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議題,遍地開花

青年公民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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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 1月

文‧林欣靜 圖‧林格立


提起台灣的學運或青年社運,一般人的直覺聯想,莫過於18年前那朵綻放在中正紀念堂的野百合圖騰──當時曾有近6,000名學生集結此地靜坐抗議,並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提出政經改革時間表」等4大訴求;即使時過境遷,學生們勇於挑戰政治禁忌、爭取民主自由的形象,至今仍深入人心。

反觀這一輩年輕人,當封閉威權的時代氛圍不再,他們也缺少了戮力抗爭的目標,加以高等教育普及、社會競爭越趨激烈,青年的關注視野,似乎也必然移轉至個人主義的逸樂或自身前程的汲汲營營。不知不覺中,「漫無目標、缺乏熱情、抗壓性弱、不關心公共議題」,就成為人們對這群「Me」世代的刻板印象。

然而實情真是如此嗎?現代青年自私、冷漠,不熱中公眾事務?其實不然,他們只是順應時代的多元化變遷,關注面向變廣而力量分散,執行模式則隨問題的複雜化而走向專業分工。在一般人尚未察覺的角落,仍有許多勇於獻身公義的年輕人,正在苦心耕耘、一步一腳印地實踐自己改造社會的理想,也勢將牽動台灣的未來。


2008年11月6日上午11時整,一向肅穆的行政院大門前,陸續集結近600名身著黑衣、配戴口罩的年輕人。

這群看似斯文白淨的面孔,是來自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大學生和研究生,他們既沒有傳統社運者慷慨激昂的理念陳詞,和周遭戒護的警方之間也沒有劍拔弩張的衝突對立,只是靜靜地坐在這塊依法並不開放集會的廣場,並高舉「人權」、「言論自由」、「迎『陳』如戒嚴」、「警察暴力」等看板,抗議自11月3日中國大陸海協會長陳雲林來台後,警方一連串執法過當的舉措。

第二天,這群原本平和靜坐的學生,也難逃被警方抬離的命運,被迫轉移陣地至自由廣場,自此展開為期兩個月的抗議行動。

未竟其功的野草莓

這場因「偶見不平」而擦槍走火的學運,後來定名為「野草莓學運」。這個名稱不但是時下年輕人對外界定位的自嘲反諷,也隱含向18年前在同一地點抗爭的「野百合學運」致敬意涵。

這群學生後來也提出了「總統馬英九及行政院長劉兆玄必須公開向國人道歉」、「國安局長蔡朝明、警政署長王卓鈞應立刻下台」,以及「立法院立即修改限縮人民權利的《集會遊行法》」等3大訴求,並透過網路串連,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嘉義開闢6大同步靜坐會場,極盛時的參與人數曾超過2,000人,這也是繼1990年3月的野百合學運後,另一場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

只不過,18年來,台灣的政經環境已從高壓走向脫序再回歸平穩,執政黨也兩度輪替,野草莓的「修改集遊惡法」訴求,再也無法像過去野百合的「打倒國家機器專制濫權」那樣撼動人心;加上參與學生本身又缺乏社運經驗,因此這個原本立意甚佳的學運,就在政府及媒體同步「冷處理」下逐漸稀釋,學生最後也在2009年1月4日,默默撤出了自由廣場。

從街頭到關心公共議題

縱然成果不如預期,不過這個曾被部分名嘴批評為「難脫綠化色彩」、「依附在一群『野教授』羽翼下」及「沒有世代特色」的學運,參與者卻不若外界原本預期般「鳥獸散後什麼都不會留下」。相反的,在一年後的今天,仍有許多人在各自專精的領域,為他們曾經挺身捍衛的「人權」、「言論自由」、「公平正義」等理念努力。

