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台灣成長的小孩，的確很難不看聯考對他們的影響。東海大學美術系老師蔣勳就說過，他講美學經驗，有時覺得孩子似乎很難體會，「學生想的總是標準答案，他們老要問你，老師，這個考不考？」

聯考在台灣成為制度，也不過區區四十來年。民國四十三年，台灣大學、省立師範學院、省立台中農學院、台南工學院四所學校開始聯合招生，在此之前，台灣的大學院校是分開招生的，隨著時間的演變，大學聯考參加的人數、科系越來越多，到民國八十五年，全台灣總共有五十三所院校參加聯招，每年報考的人數平均在十萬人以上。而台灣各地高中聯招的歷史也差不多，約在民國四、五十年代成形，以台北市為例，四十七年起開始聯合招生，如今共有二十三校參加，每年報考人數約在六萬人。

數十年來，聯考在形式上大致是公平的，跟古代的科舉制度一樣，它不計出身背景，都給予相同的機會，使貧寒子弟得以晉身，所謂「寒門多俊秀」，無論古今皆然，對社會階層的流動，也有一定的貢獻。而且，聯考使學子不必四處奔波，重覆應試，也節省若干社會成本。

但不可否認的，今天升學主義掛帥，與一切向考試看的聯考，絕對脫不了關係。

聯考的弊病到底何在？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提出的「第一期諮議報告書」指出，現行的聯招制度「只用少數科目來評量考生的能力，對考生的評量只限於部份的智育領域」、「聯考的分發以成績高下為主，志願興趣為輔，學校（或學系）的排行，使原先已經窄化的學生興趣更加惡化，形成惡性循環，」教改會認為，這是今日聯考最重大的兩項弊病。換句話說，「一試（筆試）定終身」的聯考制度是使得今日學生「重智育、輕德體群美育」，造成學生不論興趣，只管學校排名等外在價值，「失去個體精神自由」的主因。

每年七月的聯考「聖戰」，是台灣眾多學子必經的人生道路。（邱瑞金）

改革聯考非解藥？

今日聯考制度的弊病，是否根源於古來的科舉文化，還難有定論。但是很多人將過去科舉的缺失，與今日聯考制度的問題相提並論。

歷史學者黃仁宇指出，科舉制度肇基於隋而確定於唐，初時還有明經明法等科，宋時還有用策取士，也還有經義詞賦，但到明中葉之後，卻只有八股文，變成「科目日趨簡單，形式日形複雜。」「學習八股文成為進入官場的敲門磚，既無益於國計民生，也無功於個體精神自由，」看在教育學者張建仁的眼中，八股制度下的莘莘學子，「其狀況有如今日的台灣學生，死背英文文法，反覆練習數學解題，不過是進高中、大學的敲門磚，既無益於提昇使用英文的能力，也無助於思考，只有利於消磨學生的志氣，及敗壞學生興趣，」張建仁說。

有些人士認為，聯考的弊端其實肇始於考試的內容及命題方式，聯考這單一的考試形式只是助紂為虐，更縮小了學子的學習範圍罷了。

但是如今教育部的改革重點仍在考試本身。

教育部長吳京曾經指出，我們的教育太重智育，而智育的發展，也不夠健全。基於此點，他對準聯考制度開刀，一上任開出了幾個方案：一是高職免試，二是高中學區制，三是大學聯考的命題簡化，增設大學（一縣市一大學）、擴大大學招生名額，增加大專聯考甄試、保送名額，又推出選系為主，選校為輔等，希望多管齊下，以矯正如今的聯考弊端。

無論是大專或高中聯招在台都已有四十餘年歷史，教育部推出的改革方案居然敢衝著這個歷史制度而來，其癥結「無非是想藉著聯考的廢除，『導正』如今以考試為主導的教學方式，」一位教改人士表示，這也是教育部認為如今教育品質低落的根源。但是，廢除了聯考制度，是否也隨之廢除了它在設立當初所希望承擔的社會課題？而這些課題，隨著聯考的廢除，會不會再復發？或許這正是如今各種有關考試制度爭議的源由。

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委員，也是台北市中山國中校長周麗玉就指出，如今的教育之病並不在聯考，而在各級學校的教學、師資，及各校資源不均等問題，因為這些環節出了問題，因而比之於過去初中時代，有更多的體罰、惡補、學童自殺等問題產生。因此，「改革聯考並非教育問題唯一的解藥，」她說。

「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的上榜榮寵，是使得古來士子無怨無悔地投入科舉的主因。圖為清代時考場作弊所夾帶的衣衫，密密麻麻地寫滿四書五經。（鄭元慶攝）（鄭元慶攝）

