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建會副主任委員孫震

孫副主委自稱是個傳統的中國人，具有溫和順從的性格，一向努力達到各種環境的規範與要求，就算心中不喜歡，也會勉強自己做到。從求學、服役、教書到從政，都盡力把所擔任的角色扮演好。回想過去，他自認各階段的境遇都超過自己的期望，因此心中常存感謝。

孫震是山東省平度縣人，生於民國廿三年。三歲時，中日戰爭爆發，從小就經常逃難，入學後，常一個學期換好幾個學校。初中又碰到共黨作亂，由於時局不穩，未能好好安心讀書。

鄉下子弟，從小愛看書

平度縣是個比較貧窮、落後的縣份，縣內有人一直沒看過飛機、輪船、火車、電燈等現代物質文明，可說是個封閉、民智未開的環境，學校的師資和學生程度因此也比較差。但孫震在那樣動亂的時代背景、素質不佳的教育環境中讀書求學，後來仍能順利升學，表現絕不比人差，豈非是個「異數」？

「這個問題我是想過的，或許因為我是家中長子，幼年常到外婆家給她作伴，因為沒有玩伴，就變得『年少老成』起來，成天喜歡看書。即使在逃難時也到處找書看，讀了許多超齡的書，文言的、白話的都有，反正只要有字的我都會抓起就讀。有些根本不懂，就『囫圇吞下』，也因此我在書本中得到許多知識與啟發，不那麼閉塞，心智年齡可能也成熟些。而當時養成的愛讀書的習慣，就此影響一生命運的走向。然而那種讀法也有些問題，因為小時認得的字有限，很多事情也不懂，讀書時遇到困難便跳過去，就形成了『好讀書，不求甚解』的習慣，所以這其間的利弊得失，我自己實不敢論斷。」

但是，幼年這種「博而不精」的讀書方式，使得孫震往後博學多聞，念書時不鑽牛角尖，讀到不懂處敢於暫時略過不顧。尤其是經濟理論的書，一般說來比較艱澀枯燥，讀後不可能每段章節都了然於心，如果非得弄通這一段才肯進行下一段，則一本書可能許久都讀不完。他說：「少數段落跳過去應該無礙。等你讀的東西多了，累積到一定程度，在豐富中自能觸類旁通，便會有豁然開朗之感。因此，我常勸學生，讀書時不要死腦筋，不必非把每一處都弄懂不可，有時跳著讀也不妨的。」

環境雖艱困，仍選擇繼續升學

大陸淪陷後，孫震和父親來臺。他回憶說：「剛到臺灣，父親離開軍中，又一時找不到工作，便以賣燒餅、油條維生。和父親一起逃難來臺的朋友也都從事類似行業。小孩子則幫著端盤子、洗碗，或在街上賣枝仔冰，賺錢貼補家用。我在大陸上已念完初中，看到大家的境遇都是如此，並未打算繼續升學。不升學，卻也找不著事幹，加上有回在街上看到北一女學生穿著綠色制服很神氣，心中開始有了升學的意念。於是進入臺中的『裝甲兵子弟中學』，也就是現在的『宜寧中學』。」

高中畢業後，孫震順理成章參加大學考試。那時各大學獨立招生，他同時考上臺大經濟系和師大國文系。由於家境不好，父親希望他念師大，可享公費，而孫震本身也對國文很有興趣。不過他擔心學文的出路窄，謀生不易。當時雖也不清楚經濟系到底要學什麼、將來能幹什麼，不過總覺得比學國文出路好，所以就選擇了臺大經濟系。

專注用功，表現頗佳

孫震在讀高中時經常保持名列前茅，進入臺大經濟系後，成績仍然很好。臺大經濟系同學程度都頗高，孫震仍能在其中保持佳績，不能不說是難能可貴。他說：「上大學後我讀書非常用功，可說心無旁鶩，經常把教科書念得滾瓜爛熟，書本闔起來，都能記得什麼內容在那一頁的那一行。」

由己身的讀書歷程，使孫震想到，讓小朋友從小日以繼夜地讀書，嚴格要求他們的課業成績，到底有無必要？他說：「現在小學生就得那麼辛苦地念書，可是長大後，未見得表現比上一代好。這種讀書方式是否斲傷了孩子的創造力和想像力？很值得探討。」