例如曾在學運期間開闢「網路直播靜坐活動」節目的十餘名「主播組」學生,在野草莓散場後,仍然執著地帶著自己的攝影機、麥克風和筆電等設備,出現在其後的「五一勞工大遊行」、「莫拉克災後重建條例民間公聽會」、「記協、媒改團體抗議年代電視台非法解雇勞工」、「集遊法修廢記者會」、「人民作主千里苦行」、「秋鬥」等新聞事件現場,嘗試以「公民記者」的身份,為眾多在主流媒體中被消音或邊緣化的弱勢族群與公共議題發聲。

有趣的是,這群非傳播科系學生製作的直播節目,卻常能吸引上百人同時在線收看,「野草莓電視台」網站也成為各領域社運團體連結互動的重要平台。

主播組學生、甫從中正大學法律系畢業的「小p」坦言,過去她其實就是一般人印象中「對公共議題漠不關心」的平凡大學生,但從電視上看到陳雲林來台時警方一連串執法過當的舉措,彷彿回到了戒嚴時代,甚至連平和靜坐的學生也無法倖免,讓她深感「實在太超過」,因此才參與野草莓,卻意外為原本狹隘的視野開闢了另一片天地。

「在廣場靜坐的過程中,許多社運團體都曾來聲援,像我這樣宛如『一張白紙』的學生,才有機會接觸到『樂生拆建』、『原住民迫遷』、『在台圖博(西藏)人何去何從』等議題,也因此才發現,原來掩蓋在主流社會價值下,還有這麼多值得傾聽的另類聲音,這也是我日後願意投身紀錄工作的主因,」小p如此表示。

沒有喝采地深耕理想

包括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李丁讚、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吳叡人、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助理教授陳信行、中正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管中祥等人均認為,這個曾被譏諷「成不了氣候」的學運,最大的成就莫過於讓數百名像小p這樣原本「不知民間疾苦」的青年學生,養成關心公共事務的習慣。

「只有親身參與,才能明白社會運動的力道和侷限,這是課堂上講一百遍也學不到的民主教育,」這群學者一致指出。

除了野草莓這個後勢仍在醱酵的學運外,其他在環保、工運、反迫遷、網路文化等領域,也各有一群懷抱理想的年輕人在分頭努力。

他們或許沒有過去學運領袖長袖善舞、號召群眾的個人魅力,更不走傳統社運丟雞蛋、綁白布條、悲情流血的街頭路線,反而採取專業分工的方式,一步一腳印地深耕議題,因此在媒體的曝光度也相對薄弱,往往必須闖出一番成果後,民眾才會驚覺──原來還有這麼多「依然有夢」的年輕人,正在各個看不到的角落默默耕耘!

例如2009年莫拉克風災時,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台灣數位文化協會」及「台灣部落格協會」等兩大部落客團體,就號召了近百名的年輕網友,結合噗浪、twitter、Google map等新興網路工具,成立「莫拉克災情地圖」、「民間災情網路中心」等網站,效率驚人,也讓社會大眾對網友動員的力量刮目相看。(見「宅男出擊,網路社運來了」一文)

另外像獲得青輔會2008年「青年公共參與獎──公民媒體獎」的「蘇花糕餅鋪」網站,也是由近百名來自各大專院校、關心「蘇花高」議題的學生義工成軍,各自發揮法律、環境工程、動畫設計、紀錄片拍攝等所學專長,並在亞都麗緻飯店總裁嚴長壽、導演侯孝賢等人的贊助下,成功以網路連署串連、拍攝電視廣告、製作精美的說帖教案等方式,鴨子划水般地讓蘇花高爭議深入人心,並在2008年總統大選辯論時被選為「10大公民議題」之一。

受「蘇花糕餅鋪」及其他環保團體掀起的輿論影響,糾纏十餘年的「蘇花高環評案」已在2008年中拍板定案駁回,堪稱是近年來環保團體的最大勝利。

學運具悠久脈絡

其他如日前在澎湖博弈公投中著力甚深的「反賭聯盟」,以及刻正延燒的「反中科四期及八輕國光石化工程」議題,均有許多年輕面孔參與。

更不要提已投入北縣新莊「樂生療養院保留運動」超過5年的「青年樂生聯盟」,即使該議題已冷卻近兩年,但至今仍有數十名學生持續投入;每逢周末假日,他們總是風雨無阻地齊聚樂生,陪伴院區的阿公阿媽聊天談心,也定期舉辦「樂生社區學校」的導覽或講座,藉此拉近院民及新莊居民的歧見,從而凝聚共識,儲備下一步行動的能量。

