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原住民納入台灣史裡思考，是相當晚近的事。民國六十年代以前，整個台灣史的論述一直放在中國史中，這雖然不是大的錯誤，但無法更細密看出台灣三、四百年來千絲萬縷的發展痕跡。民國六十年代之後，台灣退出聯合國，政治社會出現急遽變遷，歷史研究的方向才有了改變。

退出聯合國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權力合法性遭受到內外夾擊的挑戰。來自於內部的挑戰是：中華民國政府是根據五權憲法的架構組成、各級民意代表由各省選出，三十八年播遷來台後，民意代表無法由整個中國改選產生，如何延續法統？當來台的民意代表年紀老邁、又遭逢退出聯合國之際，問題愈形尖銳，國家內部便出現了統治合法性的焦慮。

第二是國際間合法性的問題：退出聯合國後，中華民國政府不再能代表整個中國，駐外單位無法以「中華民國」稱呼，參加國際活動要用什麼國名？類似問題在在挑戰著中華民國對外的合法性。面對這許多內外衝擊，台灣的歷史思維才有了結構性變化。

主講人東華大學民族發展研究所所長孫大川，十多年來致力於原住民文化復振運動，創辦「山海文化」雙月刊，鼓吹原住民的主體書寫。

本土化推動歷史進程

鑑於國際及兩岸間的變數無法由台灣自己掌控，國家內部卻可以有所作為，本土化的呼聲於是應運而生。粗略來看，三十年來，整個台灣歷史發展動力，可以用「本土化」涵蓋。在政治上，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任命謝東閔為省主席，提拔林洋港、李登輝、邱創煥等台籍精英，「吹台青」成為用人政策主軸；經濟上，國家預算從國防項下挹注到經濟建設，為台灣經濟奇蹟打下堅實基礎；社會層次的本土化，則讓潛藏已久的社會力開始釋放，黨外雜誌如雨後春筍出現，鼓吹社會改革的風潮不斷，六十年代末期美麗島雜誌被捕的一批人，正是形成七十年代中期兩黨政治發展中最重要的支持力。這股社會力一直衝擊到強人退隱、權威瓦解，台灣社會也因而愈形多元。

文化層面的本土化，則可從幾個角度反映。首先是語言美感經驗的改變，在我年輕時代，當老師、主持人、播音員，一定要一口標準國語。六十年末期，林洋港旋風卻帶動了另一種語言的美典，他的台灣國語「偶潤為」（我認為），大家聽起來覺得親切有魅力。語言美感置換的情況發展到晚近，國語早已不必字正腔圓，偶而帶一點閩南話、原住民腔，大家反而覺得很活潑。

第二個是音樂節奏世界的改變，以前台語歌總覺得不登大雅之堂，七十年代鳳飛飛演唱的很多台語歌，大大改變了台語歌質感；之後洪榮宏、江蕙的台語歌紅透半邊天，林強、陳明章、伍佰的創作台語歌，把快節奏帶進音樂旋律，許多創作者還將原住民音樂的元素帶進來，試圖從本土的聲音中尋找靈感。

國府來台後對原住民姓名實施的「漢化」政策，嚴重傷害了原住民文化，民國七十年代原住民遂發起「還我姓氏」運動。（薛繼光攝）

鄉土論戰

文學世界也是如此，六十年以前，文學主流由反共文學、懷舊文學、現代文學組成，這其中不論是與當時政治因素有關，或是來自於中國離亂經驗的懷舊、鄉愁情感，都是可以理解的。現代文學則受到英美文學、存在主義影響，作品呈現一種拔空的、沒有存在體驗而強說這種體驗的內容。

民國六十五年，台灣爆發了鄉土文學論戰，王禎和、黃春明、楊青矗、王拓等人主張文學應該反映真實生活的情感。這次論戰決定了以後文學創作方向，即便晚近都市文學、消費文學，也都在反映實際生活現況。

民國六十年以降的三十年間，在整體台灣發展本土化的大環境下，歷史、文化、政治的論述被迫要對本土化的內涵下定義，到底誰代表本土？閩南、客家、原住民？因而七十年代歷史研究就從中國史、近代史轉為台灣史的方向，之後又逐漸發現以往視而不見的日據五十年、清代、以至荷蘭、西班牙時期的多元史料，在在訴說著台灣史雖不像二十五史盤根錯節，卻也不是毫無憑藉。

在這個大的歷史思維及內部族群問題的軸線上，由於原住民問題有其正當性，因而變成「顯題」。過去看原住民問題，不是將之過度簡化為對弱勢族群的人道關懷，就是過度的醜化漢人，此後對原住民議題終有了較客觀、健康的檢視角度。