孫震以為，小學教育應該只有二個任務，一是養成孩子合群、守紀律的觀念，不可只知有己、不懂得尊重別人，這樣在長大後，才能做一個好國民。第二是訓練他們專注用心的思考力，再繼而培養分析、創造的能力。但是，今天我們國小的教育方式似乎並未達成這些目標，而讓孩子花太多時間在重覆記憶上。

「不過，如果我幼時的教育環境就是這樣，我也會順從、適應，努力把一切做好，絕對不致反抗或逃避。等到自己有了實力，甚至有了影響力，再設法予以改進。」

在求學過程中適應、專注、努力之外，孫震一生讀書多不必繳學費。

全繫國家培育，心中常懷謝思

孫震說：「我在初中時代是流亡學生，學校是救濟性質，不必繳學費。在裝甲兵子弟中學讀高中時，只有第一學期繳學費，從第二學期開始，每學期都考第二名，而學校規定前三名免學費。在臺大我有清寒獎助金，也是學費全免。而後來讀研究所也是公費。因此，我常感覺自己有今天，全是國家賜予的。」

大學時代，孫震只向父親要過新臺幣廿元，從此沒有用過家裡的錢。當時他有清寒獎學金，還兼做家教；偶爾也寫些散文和小說，向報社投稿，賺得的稿費對生活也不無小補。

大學畢業後，孫震分別考上高考和臺大經濟研究所。由於高考沒有被分發，他便去念研究所，並兼任系裡的助教，同時負責管理系上的圖書，很多新書都能先睹為快。

他說：「研究所這三年，是我書讀得最勤快的一個階段。那陣子，我經常在系辦公室看書，每天都待到很晚，看累了，就到外面的走廊透透氣，心裡有無限快樂、充實之感。心想，就算躺在床上第二天不再醒來，也不致有任何遺憾了。」

曾是個英挺威武的好軍人

得到碩士學位後，孫震去服兵役，也是盡力做個標準軍人，不論學科、出操、打野外，都努力符合軍紀要求，經常得到嘉獎、記功獎勵。出操時亦常走在隊伍前面做示範，從不逃避吃重的工作。

無論是外型或言談舉止，孫震都予人斯文書生的印象，很難想像他在軍中英挺威武、一馬當先的模樣。孫震也自稱，從小膽小，個性內向、羞怯，在公開場合多半待在角落裡，不容易被人注意到。「但在必要時，我一定勇往直前，絕不退卻。」他說：「記得以前到師長家，敲門前都會緊張得無以復加，但是我從未因此折返，總是硬著頭皮，一鼓作氣踏進室內，使自己毫無退路，只好迎上前去。直到今天，很多人不相信我在演講前夕，仍不能安穩熟睡。但我一直都在努力克服自己性格上的缺點。」

服役之後，孫震本想回學校繼續教書，有天美援會經濟研究中心主任，也就是經濟學家王作榮問他，願不願意到美援會工作？由於當時美援會的待遇很好，孫震便辭去臺大助教之職，到美援會工作，開始把七年所學的經濟理論運用在實務上。

盡忠職守，力疾從公

當時美援會由已故的尹仲容先生和現任行政院政務委員李國鼎先生領導，尹、李兩位先生都是我國財經界的巨擘，有衝勁、肯擔當，追隨他們工作可以學到許多東西，但也十分辛苦。據傳尹先生今天交待同仁的事，要求今天就要做好；而李先生則希望你昨天就做好了。孫震說：「還好我當時只是個小職員，少有直接和兩位長官接觸的機會；業務上都由我的直屬長官王作榮先生居中安排，然後給予我相當充裕的時間達成任務，所以不覺得有太大壓力。」

孫震不覺得工作壓力大，和他做事一向勤勉有關。當年他有一陣為趕寫一個報告，雖然嚴重感冒咳嗽，仍不願請假好好治療、休養，後來遂轉為氣喘。這個毛病常在清晨四、五點發作，每次都喘得他痛苦不堪，甚至恨不得就此死去；等到喘過了，全身被冷汗濕透，天也亮了，生存的意志便又幽幽轉來。即使在那種情況下，他自始至終未請過一天假。

