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不打不成器」惹的禍？

一位華裔父親因為打了女兒一巴掌而遭到美國警方逮捕，成了報紙頭條新聞。

八十七年五月美國「芝加哥論壇報」大幅報導來自中國大陸的華裔夫婦因管教不當而遭起訴。根據報導，來自大陸的李先生因八歲女兒把他送的生日禮物一枚戒指弄丟了，一怒之下打了她一個耳光。隨後又帶她到住家附近公園尋找丟失的戒指，珠淚漣漣的女兒臉上掌印未消，引起巡邏警察注意，立即將她帶到醫院檢查，並逮捕這位父親。

事件發生後，芝加哥的華裔社團特別提醒移民美國的華裔父母，千萬不能在公共場合出手教訓子女，華人父母一定要適應西方尊重基本人權的教養方式，「不打不成器」絕對不適合美國社會。

人性本惡論的陰影

「不打不成器」不適合美國社會，但也絕不是中國社會的專利。深究人類體罰的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二千年前的舊約時代；英文俗諺也有「不打不成器」的說法。

舊約《聖經》〈箴言〉中說：「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於死。」

一直到十六世紀初文藝復興時代，體罰都是歐洲教育上必要的手段之一。十六世紀法國教育思想家蒙田在他的《隨筆》中就曾經記載當時學子在學校被柳條棒鞭打鮮血淋漓的待遇。

他形容：「學校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囚禁孩子的監獄。人們懲罰孩子，直到他們精神失常。您可以去學校看一看，您只會聽到孩子求饒和先生的怒吼。孩子們是那樣嬌弱膽怯，為激發他們的求知慾望，先生卻手握柳條鞭，板著可怕的面孔，強迫他們埋頭讀書。」

但是這種以宗教思想為主的教育觀，在文藝復興時代開始受到人文主義者的挑戰。其後的啟蒙運動中更確立了以「人」為基本價值的教育思想。然而，不得體罰的觀念還是晚近才逐漸成形的。

聯合國在一九五九年發表兒童權利宣言，一九七九年訂為國際兒童年，兒童幸福與福利成為世界性的主張。

影響所及，英國教育當局在一九八七年規定公立學校的老師不得體罰學生；丹麥國會也在一九九七年立法通過禁止父母打孩子。

不陷父母於不義

西方國家經歷二千年的發展，教育思想逐漸走向尊重基本人權，中國社會又是如何？

《孔子家語》中記載：「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也。」中國古代聖賢認為，子女對父母教誨要能察言觀色，父母在怒氣下持棍棒打來，為了不陷父母於不義，最好避開。

孔子向來以「仁」、「禮」約束學生，他也謹守「學不厭，教不倦」的言教，希望學生能自然感受他一心求道執著的態度。

由此看來，體罰並不是傳統儒家的理念，那麼中國社會「打」的主張，又是從何時沿襲下來？

這個問題也引起輔大應用心理系副教授林文瑛的好奇。為了追溯源頭，她從四庫全書中有關「家訓」、「家規」的書目中蒐羅，再加上先秦相關著作，檢閱二百種書、文，分析其中透露的人性觀、教育觀，得到影響中國教育的傳統「與其說是儒家思想，不如說是家訓傳統」的結論。

諸子百家著作中，《呂氏春秋》最早有記載：「家無怒笞，則豎子嬰兒之有過者立見。」竹板似乎已成當時必備家法，小孩犯錯立刻可以加以處罰。《史記律書》中也說，「故教笞不可廢也」；北齊《顏氏家訓》也有同樣記載。宋代以降，「家訓」更是大量記錄成文，如宋代《袁氏家範》：「居家如居官，必有綱紀。」

清末小說《紅樓夢》裡的賈寶玉，上課不認真被賈父大加鞭撻，以示警戒。一頓痛打後，害得賈寶玉幾天坐不了板凳。

中國古代父母所以抱持小孩有錯就該打的觀念，林文瑛說，因為他們認為，孩子受教育的目的在「滿足家族需求」。從古人在家訓中不斷提及「全身保家」、「安家」、「不敗家辱親」、「欲家道之綿長」等，可見古人相當在意子女受教育能不能求得功名、光耀門楣！在這樣的教育目標下，子女是沒有獨立人格的。