「年輕人投入社會參與及公共事務的力量其實一直沒有消失,只是運動形式上已隨時代脈動而改變,」長期關注台灣學生運動發展的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吳叡人如此表示。

吳叡人說,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很短,提起學生運動總是只想到野百合,事實上早在1920年代的日治時期,由林獻堂等仕紳帶領、以爭取「殖民地參政權」為主要理念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就曾吸引數百名來自總督府醫學校、國語學校、師範學校的青年學生參與;1947年的「228事件」,亦有千百名年輕人不顧危險挺身而出,台南成大學生還組織「學生軍」,對抗陳儀政府的武力鎮壓。

其他如1970年代基於民族主義義憤的「保釣運動」、以貼近常民生活為創作主軸的「民歌運動」,主導者均是學生;1980年代,台灣因長期追求經濟發展而導致的環境公害、勞工剝削等問題一一浮現,社會運動蓬勃發展,其中勇於引介歐美思潮的學人、具有自我覺醒意識的當地住民,以及眾多年輕學生,都在運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像我自己在1986年就讀台大時,就曾和『台大大新社』的夥伴一起下鄉,聲援彰化鹿港鎮民一系列的『反杜邦設廠』抗爭,」吳叡人說。

專業分工、長久經營

他也指出,觀諸古今中外的學運發展史,凡與「民族主義」、「民主自由」及「階級壓迫」相關的議題,總是最容易激起年輕人的正義感及同理心,而不管從政治或社會運動的發展脈絡分析,台灣青年都從未缺席。

只不過在1990年代初期之前,不管是為自由人權、性別平等、本土文化、環保生態、農民或勞工權益奮戰,共同敵人最終總是指向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強勢國家機器壓制,由於抗爭目標單一明確,力量自然容易聚集,同時也較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共鳴。

不過在1996年總統開放直接民選,以及2000年政黨首次輪替後,台灣「形式民主」的階段性任務已經達成,各種人權法案也陸續完成立法,部分社運與學運領導人也在民進黨執政後進入權力核心,反而削弱了原本抗衡體制的動能,多年的運動沈寂也導致人才與經驗傳承出現危機。

如今新一波青年運動興起,在主流的勞工和環保議題之外,他們的關懷觸角更趨多元而細緻,如為同志、原住民及新移民(外籍配偶)等邊緣少數族群爭取權益;另有一批人則從個人經驗出發,聚焦在更為切身的「反高學費」、「青年貧窮化」、「弭平數位落差」等議題上。

他們也發現,當國家機器壓制的手漸漸鬆開,社運前輩們殷殷期盼的公民社會卻沒有就此實現,反倒由另一個同樣龐大且更為狡獪的資本體系取而代之。這個新「敵人」不像威權壓迫那樣簡明易懂,而是分散各處、彼此利益交纏糾葛,運動參與者必須投入更多心力,深入瞭解錯綜複雜的問題脈絡,才能提出具體有力的解決方式。

「這種從倡議抽象的民主自由理念,邁向專業分工的社運發展脈絡,其實在歐美先進國家都能看到相似的軌跡,這也是台灣從政治、社會的集權專制,逐步邁向眾聲喧嘩的民主化象徵,」吳叡人說。

特色1:從「啟蒙」到「賦權」

1990年代以降,台灣政經環境既已大幅變動,目前由年輕學子領軍的新世代社運幾經摸索,似乎已發展出截然不同於前一世代的自我風格。

其中最顯著的差異,是不再以「知識分子」自居,也不再有以引進國外思潮為傲的「啟蒙」心態,對受迫害者的處境具同理心,更相對尊重他們的主體性。

曾為18年前野百合學運5名「廣場總指揮」之一、世新大學社會發展所助理教授陳信行認為,出現這種變化的主因,在於近20年來台灣社會資訊暢通、民智大開,且高等教育更為普及。