當時，王作榮先生人在美國，回國後，覺得孫震工作很努力，便幫他爭取到聯合國獎學金，到曼谷「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研習經濟發展和經濟計畫九個月。換了一個環境，孫震的氣喘病竟不藥而愈。

出國進修，研習不同學派

民國五十三年，美援會改組為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孫震辭職回臺大經濟系任講師。這段期間他先後獲得美國傅爾布萊特獎學金，及我國行政院國科會獎助金，兩度赴美進修，得到美國奧克拉荷馬大學哲學博士，並赴芝加哥大學研究貨幣學派的理論。

孫震指出，在現代經濟學領域中有凱因斯學派和貨幣學派之爭。他在奧大主要學的是凱因斯理論，為一步瞭解貨幣學派，便又到芝加哥大學進修。這段期間的研習經驗，使他對二家學說的精義，皆能了然於心。

最近在國內報章志雜上常看到許多經濟論戰的文章，學者間因師承不同學派，所持觀點各異，而且都能言之成理，令許多外行人弄不清孰是孰非。究竟凱因斯和貨幣學派的理論有何不同，其重點、精神各為何？

凱因斯學說可解決短期失業問題

孫震指出，簡而言之，凱因斯學說是為解決一九三○代初期英、美經濟大恐慌而提出的一種理論。當時英、美等國經濟蕭條、失業率高，凱因斯理論的重點，是增加市場需要，以刺激生產、增加就業。至於如何增加需要呢？基本上不外：一、採取貨幣政策，增加貨幣供給，使利率下降，以促進投資，需要就會跟著提高。二、採取財政政策，政府稅收不變，但增加支出，市場總購買力就增加；或政府支出不變，但是減稅，使人民可支配所得增加，需要也就增加等。

凱因斯理論基本上是一種短期的理論。經濟學上所謂短期，是指短到一種程度，故資本存量不變。在短期中，技術水準一定，資本存量不變，而勞動力有一定的人數，於是社會所能生產的總量就有一定的限度。在這種情形下，社會究竟生產多少產品？雇用多少工人？或者說提供多少就業？就靠需要多寡來決定。因此凱因斯主張運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控制總需要，使其接近最大可能，亦即充分就業的產量，所以又叫「總需要管理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凱因斯理論被廣泛應用，期以達成充分就業，甚至促進經濟成長。但也產生一些後遺症，例如，貨幣供給增加，固能降低利率，刺激投資，但在較長時期，則往往因貨幣供給過多，引起物價膨脹。另外，政府支出不斷增加，也造成政府部門的擴充，私人所能使用的資源相對減少，有使社會資源從生產性用途轉移到非生產性用途的趨勢。

貨幣學派走的是長期路線

孫震指出，理論是思考、分析的工具，所有理論，都是為瞭解決實際問題而設計的。凱因斯理論最初是用來解決失業問題，後來被推廣到控制總需要，以促進充分就業和經濟成長。貨幣學派的理論，則是設計來解決物價膨脹問題的。貨幣學派的理論基礎，是貨幣數量學說，認為物價膨脹是一種貨幣的現象，長期中物價會調整到與貨幣數量一致的水準，可說是一種長期理論。

貨幣學派（唯貨幣主義者）大師傅利曼，修正傳統貨幣數量學說而為「貨幣需要理論」。最簡單的說法就是，社會對貨幣需要有一定的數量，貨幣供給如不等於需要，就會引起產量和物價的調整，直到貨幣的供需相等為止。

貨幣對物價關係重要

這話怎麼說呢？舉例而言，我們也許從來沒想過我們的貨幣需要，也就是我們想要保有的貨幣是多少，但大致會有一個適當的數額。當我們發現手上的錢，超過想保有的數目時，便會加以處理、支配，於是社會的購買力就增加，而引起生產增加。生產接近極限，會引起物價上漲；物價漲到一定程度，大家購買力就會減低。當大眾所願保有的貨幣和貨幣當局供給的數目一致時，物價上漲的情形就會消失。

