可查出死者的身分。
我國刑事鑑識觀念發展得很早，明代古籍《洗冤案》就有以銀針試毒等故事，唐代重要的文件及契約也有以指紋做為簽字或簽名畫押的依據，這些都已有今日鑑識科學的影子。但真正開始建立科學辦案的精神，要回溯到民國三十五年、現代化刑事警察制度建立時。當時，負責外勤偵察的刑事處，與後援刑事實驗室共同成為刑事局的兩大支柱。今日鑑識科學裡的幾個要素：法醫、指紋室與微物證據都同屬這個實驗室。
在過去，由於法庭判案並未特別講究物證，外勤偵察也較重犯人自白，刑事鑑識科學並未被重視。
警政系統的刑事鑑識體系逐步踏入正軌要到民國六十年代之後，「主要與刑事鑑識專家李昌鈺回國帶動風潮有關，」警大刑事系教授林茂雄說。
李昌鈺畢業於我國中央警官學校（警大前身），曾在台灣當過警察，後來在美國紐約大學法庭科學系，順利取得碩博士學位後，便到康乃狄克州的紐海文大學教授刑事鑑識科學。當時在美國，也是鑑識科學大力起步的階段，包括康州等州政府警政廳已經建立專屬的刑事鑑識實驗室，講究法治的美國法庭對警方的鑑識成果也賦予很高的尊重。
到了紐海文大學後，李昌鈺先毛遂自薦運用學校的化驗室協助康州警方破了多起案件，一九七九年康州警政廳遂聘請李昌鈺擔任首席刑事鑑識專家，之後又擢升他為康州刑事化驗室主任，八九年七月索性延攬他任康州警政廳長。
由於與台灣的淵源，二十年來，李昌鈺與國內警界人士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也因此從一九七○年代，台灣警界便不斷派人到美國學習刑事鑑識科學的觀念與技術，李昌鈺並經常回國與法警界座談，逐步建立起法警界對鑑識科學的共識。
刑事局鑑識科科長翁景惠指出，過去警方對後勤檢驗實驗人員一向不怎麼重視。當這門新興學科開始挑戰傳統辦案方式時，還引起不少觀念上的衝擊。
民國六十四年翁景惠剛從警官學校畢業進刑事局工作，當時有件槍擊案發生，一位外勤偵查員送了槍枝及彈頭前來比對，並指出已經有兇嫌主動投案，承認槍擊案為他所為，請鑑識科鑑識後予以結案。翁景惠比對送交的槍枝後發現，該槍枝試射後之彈頭與送驗彈頭「來復線」不吻合，不能結案。
這引起送槍來的外勤偵查員不快，認為翁景惠有意刁難。直到一年多後，在地方上又有其他刑案發生，經鑑識科一比對，發現該凶案所用的槍枝，試射後彈頭與原送驗現場彈頭來復線吻合，認係同一枝槍枝所擊發，足見原先外勤偵查員所交出的槍枝，並非槍擊案所用。案情於是急轉直下，後來也以此循線追捕偵破了。
目擊證人也瘋狂
槍枝比對是依照「每枝槍管在製作過程時，因為機械消蝕磨損不同，因而每枝槍枝的『來復線』不同的原理，使得打出的彈頭痕跡不一樣，據以發展出的比對方式，」翁景惠說，就像每個人的指紋都不相同，每一枝槍的來復線也不一樣，來復線因此也有「槍枝的指紋」之說。
過去判定犯罪事實，非常依賴目擊證人，但就像中西方哲學經常討論的問題：感官所覺知的，不一定真實，甚至可能是謬誤的根源，刑事鑑識甚至可推翻目擊證人的說法。
發生在高雄的張金塗檢察官命案就是一個例子。翁景惠指出，當時總共有兩個檢察官、一個法官在案發現場，三個目擊證人都指出案發經過是一位兇嫌拔槍殺了張金塗。「三個證人都是刑事訴訟法的法定辦案人，」翁景惠說，都知道法庭上講究人證物證，說出的話需要負責，因此案件幾乎就朝著「一把槍一個兇嫌」的方向偵辦。
但當時鑑識科比對案發現場「六個彈殼，八個彈頭」後發現，案子「絕非同一把槍所做，是兩把槍，說不定是兩個人所做，」翁景惠說。破案後果然證實刑事鑑識的推定，是兩把槍、兩個人犯案，當時是在「兩聲槍響之後，另一個嫌犯從圍牆後面出來，對著張金塗的大腿再開一槍，三個目擊證人在聽到槍響後，自動找掩體躲避，因此沒有看見，」翁景惠描述得像電影情節。
物證不說話，但絕不說謊
「物證不會說話，但絕不會說謊，」翁景惠說，物證甚至比目擊證人更可靠。「目擊者無法記清楚案發的詳細情形，往往編造一些細節去補白，這種補白是潛意識的，再加上聽覺、視覺的問題，目擊證人往往會犯一些錯誤，」李昌鈺也指出人類視覺、記憶的盲點。
刑事鑑識不僅挑戰人們自以為確定的感官，對故佈疑陣的刑案現場，對於有經驗的鑑識人員，也能夠一眼拆穿。
前行政院院長郝柏村任內差點引發倒閣的群眾運動就是一例。當時，黨外人士拉著一個被打得頭破血流、Ｔ恤上沾滿大片鮮血的民眾指控「警察打人」，斗大的照片登在報紙上，引起關心人權的國際人士注意。