例如在他投身學運的年代,台灣的大學升學率僅約30%,大學生都被視為未來的社會棟樑,學成歸國者更被加諸「頂尖人才」的光環。「像我們讀大學時組『下鄉服務隊』,阿公阿媽每次跟我們抱怨農村問題,總不忘補上一句『拜託你們回去跟政府講』,這句話其實正代表著當時民眾對『知青救國』的普遍期待。」

大環境使然,過去大學生普遍存在著「高人一等」的精英心態,一旦投身社會運動,難免就自居為群眾代言人,忽視了弱勢者的主體性和真實需求,也使得他們的規劃常不自覺地變得窒礙難行。

清華大學社會系教授李丁讚舉例,1990年代流行一時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吸納許多懷抱理想的熱血青年下鄉服務,卻多半以失敗收場,就是導因於「與群眾需求不同調」的落差。

像是知名的嘉義縣「新港造街計畫」,主導者「新港文教基金會」原本希望在臨近奉天宮的中山路進行「綠美化工程」,藉以帶動新港的宗教觀光活力,但因未考慮攤商擺攤與遊客的停車需求,遭到當地民眾的激烈反對,幾經溝通仍無法達成共識,造街計畫最後也胎死腹中。

不過在大學升學率已近100%的今日,青年學生再也沒人會以精英自居,即使站上社運第一線,也認為自己僅是「群眾的一員」,而非領航者、救世者。

例如目前在工運界頗受好評的「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成立3年來已為近百名青年打工族及派遣員工爭取到應得的職場權益,他們成功的原因之一,正在於自己或周遭同學也有相同的「被剝削」經驗,對投訴者的遭遇感同身受,因此在為勞工權益發聲時,多半站在「夥伴」的角色,幫助求助者認識自己的權益、必要時從旁提供法律協助,但不為他們做決定,也不強迫他們加入「團體行動」。(見「為弱勢勞工喉舌的『青年九五』 」)

陳信行認為,這種從「主導」轉為「服務」、從「啟蒙」改為「賦權」的模式,才能引起共鳴,也是落實行動的關鍵。

特色2:沒有領導、組織力差

新世代年輕人不喜歡主導別人的另一面,則是「組織力差」且「群龍無首」,這也成了現代青年運動的另一個明顯特色。

李丁讚分析,無論是1970年代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社運黃金10年,或是90年代初期的野百合世代,上一世代運動者從小面對的環境都是威權式的──家庭中父權獨大、校園裡師長一言堂、社會上則是國家機器強力壓制。他們在反抗之餘,卻也難脫這種成長背景的影響。因此一旦投身社會運動時,組織架構常是層級分明,領導者的個人意見即代表某種程度的權威;如果有人出現不同想法,常常無法有效溝通,團體內部所謂的「路線」、「派系」之爭也就時有所聞。

但現在6年級後半以降(民國65年以後出生)的年輕人就不一樣了,他們多半成長於願意尊重孩子意見的核心家庭、社會環境相對開放自由,但初階民主化的政治現實則是藍綠惡鬥,原本被視為偶像的運動前輩,進入體系、掌握權力後竟也一一腐化,身陷囹圄者更是所在多有。

這樣的所見所聞,都會影響到他們投身社運的行事風格──樂於分享溝通、尊重每個成員的意見,卻缺乏分層負責的組織概念,更沒有人喜歡站上權力最頂端,成為成敗一肩挑的主導者。

最顯著的例子當屬參與「樂生保留運動」達5年之久的「青年樂生聯盟」。這個組織成員起初以各地醫學院的學生為主,從關心台灣公衛史的角度出發,其後吸引人文社會科系的學生陸續加入,運動視野也擴大到古蹟保存、反迫遷、醫療人權等面向。

