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想過好日子，中國「阿燦」們帶著夢想來到富裕香江。過去幾十年來，位居九龍西北，佔地約9.5平方公里的「深水埗區」，一直是他們來港主要的落腳之地。在此區36.5萬人口中，新移民進進出出，比例始終維持在20％左右。

然而，香江夢的起點往往是嚴峻的考驗。早在定居前，多次持「雙程證」探望先生的陳太太，就對此地高得令人咋舌的物價心存畏懼。

計算過工資和物價水平後，她力勸丈夫回珠海。緊鄰澳門的珠海，近年雖然經濟起飛，物價和房價仍遠遠低於香港。

「不過，每次跟他談起這件事，他總是一句，『好不容易出來了，怎麼能隨便回去』！」陳太太說。

拗不過好面子的丈夫，2003年，申請多時的「單程證」（港澳定居證）批准後，她帶著年紀分別為16和12歲的兩個孩子跨過珠江來港。到港不久，這個家庭又多了一個成員，一個今年3歲大的小女孩。

床邊一坐就是客廳（上）；雙層床上還能危危顫顫地打電腦（下），這就是「板間屋」──新移民香江尋夢的起點。

香江夢醒

新移民剛入大都會，就業和經濟問題最為迫切，陳家自不例外。

食指浩繁的一家人，靠著陳先生「打地盤」（建築工）薪水過活，每個月只有5,000港幣不到（約合台幣2萬1,000元）。這個數字即使在全港18區中平均月收入最低、僅達1萬4,000港幣的深水埗，仍顯得微薄。如果再對照香港為數眾多的外籍主管們動輒300萬港幣以上的年薪，更可看出「放任式自由主義天堂」的殘酷特質。

「在這裡，光每月房租就一千多港幣；孩子讀書雖然免學費，但每學期每人還要繳3,000元以上的書本費和制服費，」一談到孩子的教育經費，勉力維持家人溫飽的陳太太聲調愈來愈低。

根據特區政府的定義，所謂「新移民」，指的是來港居住未滿7年，尚未獲得永久居留權的移民。

然而，「在港人心中，只要走不出深水埗，一輩子都是阿燦、都是新移民，」輔導移民最有經驗的「香港社區發展組織」(SOCO)幹事施麗珊指出。本身也是第一代移民，施麗珊看過無數新移民在深水埗落腳，一步步在香港社會扎根，歡喜搬出去；另一方面，「也有將近一半的人逐漸死了心，準備在深水埗終老，」她估計。

這個有「香港哈林區」之稱、令新移民愛恨交織的深水埗，與台北縣的土城、三重類似，是香港早期的工商業中心之一。在輕工業盛行的1960年代，這裡聚集了大量的紡織、製衣、罐頭及副食品批發零售業。不過，當香港經濟轉型升級，曾經繁榮的輕工業景象就慢慢沈寂下來，工廠家數由高峰的6,000多間，跌至目前不足一半。

也因此，SOCO的調查指出，該會在此地輔導的新移民案例當中，大多數家庭只靠一份薪水支撐，其中又有超過6成，其收入完全仰賴「地盤工」，或是工資水平相當的「看更」（大樓管理）和清潔等粗重低薪工作。

除了男性外，想外出工作的新移民女性也不少。然而受限於學歷（2006年來港女性中，無一技之長的高中學歷比例最高，佔75.8%），工作機會並不多。特區政府民政局的統計也顯示，該年來港依親的二萬六千多名女性中，平均月收入竟僅有港幣1,760元。

艱困的經濟條件，不僅讓深水埗屋舍更新的速度在全港殿後，許多專門租給新移民和弱勢者、空間狹小的「籠屋」（只有一個床位，四周圍上鐵籠以防遭竊）和「板間屋」（隔板屋）在此群集，更是富裕香港最令人難堪的一面。

距離陳太太居住的公共屋9不到10分鐘步行路程，另一位從廣東中山縣前來的方太太一家，處境更顯艱難。

走進四十多年前建造的老公寓，狹窄不容轉身的樓梯間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寫著「禁止在此便溺、吸毒」的斑駁牆壁。到了2樓，不到35坪的公寓切割成7個單位，每個單位都住著人口從2到6人不等的一戶人家，這就是所謂「板間屋」。

每天傍晚，方太太一家人從學校和工地回到家，二樓唯一的洗手間和廚房就開始客滿，6家共18口人輪流使用。「等所有家庭都炒完菜，上床睡覺的時間也到了，」方太太抱怨。

生活困頓，連小孩也學會精打細算，為了節省來回8.8元港幣的車資，就讀高中的方家大兒子每天上下學捨棄公車，步行45分鐘上學。同樣為了節省開支，一家人假日幾乎從不出遊。距離深水埗僅僅只有8站地鐵站的繁華港島，彷彿是遙不可及的另外一個世界。

此外，同樣講廣東話，但是口音不一樣，讓讀完小學才來的大兒子變得很孤僻，「老師說他在學校都不講話，」方太太嘆了一口氣。

敏感的孩子感受到自己和他人之間無形的界線，他明白告訴父母，自己不要再讀書了，希望外出打工貼補家用，讓還在學習初級廣東話、學著分辨「回家」和「返屋企」的不同使用方式的弟弟妹妹，能無憂地完成學業。

床邊一坐就是客廳（上）；雙層床上還能危危顫顫地打電腦（下），這就是「板間屋」──新移民香江尋夢的起點。

看不見深水埗

面對移居香港的內地人，早期港英殖民政府採取「過關留人」的策略：在人道考量下，只要內地人通過海關抵達香港，就給予居留權。

1983年，港英政府開放內地人依法赴香港「依親」，並在住滿7年後可獲得香港護照和永久居留權。97年後，英規中隨的特區政府簽發的「單程證」數量提升到每日150張，等於每年有超過5萬名新移民在香港落腳，至今總人數已超過50萬人，而同期香港人口也不過才增加70萬人。