雖然距離群眾運動的時間已經五天，傷口仍然可以檢查出來，翁景惠乃要求法醫對提出被打控訴的傷者驗傷，結果發現傷者後腦上有一個兩公分長，寬與深像是鉛筆刀輕劃一下的傷口。
根據「血跡噴濺痕」判斷，翁景惠發現衣服上大片及額頭上的血跡，型態係由左下向右上，而非由上向下流，額頭上的血亦是塗抹上去的；另外在褲腰的地方，也發現有兩三滴垂直滴落的血滴。「試想，頭部受傷血應由頭部往下流，受傷的人無論是立姿或坐姿，在褲腰部位的血滴均不可能成為垂直滴落的型態，」翁景惠便據此判斷，這些血是假造的，很可能是以動物血塗上去的。
「血跡噴濺」也是刑事鑑識上經常運用來判定死者或傷者為何而死傷的方法，觀察的重點是血跡的形狀及噴濺的位置。「如果是圓形，這表示血液自不遠處滴落。如果是鋸齒狀，表示掉落的距離大於十一吋。如果是驚嘆號，則表示是快速持刀殺人，」李昌鈺解釋。
從民國六十年到現在，血跡噴濺已成外勤偵查員據以判斷犯罪事實的依據。翁景惠指出，過去有個阿兵哥，自斷小指謊稱被搶，希望造成受傷事實，可以不再當兵，但是在「血跡噴濺」的鑑識下，血跡不是呈驚嘆號點狀的中速血點，而呈面狀的轉移血跡型態，「分明是自己慢慢割，而非被歹徒剁下來的，一眼就可以判斷他說謊，」一位派出所員警說。
莫讓證物「黃金變垃圾」
鑑識科學發展的主要目的，無非是為了要將歹徒繩之於法，還給社會正義。而最快讓歹徒俯首認罪的就是要提出使他不能反駁的證據，所謂「鐵證如山」，讓他想狡賴也不可能。而放眼刑案現場，不管是凶器、屍體、指紋等「一般證據」，或是腳印、鞋印、輪胎印，血跡、口水、精液、耳屎、毛髮等甚或是花粉泥土等「微物證據」，都是警察在現場偵察時不能放過的目標。
然而，鑑識科學並無法孤立地指證犯罪，要與偵察到的其他條件相佐證，才有利於案件的突破。廖哲賢舉例，過去中和有件強盜案，在受害的機車安全帽上採到可能是嫌疑犯的指紋，但涉嫌人辯稱是住在附近，不經意地碰到機車，因為缺乏指紋之外的旁證，而無法將他繩之於法。
翁景惠指出，如果當時外勤偵察時，不只是單純地採下指紋，而是更進一步的由指紋所在的位置、指尖所指的方向來判定是不是自然留下的指紋，後來對案情的幫助應會更大。
然而包括檢警雙方，以及法醫等部門在案件現場上對物證的尊重，也是讓鑑識會不會「黃金變垃圾」的關鍵之一。一位警界人士就表示，他曾看過法醫拿著曾經解剖過一個屍體的解剖刀再去劃另一個屍體，造成污染。
甚至警政首長為了邀功，率領大批記者進入犯案現場，拿著剛從刑案現場起出尚未經過「證物袋」緘封的槍枝便秀給媒體看。或是在案發現場，檢察官居然要嫌疑人直接踩踏在可疑的腳印痕上以供比對，「若因此而使法官在判案時因為破壞現場跡證、證據不足而無法判罪，才是茲事體大，」這位警界人士說，不要說一般人，連警界人士對刑事鑑識的觀念都還有待確立。
難道他手上有水晶球？
就好像任何科學原理原則一樣，判斷犯罪事實，刑事鑑識也非全能，「鑑識科學有著『有就是有，沒有就是沒有』、一翻兩瞪眼的『零和』特性，」翁景惠說。二十世紀的法庭中，雖已增加了更多講究人、物證等直接證據的觀念，但是例如種族、宗教等人性的偏執，甚或直覺上崇敬有名氣地位的當事人，類似的觀念仍在潛意識裡，在在影響鑑識科學的運用。
轟動一時的美國足球明星辛普森前妻被殺案，案發現場的血跡經DNA檢定，雖屬辛普森所有，但是最後在辯方律師提出，在血液送交實驗室化驗時，DNA的檢體已經受到污染，以及警方採證的法律程序有問題之下，不被當作採證的犯罪事實。由此也可以得知，即使是已經「一對一對號入座」的鑑識科學也不一定就能將歹徒定罪。
回歸到人性的本質，無論鑑識分析的經驗再怎麼發達，科學儀器再怎麼進步，辦案人怎麼運用、看待鑑識科學，才是這個學門應用的根本；而豐富的常識、敏銳的觀察力，「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才是科學辦案的精髓。
翁景惠以畫家歐豪年失竊畫作的案例指出，竊賊是個行家，幾乎將所有的畫都偷走了，一開始警方根本找不到指紋，後來翁景惠到現場一看，奇怪所有的畫都被偷了，只有一幅歐豪年最鍾愛的《雞翎圖》留在現場。「雅賊是識貨的，不可能不知道這幅畫，」翁景惠心想。原來，歐豪年因為太鍾愛這幅畫了，特別用壓克力將畫的四方封死、再用畫框裱起，「我們就仔細察看這幅畫，後來果然在右上角採到三枚非常新鮮的指紋，原來竊賊還是曾試著要帶走這幅畫，但因為畫被壓克力板封死，就脫下手套，想用指甲摳開，指紋就留在上面了，」翁景惠說，也因為這三枚指紋，價值不菲的畫作失竊案偵破了。