青年樂生聯盟成員之一、東吳大學社會系學生王顥中指出,「樂青」是一個「以私人情感包裹」的團體,很多人都是因為喜歡這裡的環境、並與老院民相處融洽,才開始接觸與樂生相關的眾多議題。這種立基於「個人溫情」的組織,當然較難形成傳統社運層級分明的架構。

他分析,「無架構」的好處是彈性,就算少了任何一個人,組織都可以運作下去,而且每一個人都必須熟悉聯絡動員、寫新聞稿、媒體發言等各項工作,所以很少有「狀況外」的邊緣成員。

缺點則是看似平等的表象下,仍存在隱性的權力關係,例如人緣好或較早參與的成員,就可能對運動方向擁有較大的影響力,但這些實際掌權者卻又因「沒有頭銜」而不必為決策負責,這種「權責不明」的矛盾,有時就會演變成組織的內部衝突。

不過,無架構的組織縱使有缺失,卻是這群學生習慣且較為自在的模式。因此這些年來「樂青」的成員來來去去,卻始終不乏新面孔投入;面對政府部門的強勢處理,以及輿論普遍不看好的壓力,這個看似鬆散的團體也從未被打倒,他們「屢敗屢戰」的韌性,連許多學運及社運前輩都稱讚不已,堪稱是近年來台灣青年社運的最大驚奇。

特色3:論述能力差、目標不明確

除了不習慣發展分層負責的組織架構,相較於早期的社運前輩,現代青年也不擅長建立及闡述理論,這種缺憾造成他們很難設定運動目標及行動策略,常只能「且戰且走」地被動因應議題。

陳信行說,過去台灣的校園刊物及異議性社團相當盛行,有志投入公共事務的年輕人,個個都是寫文章、想口號、搞活動的高手,也習慣透過社團的定期聚會交流辯論,幾乎人人講起左派理論、民主思潮都頭頭是道。

但90年代以降,政治壓制鬆綁,後現代「解構」並顛覆了一切宏大理論,加上網路發展後各種資訊流通更為便捷,校園刊物、讀書會及異議性社團一一式微,取而代之的是BBS個人板、校園板及部落格,年輕人缺乏在公眾面前闡述理念的機會,因此參與運動時,也很難發展出結構完整的理論體系,當然更不習慣設立先驗性的運動目標。

例如在野草莓學運時,學生對於「何時該進」、「何時該退」等行動策略的意見極為分歧,而不像陳信行當年參加的野百合學運──當號召學生進入廣場靜坐的同時,決策團隊就已在盤算該如何為運動收尾了。

又如同樂青成員中,近幾年也有人把行動目標轉移至野草莓、同志人權、文化議題及反迫遷運動。「但這些年輕人往往無法說清楚議題轉換的扣連,只能訴諸『學長拉學弟』、『好友相招』的情感動員,對整體運動的推廣其實是不利的,」陳信行分析。

特色4:個人生涯的加值

時代轉變,是現代青年運動者組織鬆散、論述能力低落的主因;另一方面,當大是大非、非「革命」不足以成事的氛圍已成歷史,Me世代年輕人在關心公義之餘,也試圖將理念與人生規劃結合,不再走傳統自我犧牲的悲情路線。推動「蘇花糕餅鋪」網站的靈魂人物李佳達,就堪稱「公」、「私」兼顧的翹楚。

台大法律系、交大科技法律所畢業的李佳達,2008年才獲得哈佛法學院「東亞法計畫」的主動邀請,擔任為期3個月的訪問學者,他也是該計畫年紀最輕(當時約26歲)、學歷最低(碩土班仍在學)的研究人員。

此外,李佳達曾獲邀參與的國際會議更是不計其數,例如他是2008年聯合國第14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的台灣環保NGO代表、2006年肯亞世界青年就業高峰會的環保永續工作小組成員,目前雖仍在海巡署服役,卻早被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相中,成為「智慧城市小組」的一員,將與來自全世界的頂尖研究人員,共同開發並量產最適合在都會代步的電動腳踏車。

