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老大哥！
目前全台警察列管、可供偵防調閱的監視器有十萬五千多台，其中包括警政單位在三千多處裝設的七千多支監視器，以及各銀行、7-11等便利商店對外的那支監視器。若再加上企業大樓、鄰里自行裝設的監視器，台灣監視器數量應已破百萬台大關，平均約20人就可以「分」到一台。
令人驚訝的是，已如影隨形、無所不在的「老大哥」，還在繼續增加中。
內政部從民國97年度起執行「社區安全e化聯防機制──錄影監視系統整合」計畫，逐年編列特別預算，要在全國各治安要點加裝四萬多支監視器，以構築「電子城牆」。此外，台北市計畫耗資16億元，裝設1萬3,000台百萬畫素的街頭監視器，台中市則逐年編列六億多元經費，要在全市裝設六千多個監視鏡頭，高雄市也要花費3.7億元，建置九千多個數位監控系統。
究竟什麼時候開始，監視器已經「侵門踏戶」，進入我們的生活？
「形隨恐懼而生，」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畢恆達為文指出，美國911恐怖攻擊事件之後，英美國家以對抗恐怖主義為名，實行「犯罪零容忍」的警察制度，廣設監視器遂成為重要的手段之一。
令人訝異的是，一向注重個人隱私的英國，竟是全球監視器最多的國家──全英國四百二十多萬部監視器，平均每人每天被拍到300次，簡直是無所遁形於天地之間。
不能沒有你？
根據我國「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0條，警察對於可能發生犯罪的公共場所，得架設監視器。
到今年底，內政部警政署要執行完11.5億元的預算，在全台的「犯罪熱區」裝設約2,000支監視器。所謂「犯罪熱區」，指的是經常發生車禍的地點，或地下道等偏僻的角落。
監視器越裝越多，但治安真的有改善嗎？
警政署保安組警務正楊肇元指出，犯罪率確實在下降中從2004年每10萬人口1,756件下降至2008年的1,192件，降幅達32％），但沒有實證證明是監視器的功勞。不過，根據犯罪理論，就像暗處裝設路燈一樣，監視器也可以造成「排擠效應」，迫使意圖犯罪者打消犯意，或將他們往沒有裝監視器的地方「趕」。
防範的效果未有定論，但民眾的安全感與是否裝監視器卻有正相關。
TVBS曾在2004年做過民調，超過80％的民眾認為裝設監視器對於偵防犯罪有幫助，認為沒有幫助的只有4％。
韓國首爾市的研究，民眾對監視器帶來的「安全感度」更高。2005年的民調結果，超過9成的首爾市民認為監視器有預防犯罪的功效；72％的民眾更主張多多裝置監視器。
警察的好幫手
警政單位熱中於裝設監視器，實在是因為近年監視器屢成破案的「關鍵」。如台灣輔大之狼、白米炸彈客、毒蠻牛事件、台南南化鄉魚池雙屍案等多起重大刑案的破案，監視器都居功厥偉。
根據警政署統計，2008年台灣地區利用監視器而偵破的刑案有6,361件，較諸前一年3,715件，增幅達71％。監視器已經是警察辦案不可或缺的利器，警察對於監視器的依賴度也與日俱增。
一位警察透露，現在辦案靠的就是「二監」──「監視」與「監聽」：先利用受害者通聯記錄找出地緣關係，再調閱附近的監視器錄影帶，過濾可能的嫌疑犯。萬一沒找到嫌犯，再擴大範圍調閱更多監視器。
以今年3月破案的高雄捷運車廂玻璃破壞案為例，經警察調閱數百捲監視器紀錄仔細比對後發現，從去年9月起，只要某部車子經過，不久後捷運車廂玻璃就會破，於是以車號鎖定同款車的6名可能嫌疑犯，再一一過濾，最後果然成功找出犯案者。
治安VS.人權
雖然監視器被當作遏阻偵察犯罪、尋找失蹤人口甚至搜索救災的重要工具，但它對人權造成的危害卻不能不正視。
一般人平時或許對於被監視毫無所覺，但當捷運行駛中，司機廣播聲突然響起：「穿紅衣服的小姐，請別吃東西！」或有人趕在捷運車門關閉前一秒衝入，「當列車警示音響起時，請勿強行進入！」的「警告」聲立即響起，都會讓人驚覺「它」的盯哨壓迫無所不在。
前陣子台南發生一起案例，一位鄧姓小姐控告里活動中心頂樓的監視器對準她家陽台，侵犯她個人隱私。根據報載，由於附近發生高樓住戶將垃圾、髒水往樓下倒的惡劣行徑，於是住戶們自費安裝監視器，並將鏡頭往上調，導致鄧小姐家的陽台入鏡。
究竟陽台算不算公共空間？監視器拍攝住家陽台算不算「妨害秘密」？誰又有權決定監視鏡頭要對準哪些目標？仍在爭議訴訟中。然而，就算平日覺得它礙眼，真正要用它來維護權益時，卻又發現往往根本是「假」的。
機車失竊或家遭小偷時，民眾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去里長辦公室調閱監視器錄影帶。
不久前，台北縣中和市有民眾抱怨，家門口機車遭人破壞，在警察陪同下到里長辦公室調閱監視器畫面時，才發現鄰里中的監視器竟有五分之四都沒有功能，不是當機、壞掉，就是沒有畫面，就像稻田裡的稻草人一樣，只是虛張聲勢，中看不中用。
楊肇元指出，過去鄰里長可以申請在社區裝設監視器，但今年起已取消鄰里長裝設、維修監視器的費用。換句話說，除非里長自掏腰包，否則一旦故障，監視器就形同虛設。
誰來監視監視器？
個人權益之外，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劉靜怡在今年4月中投書中國時報的〈監視器侵犯了什麼權利？〉一文更指出，大量設置監視器的結果，首當其衝可能遭到侵害的，是民眾的「表意自由」和「集會結社自由」。「當人民知道自己參加遊行會被監視器錄下來，會影響到人民參加集會遊行的意願。」
非警政單位管轄的鄰里監視器，究竟如何管理？誰有調閱權？更是一大疑慮。
劉靜怡指出，在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尚未完成修法、也沒有「個人資料保護官」的制度配套下，國家對於人民資訊的蒐集迄今仍缺乏監督和規範。
楊肇元指出，在成為刑事訴訟證據之前，各警察機關依據「個資法」和「警察職權行使法」，對於監視器的調閱申請、管理及銷毀有一套嚴格的管理辦法，但民政、社政系統的監視紀錄掌控在各公私立機構手中，目前的確處於無法可管的狀態。
「監視器，始終是握有權力者進行社會控制的工具，」畢恆達在〈用監視器城牆守護台灣？〉文中提醒，以治安為名，政府與企業的「監視」權力正一步步在擴大中，處處被「老大哥」監控的生活，已悄然在世界各地上演。雖然多數人處於不知不覺的狀態中，但可以預見的是，未來相關爭議必然不斷浮現，而在人權與安全間不斷折衝，取得平衡，是社會遲早要面對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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