有著神乎其技破案技術的警察常常會被形容「手上總有一顆水晶球」，科學鑑識讓水晶球更能發揮作用，但顯然，探員的細心推敲才是水晶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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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命案的現場，怎樣找到血跡，根據它的形狀、落點來判斷犯罪事實，便是科學辦案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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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女子在公寓陳屍了五天才被發現，是自殺？還是他殺？對科學辦案人員，第一現場怳嶺垠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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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把槍枝的「指紋」都不相同，可循線追捕歹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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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裡對犯人人權的保障，是今日刑事鑑識科學發展的原因之一。類似這樣破案後讓嫌犯對著社會大眾「交代」的場面，是否合宜，看法兩極。（王英豪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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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任何兩個人有同樣的指紋。指紋檔案的建置是科學辦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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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月的一個清晨，台北縣林口鄉發生了一起槍擊案，一名男子在遭歹徒開槍射死，鑑識人員立刻前往採樣。（柯承惠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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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地對待證物，是刑事鑑識的第一步。怎樣有效地採到指紋，這可是門大學問。
法庭裏對犯人人權的保障，是今日刑事鑑識科學發展的原因之一。類似這樣破案後讓嫌犯對著社會大眾「交代」的場面，是否合宜，看法兩極。（王英豪攝）（王英豪攝）
沒有任何兩個人有同樣的指紋。指紋檔案的建置是科學辦案的基礎。（邱瑞金）
今年四月的一個清晨，台北縣林口鄉發生了一起槍擊案，一名男子在遭歹徒開槍射死，鑑識人員立刻前往採樣。（柯承惠攝）（柯承惠攝）
細心地對待證物，是刑事鑑識的第一步。怎樣有效地採到指紋，這可是門大學問。（邱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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