貨幣學派理論的中心，就是如何控制貨幣的供給，使其剛好與社會的需要一致。那麼貨幣的需要為若干呢？這就是傅利曼的貨幣需要理論所要答覆的問題：計算出貨幣應如何隨經濟成長而增加，政府只須維持貨幣供給按同樣比率增加，就可維持物價穩定。至於經濟體系中其他實質的因素，例如產量、就業與經濟成長，則由貨幣以外的實質因素，例如技術、制度、人民教育水準、勤勉程度來決定。所以貨幣主義者並沒有說貨幣萬能或只有貨幣重要(Only Money that Matters)，而是認為——貨幣對物價關係重要。

孫震指出，貨幣數量和物價的關係是每個經濟學家都承認的，但問題不在於兩者之間有無關係，而是除了物價之外，還有別的問題，同時也有別的因素，短期中也會影響物價。例如進口價格上漲，政府該如何反應？如堅持貨幣數量不變，則進口物價上漲所引起的物價膨脹，終必被迫下降；但在物價下降前，可能先有經濟衰退和失業增加的情形。同時為了維持平均物價不變，在進口物品價格上漲時，國內物品價格被迫下跌，這種相對價格變動所可能引起的變化如何，生產者和消費者該如何因應、調整，也不能不加以考慮。因此，縱然我們都承認物價膨脹的最後原因在於貨幣數量，但是經濟政策的掌握，不是一個單純的問題；而且貨幣供給的控制，在緊要關頭，也不一定能得心應手。

各國政府多不可能被簡單界定走某一學派

孫震說：「今天各國政府所要解決的多半是短期的經濟問題，沒有一個政府會完全遵照貨幣理論，『以不變應萬變』，只管貨幣供給。因為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現實環境，其間變數和所需考慮的因素太多；因此不會完全傾向於某一理論，總是廣泛徵詢各方意見，為決策時的參考。政府的決定和學者提供的理論研判，有時會有出入，因為學者可以大膽假設，而財政當局縱然相信某種理論，做決定時仍不免有幾分躊躇，如前所說，因為所需考慮的因素太多了。是故很少政府可以被簡單界定於走那一學派，我國財經當局也是一樣。據我所知，我國政府一向非常重視各個經濟學家的意見，只是有時政府在某個時機，採取某一決策時，恰好和某一學派的主張吻合；而事過境遷，也許又會和另一派意見一致也說不定。政府工作者自有他們的資料和判斷。」

理論旨在簡化問題，有助分析研判

孫震強調，任何理論都旨在幫助我們化繁為簡——把複雜的現象簡化，俾有助於分析、研判，因此許多次要的因素常被忽略。學者為了強調己身的主張，否定對方的立場，往往又強調對方理論中的次要因素，因此爭論不休。事實上，經濟現象非常複雜，不可能一語道破。

孫震舉公民營事業問題為例。大家都公認公營事業效率不如民營，但也有例外，例如我國中鋼公司的效率就很高，法國的公營事業也辦得很成功，而聽說德國更成功。公營事業和私人企業最大的不同，在於所有權，一個屬於公家，一個屬於私人。假定現代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是分開的，那麼私人企業委託專家經營，公營事業也可聘請專家管理，理論上效率應該一樣。但事實上，政府多半不放心把巨額資產交給私人管理，所以產生許多管理上的限制，使人興起「防弊重於興利」之嘆。傅利曼就曾說過：「公營事業效率都低，因為花公家的錢不心疼。」但是，私人企業的經理也是花老闆的錢，為什麼他就會心疼呢？可見經濟事務不能用二分法來說明。

個人的消費和儲蓄，與整體經濟發展有關

我們也經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呼籲大眾消費或儲蓄的文章，孫震認為，這也不是單純該消費或儲蓄的問題，而是兩者之間必須找出一個適當的均衡點。但這話說來容易，做來卻不簡單，並且每個國家在不同時期的情況都不一樣。否則若只是該消費或儲蓄，那麼經濟問題就太容易解決了。