外文能力和在校排名都不是特別突出的李佳達,為何能獲得這麼多國際組織及研究單位青睞?其實就是看中他亮眼的環保運動成績。

除了讓人津津樂道的「蘇花糕餅鋪」經驗,李佳達也曾與台大「自然保育社」的夥伴,成功擋下烏來水源地的聯外道路開發案;他也結合二十餘名來自台大、政大、交大等各領域的研究生,精研環保署自1998年以降、共349本、厚度超過3層樓高的「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並發表「現行環評制度已淪為開發案橡皮圖章」的研究報告,對環保署形成極大壓力,撞擊力十足,影響也非常深遠。

「過去大家都以為學生參與社會運動一定會影響課業甚至耽誤前程,但對我們這一輩的年輕人來說,投入公共事務反倒是一種『最有價值』的學習,可以幫助自己累積無可取代的資源和能量!」李佳達笑說。

在眾多不起眼的微小角落,青年關心公共事務的火苗仍在接棒傳承。縱使動機、心態、組織架構、執行模式及關心面向有別,但年輕人熱情、富正義感、願意超越利害關係獻身理想的面貌,卻依舊長存。

「青年不變,變的是世代!」觀察台灣青年運動多年的吳叡人曾如此表示。不管時代如何遞嬗,這群尚未被功利世俗污染的新血,將永遠是督促台灣社會向上提昇的一股最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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より深く、より広く―℃痰「世代の社会運動

文・林欣静 写真・林格立

台湾の学生運動や若者の社会運動と言うと、一般の人々は18年前に中正記念堂で花開いた「野百合運動」を思い浮かべるだろう。  当時、6000人近い学生がここに集まって座り込み、「国民大会の解散、『動員勘乱時期臨時条項』の廃止、国是会議の開催、政治経済改革の具体的日程提出」という四大アピールを打ち出した。時代は変ったが、学生が政治的タブーに挑戦し、民主主義と自由を求めるというイメージは人々の胸に深く刻まれた。

だが、現代の若者たちは当時の閉鎖的で権威主義的な社会の雰囲気を知らず、戦うべき目標も見出しにくい。高等教育が普及して社会の競争が激化する中で、青年たちの関心も個人の逸楽や前途へと移ったようで、いつのまにか「目標がなく、情熱に乏しく、プレッシャーに弱く、公共のテーマに無関心」というのが若い世代の新たなイメージとなった。

だが実際はどうなのだろう。現代の若者は本当に冷淡で社会の問題に無関心なのだろうか。決してそうではない。社会が多様化して関心を注ぐ対象が広く分散し、問題の複雑化にしたがって活動も分業化してきただけなのである。一般の人々がまだ気付いていない問題にも多くの若者が関心を注ぎ、社会を変えたいという理想を抱きつつ、一歩ずつ着実に活動している。そして、それが台湾の将来を変える力になろうとしている。


2008年11月6日午前11時、いつもは静まり返っている行政院の正門前に、黒い服にマスクをつけた若者600人が集まっていた。

おとなしそうな表情の彼らは、全国各地から集まってきた大学生や大学院生で、従来の社会運動家のような激しいアジテーションもなければ、周囲を囲む警察との対立もなく、ただ黙って集会の許されていない広場に座り込んでいる。そして「人権」「言論の自由」「戒厳令で出迎え」「警察暴力」といったプラカードを掲げ、11月3日に中国の大陸海峡両岸関係協会の陳雲林会長が来訪して以来の警察による過度の取締り行為に抗議したのである。

翌日、静かに座り込みの抗議をしていた学生たちは警察によって広場から追い立てられて自由広場へと移ら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た。それ以降、2ヶ月にわたる抗議行動が続いた。

野イチゴ学生運動

この時の運動は、後に「野イチゴ学生運動」と呼ばれるようになる。この名称は、現在の若者をプレッシャーに弱いイチゴのようだとする外部の評価を自嘲的に使ったもので、また18年前に同じ場所で行なわれた「野百合学生運動」に対する敬意も込められている。