原住民沒有文字，在以往的中原歷史中，都由第三者角度來書寫原住民，人們只能間接的了解原住民，可以說，過去原住民在歷史上是缺席的一群，即便他們痛苦，人們卻不知道。

民國七十年代以前，學術上的原住民研究，多侷限於人類學的範疇，研究各族服飾、社會制度、神話傳說等等，把原住民文化當成已經死亡的博物館標本，這樣的研究並不能幫助人們了解時代變遷中活生生的原住民。民國七十三年「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原住民發出自己聲音後，社會注意到原住民的適應、經濟、孩童學習障礙等問題，進而開始從社會心理學、教育等不同角度去探討。

由於過去原住民是失聲的一群，歷史上「原住民是誰」要靠第三者的描述，因此回溯歷史上的原住民，便成了人言言殊的有趣論題。

日據時代在「皇民化」政策驅策下，原住民第一次經驗到國家意識，圖為日本徵調自台東的高砂義勇隊在出征南洋前的合照。（翻拍自《台灣殖民地統治史》）

原住民是誰？

清代稱原住民為「番」，「番」的字義原是野獸走過的痕跡，清朝時期的文獻上，原住民是長毛、近於獸類的圖像，反映出對原住民野蠻、落後的認知。清朝對台灣原住民的統治以漢化的程度進行初步分類，分為「生番」、「化番」、「熟番」，這樣的分類以「他和我像不像」為標準，自然沒有原住民的主體性。

一八九三年，曾任台東代知縣的胡鐵花（胡適的父親）在奏摺中，極力反對清廷對台灣東部開山撫番政策，他認為東部地區原住民種族繁多，漢人難以理解和馴服；對照一八九五年台灣割日後，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寫道：「我的田野調查像一道光照亮了那一塊黑暗的國度」，顯示清廷對台灣這一邊陲中的邊陲極為陌生，統治上也極微弱，對原住民更是處於完全不認識的狀態。

日本人對台灣的統治，採取了與清廷完全不同的政策，「原住民是誰」的議題有了新的展開。

十九世紀末，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增強，躋身世界強權，對十六到十九世紀以來歐洲中心論的世界史觀提出挑戰，積極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當時日本海權派即主張，台灣位居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可以涵蓋東北亞和整個南太平洋，地位關鍵，應該積極經營。

日本為統治台灣，刻意形塑帝國的威儀，從許多資料檔案中可見一斑，例如一個基層警察，制服該配什麼釦子、配刀、靴子，都十分講究，整個社會氛圍形成一種用身體語言就可以表達出的威嚴，統治手段極為細緻，這點在老一輩人身上都還看得到。

日本在台灣開始做大規模田野調查，包括人種、資源、語言、習俗等，鉅細靡遺的將台灣徹底知識化，以進行有效的行政操作。日人調查的規模和深度之大，日據後的五十年來，台灣都不曾進行過第二次；不僅如此，日本還進一步以台灣為基點，擴大到調查南太平洋島嶼，檔案、資料累積的程度令人嘆為觀止。

經過十餘年努力，原住民運動逐漸建構出未來發展方向。唯現實上，原住民在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的發展仍有隱憂。

「九族」日據才出現

對「原住民是誰」這個議題，日據時代已形成了客觀的標準。日人以語言的共通性、體質的異同、社會組織（如卑南、阿美是母系社會、有年齡階級制；魯凱、排灣是貴族社會等）、祖靈和矮靈不同宗教祭儀等標準，進行族群識別，台灣原住民的「九族」分類於是出現。這種分類對原住民的主體觀有很大影響，使得原住民第一次、並逐漸形成超越部落的族群認同，例如我媽媽到中年以後都還不能接受自己是卑南人（puyuma），認為自己是「pinaseki」（賓朗部落）人；此時期日人也將原住民統稱為「高砂族」，使原住民被迫出現超越族群的泛原住民意識，第一次經驗到我族和他族的差異。

一九三○年的「皇民化」政策，原住民也第一次經驗到國家意識，這是後來南太平洋戰爭中，原住民效忠天皇意識的濫觴。可惜在日本人整體的操作下，台灣居民分成上中下三個階層，原住民位居最下層，此時期的族群認同，終究是一種屈辱的經驗。

國民政府來台後，對原住民的政策採取「同胞化」，好處是大家都一樣，缺點是忽略了內部的差異性。影響最大的就是把原住民名字全然漢化，日本時代也有此項政策，但不硬性規定，容許二套姓名。原住民的命名法則背後有其宇宙觀和價值體系，名字漢化是對原住民文化的嚴重割裂。

例如蘭嶼人的名字一生原本要改三次，著名作家夏曼•藍波安在沒結婚前叫做「施•努來」，「施」表示未婚狀態；結婚生子後要從子姓，叫「夏曼•藍波安」，「夏曼」表示有兒子的身分；有了孫子則要再改成「夏本•藍波安」；假如兒子去世，必須改回以前的名字，是種恥辱，名字反映的是他們對子嗣的重視。就像漢族的宗法制度，以父系姓氏為中心，強調「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若姓氏不在，制度也就瓦解了。