儲蓄，並不只是要我們把錢存起來，而是要把它用於投資。中國人一向勤勞節儉，省下來的錢卻往往只懂得用來買黃金、置房地產，這樣資本未能有效利用，是故無法促成生產技術的發展與進步，也因此我國古代的經濟不發達。現代人比較聰明，會把錢存到銀行，銀行可代為運用、投資；或是自行找尋投資途徑，不僅增進個人財富，也會促進國家整體財富。

孫震解釋消費和儲蓄間的關係說：「如果一個社會中，大家把所得都消費掉，儲蓄等於零，則資本難以累積，生產設備、生產技術就很難發展進步，國家的生產量也就到此為止，經濟無從成長。因此，一定要把部分當期所得節省下來用於投資，但也不能矯枉過正，把全部所得都儲蓄下來，因為如果大家都不消費，產品沒有銷路，投資與生產就毫無意義了。」

至於儲蓄和消費的均衡點怎麼找？孫震認為，大致說來，和國家技術變動的速度有關。如果技術水準停滯，投資報酬率等於零，再投資也不能多賺錢，大家也就沒有興趣把錢儲蓄下來投資。因此，孫震在許多文章中都強調：「技術進步——包括新產品的發現、舊產品的改良、新生產方法的發明、新管理方法的採行及新市場的開闢等，是經濟發展的最後來源，也是唯一來源。」

物質文明可帶動精神文明的發展

孫震並且說，當國家進步到一定水準，就會由物質消費層面推展到與物質消費相關的精神層面。例如：進餐時先求吃飽，再求食物的色香味俱全，進而講求氣派、情調和氣氛：把食物擺在精緻的食器內，餐桌上有鮮花和燭光為點綴，還要有悅耳的音樂增加情調。因此他以為，物質與精神是相輔相成的，可謂一體的二面，物質方面講求精緻、優雅，也就走到精神的層面了。

經濟學的範圍包羅萬象，浩瀚無邊，孫震赴美攻讀博士的那段時間，感到最大的收穫就是把學問系統化，知道自己的所學在整個經濟學體系裡，各在那個位置上。

民國五十九年，他自美返臺，由副教授升為教授，滿懷抱負，和幾個同事有心把臺大經濟研究所辦好；並結合學術與實務，一面教書，一面帶領學生接受政府委託做研究。正在他教學、研究幹得十分起勁時，政府有意延攬他出任經濟設計委員會的副主任委員。經設會就是由美援會改組為經合會，又改組而成的。回到「老東家」工作，出任的又是高職，孫震自然頗受吸引，但也相當躊躇。他一方面害怕自己力不能勝，一方面也不想離開教學環境。但當局再三給他打氣，並答應他可以繼續教書，他因此欣然就任。

孫震進入政府部門後，雖然工作忙碌，但始終未放棄教職，每學期仍在臺大擔任一、兩門課。他說：「教書可收教學相長之效，迫使自己不斷吸收新知，才不會被時代淘汰。」

他平時沒有什麼嗜好和消遣，擔任副主委後，就把工作時間分為兩部份：白天上班，夜晚讀書和寫作。

喜愛文學，理論之作亦具可讀性

素來喜歡看書、寫作的孫震，在從事學術研究之餘，從未放棄他對文學的愛好。例如：他每天看報一定要把各報副刊從頭到尾仔細看完。他發表經濟方面的文章或演講時，亦力求淺白通俗，盡量減少艱深的理論，避免採用數學程式和經濟術語，在理性的內容中常流露感性。

例如他在「總體經濟理論」中，談到經濟學家哈羅得的保證成長率，不過是傳統的事前投資等於事前儲蓄的均衡條件，兩端除以所得而已。他是這樣以感性的筆調寫的：「然而只此一點輕微的改變，已足以化腐朽為神奇。理論上很多創新，大率如此。就好像我們在一個熟悉的老宅子裏兜圈子，有一天，順手推開一扇門，忽然發現另外一個天地，引導我們進入一個奇妙的世界。……」

民國六十六年十二月，經設會又改組為經濟建設發展委員會，孫震仍繼續擔任副主任委員，襄助主任委員處理與經濟計畫和經濟研究有關的事務，目前並擔任經建會發言人和人力規畫小組召集人。

