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由於大陸官方對出版市場態度保守，近幾年，台、港出版業者在出版品的交流中，大多把心思放在如何突破大環境限制，而難有餘裕思考更深層的文化交流與合作，您認為長期而言，對兩岸三地的出版互動是福是禍？

答：出版也有商業的壓力，著重於市場性無可厚非，在自己的地方或許還能以「叫座」的書養「叫好」的書，但台、港出版商剛進入大陸這個陌生環境，還沒有扎根就要面臨商業競爭，一定要先打開市場才能站穩腳步，不賺錢至少也要回本。

目前兩岸三地的圖書交流，檯面上看來多集中在輕文學領域，確實可惜，大陸讀者要由少數暢銷書窺探到台、港文化的全貌，也非易事，但至少台、港出版商主動性強，較能避免片面交流所帶來的誤判。

對台灣來說，有很多因素可以決定政治上的未來，而這眾多的因素中，文化的交流是最能從根本了解彼此與消除敵意的，能多用文化的語言溝通，減少政治、軍事、經濟上那種赤裸裸、血淋淋的零合對話，大陸人所了解的台灣，就不只是「台商的台灣」、「政治的台灣」。台灣在民主的經營、教育改革、公共衛生的改善、勞工福利的建立等大議題，甚至生活休閒層面的茶道、花藝、咖啡等文化的累積上，整個社會都滿懷希望跟努力，這些特質若能透過出版品，一點一滴地與大陸溝通，對兩岸都有好處。

問：您在接任光華新聞文化中心主任後，作品就受到政治干擾，無法在大陸發行，您如何看待這件事？

答：當然有一絲遺憾，但這只是個案。從宏觀角度看來，封殺某些作家的作品都只是一時，即使如此，我相信一定還有很多的作家、更好的作品，能夠流通、往來。我相信只要努力，文化對政治的超越性一定會展現出來，我會接這個工作，就是期待由自己跳進政治領域，創造更多的文化對話。如果台灣自己就展現了文化超越政治的魄力，那麼我們面對大陸時，就能有更對等的位置，因為我們的文化一點也不邊緣，一點也不遙遠。最明顯的例子，多年來台灣對許多傳統藝術的保存上，如崑曲，就帶動起大陸地區的文化保存熱潮。

我剛來香港時，媒體界的朋友會基於政治的嗅覺，認為選擇我一定有什麼政治上的算計，但現在大家都已經能夠理解，在政治裡也可以有更多文化的想像力與創造力。今年因為SARS的關係，光華新聞文化中心的許多活動都臨時取消了，明年起，我們會有更多的作家、藝術家交流計劃。在SARS過後，我們特別策劃一場已故台灣作家杏林子新詩的朗讀會，她對生命的希望與歌詠，是一種普世皆能共鳴的感人力量。

問：在這一波的出版交流中，一體化與本土性的文化衝突在兩岸三地普遍出現，如香港就面臨大陸簡體字書籍低價強勢進入，字體使用習慣有可能改變的問題；台灣則因與大陸出版社合作發行大陸百科全書、辭典、學術等基礎知識書籍後，開始有文化知識基礎被淹沒的危機感，對此，您有何看法？

答：我必須強調，政治是一種減法，會因為相互的攻訐與算計而越減越少；文化則是一種加法，會愈加愈豐富，不是加了別人的一部份，自己的就失去了。

香港和台灣在歷史上都有曲折的身世，愈在全球化的浪潮裡，愈能刺激我們思考自己身處何處。以前香港由經濟掛帥，起高樓是展現自己實力與驕傲的方式，近幾年在經濟上的挫敗，我認為反而是一種契機，可以促使大家一起思考，除了經濟，香港還有什麼價值與意義？

文化不是「引進」，而是「交流」。想想看，台灣加香港，香港加北京，上海、廣州、廈門都加進來，我們會在合作裡發想出更多創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