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下人類學觀念的種子性與死

胡台麗形容新幾內亞的超布連島（Trobriand Island）是：「自從我接觸人類學以來，一直活在我的夢想中。」因此她完成紐約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後，在回國的途中，毫不遲疑地繞道南太平洋。

而這塊夢土，原是由英國的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所引發的。一次大戰時他在超布連島作田野調查，發現散佈在Milne Bay的珊瑚群島間，存在著一種非常特殊的貿易活動，稱為「庫拉」（Kula）。

島民交換紅色的貝殼項鍊（soulava）和白色的螺貝手鐲（mwali）。有趣的是紅貝項鍊一直以順時針方向逐島傳遞，白貝手鐲則沿反時針方向交換。每個島、每個村落參加庫拉貿易的男子有長期、固定的貿易夥伴。每年季風吹起，從他們揚帆而來的貿易夥伴手中，換來了有特殊命名的項鍊或手鐲，把玩一陣後，就必須傳給另一夥伴。也就是說，項鍊或手鐲一旦進行庫拉貿易，就永遠旅行著，沒有人可以據為已有或長期保留。

胡台麗在新幾內亞停留期間「險些」目睹庫拉貿易。可惜庫拉船隊抵達的前一天，村中有位老婦人去世，習俗規定喪事期間不得進行庫拉貿易，因此來客很快離去，也沒有帶走項鍊。

胡台麗對這樣的失之交臂，自是遺憾不已；而對一般人來說，也許根本無法理解她「五月渡希匹克河，深入不毛」的探險意義。中央研究院院士李亦園在這本書的序文中作了這樣的詮釋：「人類學家的目的就是要在許許多多奇風異俗，與幾乎無法理解的習慣中，去體會那個民族自己內在的行為意義與法則。」

胡台麗到新幾內亞除了為「圓夢」外，也有客觀因素。

在人類學文獻上，新幾內亞是個非常重要的地區。它進入現代社會的過程很晚，島上有六、七百種不同語言，這對人類學家而言，「是最具神秘性、便利性的地區」。因此，即使在觀光業蓬勃的今天，歐美人類學家一聽說要去新幾內亞，仍會露出既驚異又羨慕的表情。

對胡台麗而言，她認為同樣在亞洲，新幾內亞和台灣的距離其實並不那麼遠，也許可以說是「地理空間很近、心理空間很遠」。

也有人問她：「為什麼要去瞭解一個『原始部落』？」

她回答：「瞭解他們，是為了看清我們自己。」

她的老師李亦園則形容胡台麗是去「探訪她祖師婆的故地」。

美國的人類學家瑪格麗特．米德女士，曾在三○年代到這裏作田野調查。她研究新幾內亞三種不同族群，發現這三種民族的男女兩性角色差異極大：其中一族的男性、女性都一般溫柔細心；另一個民族則兩性都像我們印象中的男性般粗獷外向；第三種民族則完全與我們相反，男的像女的，女的像男的。這樣的現象使米德完成了她著名的「文化約束下兩性角色與氣質」的理論。

這個理論後來成為人類學上重要的貢獻，也直接影響了米德的婚姻抉擇。

米德在她的回憶錄「黑草莓的冬天」堭埻z她和丈夫李奧（也是傑出的人類學家）於一九三二年到新幾內亞作田野調查而與英國人類學家貝特生邂逅。三人經常切磋討論，彼此之間的情感也產生微妙的變化，種下日後米德與李奧仳離，改嫁貝特生之因。

當他們處理新幾內亞島群之間的文化差異時，也討論到三人各自代表的文化——美國、紐西蘭和英國——對男女氣質的不同要求。她寫道：「持續不斷的討論，自然而然地引起我們自省。貝特生和我都覺得我們各自在自己的文化中是異類。他對英國文化要求男人表現的積極侵略性無動於衷；而我對孩童的濃厚興趣也不符合美國職業婦女的標準型。我很高興在對文化作過剖析，抽出標準型之後，終於認清了自己是誰。」

胡台麗認為這段情感火花，起自接觸別的社會文化，繼而反省自己文化角色，她認為這就是人類學研究的功能之一。

多年的田野工作使胡台麗也不時自省我們的文化角色。

她常覺得很多人認為我們的文化悠久而獨特，但是如果把各種文化擺在一起等量齊觀，就會知道雖然各種民族面對的問題不同，「但走過的軌道是類似的，……說來這種自認特殊也許是沉溺在自我陶醉中，因為自大就會看不清自己。」

當她看到新幾內亞村落與村落之間、酋長與酋長之間如何以「炫耀宴」上累積的農產品多寡，取得名望、地位，而後又把「財富」當作獎額分散出去。她逐漸體會到這個社會給與取的原則，就像庫拉交易，「有價值的東西大多在流動，去年某甲得到的獎品今天頒贈給某乙，明年再由乙傳給丙，沒有人永久佔有。地位和榮耀的取得不但靠積聚財富，還靠分散財富。由有到無、由合到分的過程充滿戲劇性？」回到我們這個「敏於積聚、吝於分散」財富的社會，胡台麗覺得有一股力量驅迫她把超布倫島民教導她的分合藝術，敘述出來與大家分享。

新幾內亞雖然也遭遇外來文化衝擊，但他們仍然有自覺地保存傳統文化，她想，這不正是我們面臨的問題嗎？

「我們常常擔心『原始部落』的文化快消失了，卻沒有問自己的文化是不是也快要消失了？」她說。

到底什麼問題困擾我們？又該怎麼解決？

胡台麗表示，文化弊病一定和經濟、政治有關，必須「綜合診斷」，再「分科治療」。而人類學的研究工作，使她得以多「觀察」其他民族的問題，重新歸納之，以看「全人類」的眼光，思考未來走向。

