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色1:從「啟蒙」到「賦權」
1990年代以降,台灣政經環境既已大幅變動,目前由年輕學子領軍的新世代社運幾經摸索,似乎已發展出截然不同於前一世代的自我風格。
其中最顯著的差異,是不再以「知識分子」自居,也不再有以引進國外思潮為傲的「啟蒙」心態,對受迫害者的處境具同理心,更相對尊重他們的主體性。
曾為18年前野百合學運5名「廣場總指揮」之一、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助理教授陳信行認為,出現這種變化的主因,在於近20年來台灣社會資訊暢通、民智大開,且高等教育更為普及。
例如在他投身學運的年代,台灣的大學升學率僅約30%,大學生都被視為未來的社會棟樑,學成歸國者更被加諸「頂尖人才」的光環。「像我們讀大學時組『下鄉服務隊』,阿公阿媽每次跟我們抱怨農村問題,總不忘補上一句『拜託你們回去跟政府講』,這句話其實正代表著當時民眾對『知青救國』的普遍期待。」
大環境使然,過去大學生普遍存在著「高人一等」的精英心態,一旦投身社會運動,難免就自居為群眾代言人,忽視了弱勢者的主體性和真實需求,也使得他們的規劃常不自覺地變得窒礙難行。
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李丁讚舉例,1990年代流行一時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吸納許多懷抱理想的熱血青年下鄉服務,卻多半以失敗收場,就是導因於「與群眾需求不同調」的落差。
像是知名的嘉義縣「新港造街計畫」,主導者「新港文教基金會」原本希望在臨近奉天宮的中山路進行「綠美化工程」,藉以帶動新港的宗教觀光活力,但因未考慮攤商擺攤與遊客的停車需求,遭到當地民眾的激烈反對,幾經溝通仍無法達成共識,造街計畫最後也胎死腹中。
不過在大學升學率已近100%的今日,青年學生再也沒人會以精英自居,即使站上社運第一線,也認為自己僅是「群眾的一員」,而非領航者、救世者。
例如目前在工運界頗受好評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成立3年來已為近百名青年打工族及派遣員工爭取到應得的職場權益,他們成功的原因之一,正在於自己或周遭同學也有相同的「被剝削」經驗,對投訴者的遭遇感同身受,因此在為勞工權益發聲時,多半站在「夥伴」的角色,幫助求助者認識自己的權益、必要時從旁提供法律協助,但不為他們做決定,也不強迫他們加入「團體行動」。(見「為弱勢勞工喉舌的『青年九五』 」)
陳信行認為,這種從「主導」轉為「服務」、從「啟蒙」改為「賦權」的模式,才能引起共鳴,也是落實行動的關鍵。
2007年4月中舉行的「捍衛樂生大遊行」,吸引了數千名來自全國各校的青年學生,以「六步一跪」表達他們「反迫遷、挺樂生」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