正名運動

歷史推進到民國七十年代，在本土化的時代氛圍中，「原住民是誰」這個議題，第一次以原住民的主體發聲。此時，受過完整漢語教育、能夠純熟操控文字的年輕一代原住民，成立「原住民權利促進會（原權會）」，提倡正名、還我姓氏、還我母語、還我土地等等運動，為自己爭取文化、歷史的發聲地位。

特別是「正名運動」，原權會在民國七十三年提出將山胞改稱「原住民」（其實「山地人」這個名字原無不妥，但一來已不能反映現實，二則因為在不同時空環境下，「山地人」已被污名化），卻因執政當局和學界反對而歷經波折，直到民國八十三年才立法通過。

原住民主體意識勃興後，下一步又該怎麼走？

我生長在不敢承認自己是原住民的年代，記得當年台大畢業時，一個泰雅族同學眼見其他同學的家人們都來參加畢業典禮，她卻不敢邀請家人來參與原本該是光耀門楣的這個時刻，只因為他們族人臉上黥面的記號。

我的上一輩則長年生活在屈辱當中，看到老人家出外買火車票時的眼神，讓人難受；即便在家中看電視，也充滿聽不懂、看不懂字的孤寂，彷彿他們的存在與這個世界毫不相干。我的下一輩，到了八十年代，雖然很願意表達自己的原住民身分，卻不知道原住民是什麼，已經變成失落文化內涵的空心人，這是現在原住民要面對的嚴肅課題。

八○年代才「入憲」

原住民運動經過民國八十到九十年代以來的碰撞，已經建構出一些新的內容，應該也就是原住民未來發展的方向。首先是原住民法政方面的存在：以前有關於原住民的法令，僅限於行政命令，全台四十萬原住民事務由省政府民政廳第四科掌管。八十年修憲後，憲法內開始有原住民的存在，原住民土地、經濟、教育等各項權益，在法令上終於有所依據。

民國八十五年行政院成立原住民委員會，北高二市亦成立原住民事務委員會，開始有專屬預算編列；隨後幾年，原住民教育法、身分法、姓氏條例、工作權保障法等多種法案陸續通過。唯有在法律政治的保障下，原住民議題才可能長久發展。

第二個是原住民文化的存在，這包含的面向很大。首先是原住民文學的確立，目前台灣約有三十多位成熟的原住民文學創作者、出版了一百多本書，近期即將出版的四卷本原住民文學選集可一窺全貌；大學校園開辦原住民文學的課程也是一項指標。文學可討論的問題很多──人與宇宙、與自然的對應關係等等，文學本身就是在宣洩主體性，因此原住民文學的重要性並不下於學術論文。

此外，原住民在雕刻、刺繡、琉璃珠等手工藝的創作上，十分具有潛力，雖然市場還不穩定，但台灣未來進入後工業時代，欲發展休閒產業，要提昇生活品質，將台灣建設成更適於居住的環境，原住民文化應可提供未來生活方式上更多新的想像。原住民音樂強大的爆發力、感染力也極有發展空間；影像方面，近年來阿美影展、公共電視記者的培訓，都有不錯的成果，提供社會大眾從不同的角度了解台灣。這些原住民文化的發展，目前雖然都還處於歪歪斜斜的狀態，但仍具有相當的活力。

第三項是原住民學術的存在。十年來原住民學術的研究，已經脫離人類學的範疇，朝各領域發展，累積了學術論文上千篇，「原住民學」已有學術基礎。東華大學已成立了原住民民族學院，目前有兩系兩所，未來還要新增兩系及博士班，二十多公頃的院址建地，將培養一年三百位、十年三千位原住民學的專業人才，這是以後原住民發展希望之所繫。

期待原民社區意識的建構

第四項是原住民社會經濟的存在，這亦是最脆弱的一環。前陣子，一位留德朋友回到台灣後有感而發的說，這幾年台灣原住民運動似乎發展得十分勃興，但當他回到七、八年前作田野調查的部落時卻發現：老人仍是寂寞的、青少年仍是學業中輟、部落仍然空洞，「你們沒有注意到這個落差嗎？」他問。

我其實深有同感，原住民部落的復振，如何配合社區總體營造而向前推進，還有許多問題要解決，政府、學者只能扮演協助角色，最終仍要靠原住民社區意識的建構，而目前存在許多資源整合不足的隱憂。原住民經濟能力不足的問題也仍存在，許多原住民拿到了創業貸款，因為不善運用，反而成為更巨大負債的開始。這些社會經濟的問題，確是原住民未來面臨的嚴苛挑戰。

今天從台灣歷史的反省出發，再追溯「原住民是誰」的問題、進而試著帶領大家進入原住民的主體心靈世界──其中的游移、矛盾與憂傷。其實，若對原住民主體世界掌握的愈好，就愈能夠以更細緻的、「人」的角度面對原住民議題。原住民議題可以說是讓台灣文化更優質的試金石，而如何處理原住民議題，將顯示台灣社會的文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