參與國家經濟發展的設計、協調與評估管制工作

經建會從美援會時代，歷經數次改組，各階段的職掌和權責不盡相同，但對國家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皆有貢獻。經建會是個財經幕僚機構，有三個主要功能：第一，是負責國家經濟計畫的設計，包括十年計畫、四年計畫和年度計畫。其次，是重大經濟政策的研擬和協調，經建會的委員包括財經有關部會首長，和專長財經的行政院政務委員，每週舉行的委員會，目的在協調有關部會的意見，幫助行政院長對重大經濟問題作初步決定。第三，是公共部門重大投資計畫的評估與管制，凡新臺幣五億以上的政府投資計畫（包括公營事業），必須先經經建會的審議通過，才能報院。

經建會的工作以幕僚性質為主，本身並無決定與執行權，因此多半是在扮演幕後英雄角色。辛勤努力的工作，往往無法得到明顯的回饋，但所有工作同仁仍甘之如飴，孫震說：「會內同仁極具研究精神，也很有團隊觀念，當提出的研究成果被採納成為國家政策時，內心總有莫大的滿足感。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很謙虛，只知盡本份把工作做好，不敢自詡有成就、有貢獻。但是我相信，這些有能力、有幹勁的年輕人，絕不會被埋沒，一定會嶄露頭角的。」

行善、奉獻的本身，即具有無比崇高的意義

孫震又說：「我認為我們的社會愈來愈公平、開放，當我們盡心盡力做某些事時，自然不會考慮要有何等回報，但做了之後，通常都能得到合理的報償。這使我想起基督新教理論中，曾提到人是否得救，早已被上帝揀選；信徒努力行善，就是想證明自己是被上帝揀選、且值得上帝揀選。此一理論和資本主義日後的發展有密切關係。」

孫震解釋，依照基督教的說法，信徒在世努力工作，進而積聚財富，卻不恣意享樂花用，因為他們在世是為天父看管祂地上的財產。這種精神表現在企業家身上，即工作本身就是目的，賺錢不過是附帶的結果。因為如果企業家是以賺錢為目的，錢賺得愈多，工作的動機應愈小。可是，我們看到許多大企業家已經富可敵國了，仍很努力地工作，造福許多的人，可見努力工作的本身就是目的。推廣言之，我們行善本身應即是目的，回報只不過是附帶的結果而已。

至於我們中國的傳統道德是怎樣鼓勵人修德行善的？中國人的說法是「善有善報、惡有惡報」，而且「不是未報，只是時候未到」，意思是說，為善為惡的賞罰不見得是立見的，有時並不報在自己身上，而會報在子孫身上。因此孫震以為，道德形成之初，多少建立在功利基礎上；等到標準確立，得到社會的肯定後，許多行為就被視為當然，道德成為一種絕對價值，行為變成一種習慣，也就不需任何「誘因」了。而且，道德是一種眾人相處時的行為規範，有助於人類社會的和諧、進步，是前人從痛苦、挫折中得到的經驗，其主要功能在於維繫人與人之間的合理相處。就好像交通規則一樣，如果大家都能遵守，必能保持交通的秩序與安全，個人也就不會受到傷害。

道德的內容常隨時代環境而變

也因此，孫震說：「道德通常會隨著不同的時代與社會環境而改變，具有不同的時代性與社會意義，以促進整體與長遠的發展為主。但每經一個亂世，道德標準多少會遭破壞。中國自清末以來，連年戰亂，法律和道德的效力大為削弱，渺小的個人為求自保，往往只有先顧全自己，或自己所屬小團體的利益，將大團體的利益置於次要地位，而且這種態度獲得社會的默認和諒解。試問大江在前，追兵在後，守秩序則登不上渡船，是逃生而不守秩序？還是寧守秩序而放棄生命？正義和道德的敗壞，背後必有許多辛酸的故事！」

於是許多思想家喜歡談以前的世代，推崇先人的道德。其實，先哲著述中強調道德，並不證明他們所重視的德行獲得普遍的實踐；我們不能引證古人的教訓或希望，而認為那就是當時社會普遍的行為水準。孔子愛提「先王」之世，孟子則必論「孔子」之時，後之儒者則推許「孔孟」，其實這種感嘆並不實際。不同時代，有不同的問題，思想家最好針對這個時代，這個環境，為大眾歸納出一套切實可行的行為模式。