公平，卻不公道？

所謂的「高職免試」方案，具體的內涵是什麼？根據吳京的說法，高職免試已到了「水到渠成」的階段，很重要的原因是「高職的爭議較少，可當作高中『免試』（高中學區制）的試金石，進而達到廢除高中聯招的目標，」吳京指出。

「高職免試」方案提出後輿論譁然，「方向肯定，但技術面有待斟酌，」一位教育工作者形容，要怎麼做？如何決定誰念那個高職？大家都有疑慮。

先考慮實際的實施方案。教育部原先提出的方案是此案將在明年九月實施，此後高職分發不再以考試定奪，而採「學區制」，由學區內學生來申請。評比的標準則以採計在校成績為準則，其方式是比照如今國中自願就學方案（民國七十九年起，在台灣省市試辦的「免試升高中」方案，不以聯考，而以填志願、採計在校成績法升高中）所採的「五等第成績的計分法」作為參考依據。

教育界的方案甫經披露，教改人士就已經砲聲隆隆。一直被當作是教育部教育改革諮議對象的「行政院教改會」甚至還計畫以發聲明的方式，表達教改會反對「以五等第計分做為高職免試」升學依據的立場。

「自學方案從實施至今，採計在校成績的問題，一直為人詬病，」教改會委員周麗玉說，如今高職免試升學不看前車之鑒，又想重蹈覆轍嗎？

問題的癥結在採計在校成績的方式，「老師管教又管挑（學生），」教改團體振鐸學會理事丁志仁形容。如此老師又當教練，又做裁判，增加老師許多評量壓力，例如「原先為瞭解學生學習進度的測驗，現在因為要列入考評，很可能老師會舉行一到三次，」周麗玉校長認為，如此增加很多不必要的評量，浪費教學資源。

就教學的本質來說，打分數的是老師，被打分數的是學生，「凡是人，就有人與人之間衍伸的複雜關係，更何況這些關係還會影響到未來，」一位教改人士說。周麗玉甚至認為採計在校成績的精神，嚴重違反了教育品質。

學校裡老師對學生的評量，「是一個教育行為，」周麗玉表示，也就是說，透過這樣的教育專業，教師可達到利用考試來診斷、鑑定教學成果，或是用來鼓勵、補救學生教學等。「現在為了升學，讓教育上專業行為，變成『鑑定』學生是否能升學的工具，」她說。

再者，由於每個學生的「起點」不一樣，「你有好的父母，付得起比較多的補習費，你甚至碰到一個觀念比較正確的老師，我卻沒有，」周麗玉說，「這樣的公平，說起來對學生並不公道」。「現在的教育問題是我們將本質扭曲了，現在為了將這個本質導正，又扭曲了另一個本質，」她語氣激動地說。

去年聯考，發生了電子舞弊案，聯考作弊的技術與時俱進，圖為作弊用電子發報機。（本刊資料）（邱瑞金）

改革聯考，北市先行

在如此大力的反對聲浪下，教育部終究還是退讓了，緊接著的修正方案，提出也許可以在國三時，增加「會考」等統一考試，來鑑定學生學力。

但是等教育部「會考」的消息透露之後，又有人提出質疑說，會考跟聯考對學生來說，實質上都是「考試」，似乎還是難脫聯考的桎梏？但是教育部卻認為，「會考」並不像聯考是作為學校分發的依據，會考的成績，是所謂的「參考數據」，真正的目的是「當作『校正』各校老師評分、使校際成績差異的落差減少的參考，」教育部政務次長楊朝祥說，教育部真正希望的是以在校的成績、會考等「多元的評量」，來取代所謂聯招的「統一考試」方案。

提出的方案也許不同，但直指的方向相同，為了矯正原先聯考制度帶來的弊端，沒想到卻惹出了人人緊盯「公平性」的問題，教育部一環接一環出招，希望制度的設計、方法的改進能解決眾人的疑惑，但效果顯然還是未盡如人意。

其實毋需吳京出頭，有關聯招的取代方案，從討論到落實，比起教育部「高職免試」方案，台北市已先跑了一步。

就在今年十月，台北市教育局已經研擬出所謂的「高中入學推薦甄選方案」，而且劍及履及，計畫在明年三月起各高中開始接受推薦，甄選的名額高達各校高一新生的百分之十到二十（以北一女一年招生一千人為例，推薦甄選的人數將達一百到兩百人），也就是說，明年台北市公立高中的入學新生，有很大的一部份是透過各地的國中推薦，而非由聯考統一「篩選」而來。