身為一位人類學者，她不免「偏愛」社會上被忽視的一群，例如退伍軍人、台灣高山族、工廠女工。「性與死」一書堣]出現了這些主題。以學術眼光，寫通俗文章，她希望自己能表達關懷、披露問題，而儘量避免「感情用事」。

把人類學的觀念普及化，是胡台麗從事學術研究之外的另一種嘗試。她認為人與自然、人與人、原始與自然、傳統與現代之間有了困局，因此她前往異鄉絕不是為了「尋找創作靈感，或者追求新奇刺激」，而是希望思索解開困局的妙方，她說：「我們如果不肯拋棄成見，虛心地面對自己和別的族群文化，將永遠不能逃脫井底之蛙的命運」。

文．滕淑芬整理

由於胡台麗博士強調，希望藉「性與死」一書，向「一般讀者」傳遞人類學觀念。因此，書評部分，我們特別邀請了人類學範疇之外的戲劇專家姚一葦教授來談他對這本書的看法。姚一葦，民國十一年生，國立廈門大學畢業，現任國立藝術學院教務長兼戲劇系主任，著有「欣賞與批評」、「戲劇與文學」等書。他認為，「性與死」是一本知識性的散文集。問：以國內暢銷書市場來看，介紹人類學觀念的書並不多，您覺得「性與死」這本書最大的特色在那堙H

答：從文學的立場上來說，這本書屬於散文類。一般的散文多著重情感的描述，寫些身邊的瑣事，但也有些散文帶有知識性，例如德國文學家尼採寫的散文，就帶有哲學意味。以我個人來說，也許是年紀的關係，我現在歡喜讀的，是有知識性、帶有智慧光芒的書。胡台麗的這本書就屬此類，這是它的特點之一。

其次，我要談的是態度。一般未受過人類學訓練的人，常常會用自身的觀點、也就是我們社會的規章（codes），來看所謂「野蠻地區」的事物，我很不願意看以這種眼光寫出來的「遊記」。而胡台麗不一樣，她並不是用「文明」眼光來看新幾內亞島。

書中「有理之脫與無理之脫」一文，當初在雜誌上披露時，刊登了一張新幾內亞節慶中裸胸少女的照片，但雜誌社在照片上另加花邊，略作掩飾。為什麼有人覺得必須如此？因為他們用了我們社會的規章來衡度。我倒認為這張照片並沒有什麼，我們不一定要把自身的規章加在別人身上。

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規章，如果以回教世界女性必須戴面紗的眼光來看我們，他們一定認為我們不對。我們既不願意接受別人的規章，為什麼一定要讓他們接受我們的呢？

所以，我不贊成用憐憫的態度去看待所謂「落後地區」的文化，而應該用理解的態度。作者的長處，即在於她真正是站在他們的立場、文化背景和社會條件去了解他們社會的規章。

問：「性與死」這本書婼芺蚳麆h伍軍人的困境，以及台灣先住民與平地同胞的婚姻情況，請問您會不會認為我們社會對這些少數民族有漠視的地方？

答：就我個人的瞭解，我覺得任何社會都有複雜的組合，但一定有一個中心運作過程；總有些人游離於這個中心之外，不能像一般人一樣享受這社會的已有成果。人類學者經常在外作田野調查，接觸面廣，就會發現這些游離在外的問題，例如鄉村土地受到汙染、飲水安全，以及榮民問題。把這些現象挖掘出來引起大眾重視、關懷，是一種很好的態度。

問：書中有一篇文章談到二○○一年的家庭，您是否也認為當時的家庭成員雖然在日常生活各方面有密切關聯，但是彼此像陌生人一樣不瞭解、有隔閡，成為「親密的陌生人」？

答：我認為將來的家庭的確會變成這樣子，因為我已經感覺到現代家庭的親密關係減退得很厲害。

以往家庭的親密關係是和經濟結合在一起，脫離了這種經濟關係，就無法生存。現在不同，以我自己為例，孩子和我的關係就非常「淡」。他住在美國，一年來一、兩封信，這種關係大概稱不上「親密」。

現在台灣的下一代，有自己的工作、家庭，每個人都是獨立的經濟單位，生活忙碌，早出晚歸，和老人家一個禮拜見一次面，這和老式大家庭是無法相比的。

若是從文化學角度來看，我想我們社會到二○○一年時，很多價值觀念都會改變，社會進步得愈快，改變也就愈快，任何人也無法阻擋。

文化是一直都在變的，若想不變，只有回到野蠻社會。

問：作者希望用文學的筆，表達人類學的觀念，您覺得她是不是很成功地做到這一點？

答：就像我前面說的，這本書是屬於知識性的散文，我個人非常提倡這種散文，甚至我還要呼籲科學界的人也寫這種散文。科學的知識很不容易讓一般人理解，但是如果以散文的形式處理，對讀者會有很大的幫助。

問：姚教授前面提到這本書的特色，請問您覺得它有沒有任何缺失？

答：我個人是有一點感受，但可能不算缺失。書中談到英國的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在超布連島作田野調查時，發現島上的「庫拉」貿易行為。這引起我很大的興趣。

我想任何人類的行為都有意義，像記號學就認為所有行為本身是一種記號。「庫拉」貿易也是一種行為，我希望瞭解背後的意義。當然，作者並沒有親眼看到，但是如果她把意義寫出來，更能滿足讀者的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