孫震又指出，上一代如把痛苦的經驗傳給下一代，使下一代在安定的生活中也認為「私利」是最重要的，是很值得憂慮的事。

中國人一向對與自己親近的人，使用一套原則；對不認識、不相干的人，使用另一套原則。我們傳統待人接物的教訓，例如誠實、忠信、寬恕，往往只用來對待自己人；對不認識的人，則表現出虛偽、猜疑。不認識的人做了壞事，我們主張維護正義，予以適當的懲罰；自己人做了壞事，則維護人情，予以曲諒。我們固應承認，個人在法律和道德容許的限度內，有追求私利的權力，追求私利也是上天賦予我們的本能。可是，在法律力量薄弱、價值結構未盡符合社會目的時，個人追求私利的行為，便有危及整個社會的可能。

「防弊重於興利」一定要改

孫震也曾在一個座談會中指出，我們的社會傾向於重視形式，辦理任何行政手續都需要很多的文書表格，這與社會缺乏對人的信任與尊重有關。

關於這點，孫震解釋：「我當年說那些話，主要是認為很多手續太注重形式，幾乎到了認表格、認圖章而不認本人的地步。但我並不反對機關文書的往來。因為往長遠看，某些文書的存在有其歷史意義；而且，我常覺得，語言和文字是思考內容的一種反映，長官可以視同仁能否寫出條理分明的文書，以瞭解他思考的邏輯性和精密性。簡而言之，我主要的感觸不在形式本身，而在於我們傳統防弊重於興利的觀念太重，大家常為了防弊而形成若干形式，以後儘管事過境遷，但形式存在如故，堅持形式，缺乏變通，甚至為了成就形式而犧牲效率，於是形式就成為進步的阻礙。」

另外，在我們社會中，似常鼓勵保守退縮，而抨擊勇敢進取。如果有人積極主動去做些自認有責任感和榮譽感的事，常會被看做好出鋒頭，使很多人隨著年歲增長，顧慮愈來愈多，也就不像年輕時那麼奮勇當先、見義勇為了。孫震也有類似的感觸。

反面的意見也能產生積極的意義

他指出，許多人都以為，我們社會上反面意見似乎總比正面多，批評常多於鼓勵。他也說他年紀愈大，很多年輕時認為可以昭諸日月的話，就愈不敢隨便說了。遭受批評時，只好把事情「合理化」，反問自己：會不會為了證明自己的好（譬如：熱情、負責、勇敢、有智慧……），而顯得別人不夠好，因此他們心中不舒服，只有提出相反的意見？或者，自己是否真的太毛燥、太衝了？

孫震說：「我認為進步、合諧是社會的兩大目標。當一個人表現突出，使得某些人覺得難堪時，他們只好找出一些理由來證明，你並沒有那麼好，他們也並不很壞，來化解心理的不平衡。其實這種行為也有助於社會的安定與合諧。從這個角度來看，批評也有它的功能，一方面使某些人的心理得到平衡；一方面也能幫助我們成長、圓熟，不像年輕時那樣目中無人、我行我素；同時更督促我們在做決定時更謹慎、虛心。當然，我這樣說，並不表示我遭受批評時，能毫不在意，但這是我個人修養不夠，不是說我認為自己應該在意。話說回來，也許我們都不應該完全不在意，心中在意，往往能督促自己更努力，以後表現得更好，讓別人無可指責，不也是一種促進社會進步的動力嗎？」

發展太快速，難免會生副作用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如果大家稜角都磨平了，不再有「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勇氣，或「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決心，社會進步必會減緩。

孫震又以為，任何國家的進步都是持續漸進的，沒有一個社會能在朝夕間完全改頭換面。或許很多人覺得我們的社會進步太慢了，但觀諸中國歷史，實找不出一個時代進步得像近代這麼快速。在外國要花二、三百年完成的工業化，我們在數十年間達到了，這中間難免產生一些調適上的問題。