有人認為，儒家文化對教育的重視，是引起升學競爭的原因之一，而資源過少、競爭激烈，又更強化了升學主義。（邱瑞金）

誰忠於教育本質？

台北市教育局目前已研擬出推薦甄選學生的「資格」，包括：前五學期的在校成績達一定等第，參加團體活動競賽，擔任學生幹部等具體表現，任課老師的推薦函等，由各高中決定甄選學生的條件。公認的「明星」高中建國中學，已明確表示，建中優先甄選的學生，將不以智育成績為主要的衡量標準，而將側重社團表現，以「平衡」如今校園內大部份偏向智育的學生。

台北市教育局所致力推展的「推薦入學方案」，邀請各界家長學生共舉行了四次公聽會，雖然在教育局九月間發出的二萬多份調查問卷上，近八贊成此案實施，但是反對的聲浪仍然不少。

主婦聯盟教育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家有國中生的家長顏美娟便表示，教育局提出的甄選條件很難客觀，像科學展覽等團體競賽，「大家都知道，有許多作品是由老師代包，」她說，如此學生代表做出來的作品，卻被當成推薦甄選的條件之一，甚至如老師的推薦信等，都難保沒有人情壓力，對社經地位低、沒有能力跟老師建立交情的孩子也不太公平，「這是過早將成人社會的價值加在未成年學生身上，會增加孩子的同儕壓力，」顏美娟甚至認為，「實施推薦甄選方案，往後家長教育小孩，將要加倍辛苦」。

反對推薦甄選方案的各界人士，常以自學方案實施至今的缺失為例。顏美娟指出，原為革除聯考弊端的「自學方案」，是否公平暫且不說，就教育單位所預期的美好目標：導正國中教學品質來說，也未達到預期目標。

「沒有了聯招，在某些學校，自學班的體罰更多，每天考試的壓力更大，老師更凶悍，問老師為何如此作？老師的說法是：為了要避免高中後，難以跟經過聯考管道的同學競爭，」顏美娟說。因此她認為，類似自學方案、高職免試、推薦甄選等的改革之舉，能否導正升學主義，都不僅是制度面的設計可以完成，關鍵仍在老師、父母親的態度，「是否忠於教育本質很重要，」她說。

推動教育改革經年的黃武雄教授曾經指出，眾多的教改方案所以推行不易，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由於眾人關懷的角度、經驗各不相同，以自我經驗出發，所提出的各種教改制度的設計，及其延伸出的種種反應，都代表「某一部份的真實，但絕非全貌，」他說。

以如今成為眾人爭議焦點的高職免試、高中推薦甄選、以及已經實施了四、五年的自學方案來說，反對者以其經驗出發，有其言之鑿鑿的證據與理由，而政策者的設計與實施也有其不得不行的基礎，其成效如何，恐怕也只能如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古老成語一樣，有待時間來證明了。

雖然各種改革方案的爭議仍多，但是聯考制度的改革似乎已是不能不走的方向，有些教改人士援引其他國家經驗，認為如果「採計在校成績」當作入學依據的方式，在台灣因為「國情不同」，的確有其難行的苦衷，那也許可以成立一個類似美國高中會考（SAT）的學力評鑑機構，不管是要舉行會考，或是要任何一種評鑑學生的參考數據等，都讓此機構處理。但這是否是一個「出路」，「仍要看這個機構在社會上被採信的程度，」教育部委託研究大學聯考制度的機構──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副主任曹亮吉說。原來，這些改革最後的根源，與當初聯考制度所以形成的理由：公平性，似乎還是同出一源。繞了半天，似乎還是又回到了原點？

校長跟學生平起平坐？過去的時代很難想像。將每個孩子都帶上來是教育改革的理想之一。（邱瑞金）

鋪平技職高速公路

「高職免試」所要作的，一是廢除聯考，也就是馴服吳京所說的「大怪獸」，另外就是希望讓高中學生「學區化」，不要因為聯考排名、分數等，去擠明星學校。但是來自老師、學生，另一個更深層的質疑是，以如今高職各校資源分配的差異，甚至於高職與高中之間長久以來資源分配不均的狀況，高職免試果真能解決升學主義的問題？

今年九月間舉行的高中、高職校長會議上，許多校長指出，如今全省的公立高職共一百六十六所，各科的設備、師資，及學生就讀的需求都不一樣，如何消除這種不平均？另外，公私立高職的學費相差近四倍，學費負擔不公，誰願意被分發到私校？又如何決定誰去念私校？

問題的根源指向了升學主義所以發生，並非因為聯考。大家不去念高職，不是因為高職沒有「免試」，而是因為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大家才擠高中，加上傳統文化裡根深柢固的士大夫觀念、社會制度裡對技職教育的漠視、文憑主義的盛行（不管做事的能力如何，職校生的薪資起點就是比大學生低），以及技職教育進修管道的不通等，都是使大家不願去念高職的主因。