「這種移民政策是沿襲專制政權的慣例──新移民的批准權力在移出地中國，而不是移入地香港，」施麗珊解釋。不過，在名額增加後，以往平均分隔15-20年才能在港團聚的「中港夫妻」，現在只要5-6年就可以了，省卻了不少相思之苦。

但在放寬「單程證」名額外，港府和香港社會顯然還未做好準備。

首先，在公共屋9申請上，99年後條件雖有放寬，但由於公屋趕建不及，申請入租者平均仍得排隊等待5年以上。在這段期間內，他們得四處尋覓，而能夠負擔的往往就是生活條件極差、租金也不比公屋便宜的私人籠屋和板間屋。

而在最直接可以讓新移民獲得的「綜合援助金」（包括失業在內的多種社會弱勢津貼）方面，「特區政府反而比港英殖民倒退了好幾步，」施麗珊解釋，以前「綜援」只要住滿香港一年者即可申請，2004年後，除了能夠證明「遭受家暴」的極端例子外，新移民反而要住滿7年、拿到永久居留權後才得以請領。

在此同時，近3年經濟帳面亮麗的香港貧富差距拉大，新移民更是首當其衝。2004年時，當年的特首董建華就公開承認，貧窮擴大的危機是富裕香港極大的社會問題，他提出計劃，以成立「扶貧委員會」和「廣建公屋」來解決彼此緊密連動的新移民和貧窮問題。然而，隨著董建華請辭下台，這些構想並未完全落實。

在種種不利的經濟條件外，如影隨形的歧視，更讓新移民有如芒刺在背。

簇新的高樓前，收容新移民的板間屋公寓逐漸凋零（上）；繁忙的街道上，求溫飽的新移民揮汗送貨。繁榮香港的另一面，殘酷大街故事多。

尷尬的注視

「新移民身分揮之不去，一直到我進入港大就學都還受到影響，」在香港一家國際航空公司擔任主管的Lisa說。1983年和母親一起來港的她，是「依親」開放的首批受惠者。為了讓她接受香港主流教育，Lisa甫自國小畢業，經濟不寬裕的父母就咬牙把她送出深水，就讀以英語授課的基督教銘賢書院。1990年畢業後，Lisa也不負父母期望，考上第一志願香港大學。

承繼英國傳統的港大，同樣學到了大英上流社會注重階級的勢利作風，以學生背景分配的住宿生活即是一例。講究競爭與榮譽的宿舍間不僅有各種體育和其他專長的對抗，「老鬼」（畢業的學長姐）更會時時刻刻拜訪在學學生，維持情誼。

「但你住在哪個宿舍不是自己選擇的，而是根據你的家庭社經背景安排的。」說起自己只被分派到沒有顯赫歷史、離校又遠的RC LEE HALL，Lisa口氣仍帶著遺憾。

出了校門，社會歧視更無所不在。「最明顯的就是媒體使用的語言，」台灣女婿、甫從政大退休的香港中文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彭家發指出，當「阿燦」逐漸自港人記憶中淡去，新的歧視辭彙如「北姑」，仍大量見於各媒體。

此外，雖然每年湧入香港的上千萬名大陸觀光客創造了超過2百億港幣的經濟效益，商家和大陸客起衝突的事件仍時有所聞。

「在香港，英語高級，廣東話親切，但要是說普通話，商家通常沒好有臉色，」一位旅港的台灣作家說出她的經驗。

從移民到遊客，從語言到經濟，一種「我們」和「他們」的區隔時時發酵，就連政府官員有時也難掩偏見。去年特區政府一位官員就公開表示，香港每年的自然人口淨增長不過一萬餘人，但內地新移民數目卻多達5萬人。「這些人來香港不但會破壞香港生活品質，房屋和綜援金都要倚靠政府，簡直是來吃大鍋飯的！」

簇新的高樓前，收容新移民的板間屋公寓逐漸凋零（上）；繁忙的街道上，求溫飽的新移民揮汗送貨。繁榮香港的另一面，殘酷大街故事多。

正視融合問題

這樣講當然不厚道，也不是事實。中國的競爭企圖和能力早已震撼全球，而來港「阿燦」們想自食其力的心也比誰都迫切。何況對港人來說，中國雖然意涵複雜，但總歸還是自己賴以生存、享盡他國艷羨眼光的生產基地和獲利市場。

何況，在市場外，港人也垂涎大陸豐富的人才。2005年起，本身亟需高級人才的香港，設立了「專才」、「優才」和「投資移民」等項目，藉以吸收境外、特別是中國的優秀人才。此外，包括港大在內的香港頂尖學府，每年更組團前往中國各大城市的拔尖學校──例如北京第四中學──招攬人才赴港就讀。不過截至目前為止，成效並不良好，每年成功引進的「中國留學生」數目不過數百人。

從這方面觀察，彭家發認為，「港人對同文同種新移民的隔閡，其實不是一種族群差異，而是一種意識型態的歧視和經濟階級的歧視。這種歧見是可以靠著雙方的努力來破解的。」

再往裡推，說不出的歧視根源，或許只是反映出港人的尷尬與不甘：自己歧視的「阿燦」們，哪怕本質沒變，但若換一種階級出身，不也就是那些血統純正、可以在政經上支配香港的中國「新主人」嗎？

10年回歸，港中融合的課題惱人。要繼續擁抱中國的香港，這堂課沒有缺席的權利。

床邊一坐就是客廳（上）；雙層床上還能危危顫顫地打電腦（下），這就是「板間屋」──新移民香江尋夢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