不打不成人

這樣的看法對老師管教權又有何影響？

林文瑛認為，中國社會，老師地位相當崇高，師道尊嚴主要建立在社會的尊卑倫理上。宋代成書的《三字經》，有「玉不琢不成器」、「教不嚴師之惰」等字語，顯然贊成老師該「嚴教」。

隨著時代更替，老師高高在上的權威卻逐漸瓦解，平權取代了尊卑觀，林文瑛說，「嚴教」既無以依附，就只剩下打罵來樹立權威了。

民國初年，幾乎讀過私塾的人都有被打的經驗。香港作家張倩儀從近代文人留下的自傳文字記載，研究他們的童年歲月，寫成《另一種童年的告別》一書，其中「卜卜齋，不打不成人」一章，就清楚看到一般學子在私塾所受的待遇。

「卜卜」是廣東話形容敲打的聲音，由於當時私塾常常打人，所以廣東人稱私塾為「卜卜齋」。私塾先生責打的原因，大半不是學生頑皮，而是書讀不熟。

對於打的記憶，文學家沈從文、郭沫若也都描述過。沈從文因為覺得在私塾每天背書的日子，不如外面花花世界來得有趣，因此常常逃學，只要被捉到，他就會在學校和家中各挨一頓打。在學校得自己把板凳搬到孔夫子牌位前，伏在上面受笞。處罰過後還要對孔夫子牌位作一揖，表示懺悔。有時常常罰跪到一柱香時間。

國共內戰後期，曾任代總統的李宗仁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先生桌上必備有一塊長方形木板，叫做戒方。學生如不守規矩，或背書不出，先生就用戒方打頭或手心，打破打腫，都是司空見慣的事。有時，先生的桌子旁邊甚至放著一把丈把長的竹竿，當頭打去。屋小而竹竿長，所以書房內每個學生的頭，他都鞭長可及。」

當然，也有沒被打的。語言學家趙元任挨過一次打，後來趙元任的爺爺對先生說，「會教的先生用不著打的」，以後就沒再挨過打。

告別打罰歲月

家長如果對學習較有想法，和先生商量，小孩就會得到較好的待遇，胡適所以不曾被打，他的母親有相當的影響力。

中國人的教育觀念傾向於嚴，嚴師出高徒、師嚴然後道尊，這種風氣不是一時一地形成的，而即使鞭笞成風，近代中國老師大約也感受到打人不是正常的教育方法。

郭沫若就描述過一位老師的轉變，「他起初也打過我們，而且很嚴峻的打過我們，但那也並不是出於他的惡意，因為打就是當時的教育，但他能以尖銳的角度突然轉變過來，他以後便再也沒有用刑具來打過我們了。」

中國人的嚴教，受到老師的習慣和家長的要求這兩方面的影響，但「嚴」卻絕不同等於「打」，體罰學生的老師也許只是撿拾了他們認為最方便的文化傳統。如今威權既已解體，體罰也不足以樹立典範，也許我們該重新高唱存在於孔孟儒家經典的「人性」之歌。

p.94

中國舊日的教育機構以學塾為多，私塾老師常因學生書讀不熟，以戒方敲打學生頭部，廣東人就把私塾稱為「卜卜齋」。（翻拍自台灣商務印書館「另一種童年的告別」）

p.97

民國七十年台北東門國小八名學生因老師補習、體罰向教育部陳情，引起杏壇震驚，這起事件透露出台灣教育界惡補與體罰的歪風，始終未能根除。（中國時報資料照片）

民國七十年台北東門國小八名學生因老師補習、體罰向教育部陳情，引起杏壇震驚，這起事件透露出台灣教育界惡補與體罰的歪風，始終未能根除。（中國時報資料照片）（中國時報資料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