教育部政務次長楊朝祥坦承，這些問題都有待解決。「整個教育體制，有一條高速公路，有一條省公路，高速公路是升高中、大學這條路，又寬又大，受到政府最多的重視，所以路只要有些不好，就馬上鋪平。大家在上面走得非常愉快，所以有很多人往上擠。升高職則是省公路，路窄，車多，又經常有各種交通號誌、障礙等等，走起路來，負擔非常沈重，」楊次長比喻，他認為如果能將高職、專科這條，也變成另一條高速公路，相信也有很多人願意走。

而教育部這一陣子提出「技職人員的證照，可以參加各級的考試，或是升任公職等落實證照制度」的辦法，也就是楊朝祥所說「鋪出高職高速公路」的作法。

英文教學採小班制，還特別請外國老師來指導，這是台北市一所國中的英文課。（邱瑞金）

以量制質？

高職免試方案是為未來可能實施的「高中學區制」作準備，這也還是空中樓閣，在如今各高中資源仍不平均的狀態下，如果「驟然實施，我們的條件仍然不足，」北市中正高中校長丁亞雯說，除非是經過許多年，各高中的水準都能齊一，否則將難保大家仍急著遷戶口到明星高中學區，重演如今尚未解決的明星國中問題。

高職免試、高中學區制的方案之外，對於大學聯考競爭激烈的問題，教育部長吳京也提出了破解方案。首先，教育部允許「大學的增額錄取」，補足各大學各科系招生不足的名額，這項措施使今年增加了六千位大學生名額。教育部更進一步的作法是希望能增加三年前就開始辦理推薦甄選，及保送甄試的名額。推薦甄選名額錄取人數的比例，根據教育部的推估，在明年，也就是民國八十六學年度，將達六千四百多人，已突破聯招招生名額的百分之十，未來還要逐年突破到百分之三十。

其次，吳京還提出廣設大學，開出「一縣市一大學」的支票，希望讓有意願、有能力參與考試的人都有出路。這其實與長久以來民間教改團體提出的呼籲：廣設高中、大學，以「量的擴增，來解決因為資源稀少而形成的競爭，」丁志仁形容，全係基於同樣的思考模式：都是認為只要想考大學的，與大學可能容納的量「供需平衡」，聯考就只是一個形式，不見得會發生像今天「因為競爭過於激烈，而發生學生只為聯考而讀」的弊病。

在教育部規畫的藍圖裡，由於高中職校「免試」，十八歲以下孩子經過一次自主性的選擇，念高中、上大學，或一路從技職教育發展的方向已經確定，將來考大學的人數可能不會像今天這麼多。

翻開教育統計數字，如今念大學的人數，佔十八歲人口的百分之十八，「比起美國的百分之五十，德國的百分之三十三，甚至韓國的百分之三十四遠遠落後」，丁志仁說，「對中國人這樣處處講究力爭上游，『愛念書的民族』怎麼夠？」他說，教育部的當務之急，應該在國家的人力規畫中，滿足想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至少提昇到百分之六十」，丁志仁說，這才是破除聯考競爭的解藥。

中國文化裡的士大夫觀念，一直是技職教育的大敵。如何發揚「實做」精神，從匠到師，也是技職教育的挑戰。（邱瑞金）

成敗全看「公平」？

大學教育的擴充，讓想讀大學的人都有得讀，卻也遭質疑，高等人力的規畫是否應跟國家經濟的發展結合？一個比較誇張的看法是，像鄰近的菲律賓，大學的確十分普及，甚至連到我國作工的傭工都有大學學歷，形成國家培育人才的損失，人力品質與經濟發展，又該如何配合？

教育部政務次長楊朝祥的看法是，菲律賓的政經狀況有其歷史淵源，而該國近年來才開始大規模作經濟發展，尚未著手產業的轉型，產業沒有配合上人力發展的速度。在這個關卡上，台灣正站在一個轉捩點，「我們希望教育改革所規畫的出各類人才，能應付二十一世紀台灣未來的需要，」他說。

隋唐、宋元到明清，科舉制度在中國經歷了千年時光。一九○五年，清代慈禧太后下諭廢科舉，理由如同同治年間的進士張之洞所說：「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實之人才。……」

經過了四十多年時光，如同清末的廢除科舉之議，九○年代的台灣，也站在「廢除聯考」的關卡上，紛紛嚷嚷地議論不休。對於躬逢其盛的學生家長而言，最重要的莫非還是令清代考官以身相殉的「公平」兩字而已？

改革聯考制度，闖得過公平性的疑慮嗎？在重人情的中國社會，這將是教育改革面臨的重大挑戰。（邱瑞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