この運動はその後、「馬英九総統と劉兆玄行政院長による公の謝罪」「蔡朝明・国家安全局長と王卓鈞・警政署長の即刻辞任」「国民の権利を制限する『集会デモ法』改正」を三大アピールとし、ネットを通して台北や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嘉義の6ヶ所で同時に座り込みの抗議行動を行なった。一時は参加者が2000人を超え、1990年3月の野百合学生運動以来、最大規模の学生運動となった。

だが、この18年の間に台湾の政治経済は大きく変わり、二度にわたる政権交代もあった。そうした中では野イチゴの「集会デモ悪法改正」の要求は、野百合時代の「打倒、国家メカニズムの専制職権濫用」というアピールほど人々を感動させることはなく、学生側にも社会運動の経験が少なかったため、政府もマスコミも冷ややかにこれを扱った。理想を掲げた運動もしだいに注目されなくなり、2009年1月4日、学生たちは自由広場を去っていった。

街頭運動から公共のテーマへ

成果を上げられなかったこの運動は、一部の評論家から「グリーン陣営の色彩を逃れない」「野百合運動出身の教授たちの影響を受けている」「世代の特色がない」と批判されたが、その後に何も残さなかったわけではない。一年たった現在、今も多くの若者がそれぞれの領域で、当時守ろうとした「人権」「言論の自由」「公平正義」のために努力を続けている。

例えば、学生運動において「座り込み運動ネット生中継」を行なった十数人の「アンカー組」のメンバーは、座り込みを終えた後、今でも当時の撮影機材やマイクやPCを持ってメーデーのデモ行進や「台風8号災害再建条例」の公聴会、「国民主権千里苦行」や「秋闘」などの現場に出ていき、多くの主流メディアが扱わない弱者の声を伝えている。

これら、マスメディア専攻ではない学生たちが生中継する番組は、しばしばネット上で数百人が視聴している。その「野イチゴTV」サイトは、さまざまな社会運動団体がリンクする重要なプラットホームとなった。

アンカー組の学生で、中正大学法学部出身の「小p」はこう話す。以前の彼女は、一般の人が想像するような「公共問題に何の関心も持たない」平凡な大学生だったが、陳雲林が来訪した時に、テレビで警察の過当な取締りを見て、まるで戒厳令の時代に戻ったように感じた。静かに座り込みをしている学生も強制的に退去させられ、「ひどすぎる」と思い、野イチゴ運動に加わったところ、それまで狭かった視野が大いに広がったのだという。

「広場で座り込みをしている間、多くの社会団体が声援に来てくれ、私のような『全く白紙』の状態の学生もさまざまな問題に触れ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楽生院の取壊し』『原住民の強制移住』『在台チベット人の今後』など、数々の問題に初めて触れ、主流社会の価値観の陰に、耳を傾けるべき多くの声があることを知り、これがきっかけでドキュメントの仕事をしようと思ったのです」

喝采を浴びない理想

清華大学社会学科教授の丁讃、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員の呉叡人、世新大学社会発展研究所准教授の陳信行、中正大学マスコミ学科准教授の管中祥などは、大きな流れにならなかったこの学生運動の最大の意義は、小pのような、表面には現れない社会問題を知らなかった若者たちに、公共の問題に関心を注ぐ習慣をつけさせたことだと考えている。

「自ら参加してこそ、社会運動の力と限界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ます。これは授業で百回聞いても得られない民主教育です」と学者は言う。

野イチゴ運動の他にも、環境保護や労働運動、強制移住反対運動、あるいはネット文化などの分野で、それぞれ理想を抱く若者たちが努力している。

彼らには、かつての学生運動リーダーのようなカリスマ性はなく、従来の社会運動のように卵を投げたり、横断幕を掲げたり、流血の街頭行動に出たりはせず、むしろ専門的な分業体制をもって一歩ずつ着実に問題を掘り下げている。そのためマスコミに扱われることも少ないのだが、その活動の成果が出た時に初めて彼らの存在を知り、夢を持つ若者が今もいることに驚かされるのである。