孫震指出，要求國家社會進步，最大的力量在於知識與道德。知識是人類對自己及所處的物質世界與社會環境的有系統的瞭解，故不分中外，不分物質與精神，只有是非與高下。而道德可使我們懂得整合的重要，不致因誤用知識而為害社會。這二種力量相輔相成，可使我們生活合理化，也才能促進發展與進步。

然而，知識分子一般的毛病是「坐而言」，而不能「起而行」，仁義道德多是演講和寫文章時用的，實際生活則是另外一套；或者只講求個人不慍、不火、獨善其身的修養，對社會問題漠不關心；或者是固然關心，對社會上的很多缺點知之甚詳，批評起來也頭頭是道，但卻淪為老生常談。他說：「有朋友告訴我：『你文章中指責的那些事，我們都同意。問題是做那些事的人，根本不會看你的文章，就算看了也未必贊同。』或許是如此，我文章指責的某些事，知識分子不會去做；但我鼓勵的事，他們是否做了呢？再者，我們如果確實沒有做壞事、也做了不少好事，我們是否能持之以恆，以做中流砥柱的決心，進而造成風氣呢？」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

孫震認為，要建立新的倫理秩序，我們必須先把道德落實到大多數人都能實踐的水平，以免陳義過高，一般民眾因心餘力絀而懶得理會，也就是鼓勵大家「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凡事自本身確實做好之後，然後可以談高層次的追求與實踐，則整體的道德水準即可逐漸提高。

今天，社會中確有許多人默默行善，而積砂成塔，眾多的微小善行，就是社會運轉的潤滑劑。舉一個例子來說，那怕你一個月只能多出三、五百元，這三、五百元也可以捐出幫助某些有需要的個人與團體。月復一月的捐獻，必能造福和成就許多好事。

孫震說：「我主張一種平凡的人生觀，就是每個人都努力盡自己的本分，把每一階段該做的事做好，行有餘力時，則進一步去幫助他人。並建立正確的是非觀念與價值判斷，支持、鼓勵有益社會的行為；對於不利社會的行為，則給予譴責。人人盡本份，又有『利他』的觀念，也就是有道德。」

孫震尤其主張建設一個合理、進步的社會，讓人人都有機會把人性中良善、高貴的一面發揮出來。他說：「如果國家動亂，社會貧困，不耍奸營私，就不能生存時，我們如何能要求大眾有操守、有德行？我們如何能要求人一味地犧牲、奉獻，而結果是痛苦不堪？我反對消極地要求大眾在受苦受難中講仁義道德，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努力建設一個公平、合理、開放、富裕的社會，讓人性的光明面得以充分發揮。」

在促進社會安寧、進步的過程中，政府又該做些什麼呢？孫震認為，要建立道德，必須有公平的法治為基礎。今天在我們的社會中，法律的威信已受到嚴重的挑戰，政府似可考慮模仿當年商鞅立信的作法，先衡量那些極需整頓的事，政府也確實能做得到，然後經過審慎規畫、大力宣導，徹底執行，法律的尊嚴便能建立起來。至於某些能力不及之事，可暫時擱置，以免「言而不行」，影響政府威信。而民眾也應合理降低對政府的期望，因為政府不可能是萬能的，很多事民間應自行推動、執行，效果會更好。

法儒兼治，使教化深植人心

但是，孫震並不認為我們應該完全走向法家之治。他說：「法家的嚴刑峻法，會使社會變得冷酷無情。孔子說過：『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我覺得最好能在法律之外，仍保持一點人情溫暖，使教化深植人心。有人說，治國像建房子一樣，可以法家為架構，儒家則是架構完成後的隔間、陳設及裝潢。這種兼容並蓄、不排斥任何一家的思想，也就是中國文化的精神。」

孫震曾在一篇題為「共同推動全面革新」的文章中指出，「一個國家如沒有誠篤可靠而又積極有為的階層來推動各種政令，縱有健全的制度，也難發揮效能。」那麼我們的這一階層在那裡呢？孫震說：「其實就是我們大家，每人若都能從己身做起，做多少算多少，應可逐漸蔚為風氣。而我們知識分子所要做的，就是除了登高一呼之外，更應率先響應，身體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