例えば2009年の台風8号災害の後、平均年齢30歳未満の「台湾デジタル文化協会」と「台湾ブログ協会」という二大ブロガー団体が100人近い若者に声をかけ、プラークやツイッター、グーグルマップなどのツールを活かして「台風8号被災地図」や「民間被災状況ネットセンター」などのサイトを立ち上げ、効率よく人を動員する力が注目された。(20ページの記事を参照)

また、2008年に青年輔導委員会の「青年公共参画賞――市民メディア賞」を受賞した「蘇花糕;餅鋪」サイトも、蘇花高速道路(宜蘭県の蘇澳と花蓮を結ぶ)を建設すべきか否かという問題に関心を寄せる100人近い大学生がボランティアで運営しているもので、法律から環境工学、動画デザイン、ドキュメンタリー制作など、それぞれの専門を活かして活動している。彼らはランディス・タイペイホテルの厳長寿総裁や侯孝賢監督の協力を得て、オンライン署名の輪を広げ、テレビCMを制作し、説明書を作るなどして蘇花高速道路建設の是非を人々に問いかけてきた。そして2008年の総統選挙のディベートの「十大市民テーマ」の一つに挙げられたのである。

「蘇花糕;餅鋪」や他の環境保護団体が巻き起こした世論の影響で、十数年にわたって結論の出なかった蘇花高速道路環境アセスメントは、2008年に建設すべきではないとの結論を出し、近年における環境保護派の大勝利とされた。

脈々と続く学生運動の伝統

澎湖におけるカジノ開設の賛否を問う住民投票では「反賭連盟」が大きな影響力を発揮し、「中部サイエンスパーク四期工事および国光石化のナフサプラント建設反対」といった活動にも多くの若者が参加している。

ハンセン病元患者が暮らす台北県新荘、楽生院の保護運動は5年以上続き、話題にならなくなった昨今も数十人の学生が活動を続けている。彼らは毎週末楽生院に集まり、院内に暮らす元患者の話に耳を傾け、定期的に「楽生コミュニティカレッジ」の講座を開くことで、近隣住民の偏見をなくし、さらなる行動へのエネルギーを高めようとしている。

「若者の社会参画や公共問題への関心は以前からずっと途絶え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ただ運動の形式が時代とともに変わってきただけです」と話すのは、長年台湾の学生運動に注目してきた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アシスタント研究員の呉叡人だ。

呉叡人はこう説明する。台湾人の歴史的記憶は非常に短いため、学生運動と言うと、多くの人は野百合運動を思い浮かべる。しかし実際には1920年代の日本時代、林献堂ら士紳階級が率いて「植民地参政権」を求めた「台湾議会設置請願運動」には総督府医学校や国語学校、師範学校などの学生数百人が参加していた。また1947年の「二二八事件」でも千名に上る若者が危険を顧みずに立ち上がり、台南の成功大学の学生は「学生軍」を結成して陳儀の武力鎮圧に対抗した。

1970年代には民族主義の義憤から来る「保釣(釣魚台列島を守る)運動」や、より生活に密着した「フォークソング運動」が盛んになり、これらも学生が中心だった。1980年代になると、それまでの経済発展による公害問題や労働者搾取といった問題が浮上し、社会運動はますます盛んになっていく。そうした中で、欧米の思潮を学んだ学生や、意識に目覚めた地域住民、そして多くの若者が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

「私も1986年に台湾大学の学生だった時、『台大大新社』の仲間と田舎へ行き、彰化県鹿港の住民と一緒に『デュポン工場建設反対』の抗議に参加しました」と呉叡人は言う。

分業体制で長期運営

呉叡人はこう指摘する。古今内外の学生運動の発展を振り返ると、民族主義や民主主義、階級搾取といったテーマにおいては特に若者の正義感や同情を呼びやすい。また台湾では、政治運動であれ社会運動であれ、その発展を見ると、常に若者が参画している。

ただ1990年代初期まで、台湾における自由や人権、ジェンダー、台湾文化、環境保護、農民・労働者などの運動において、共通の敵は常に国民党一党独裁の強大な国家メカニズムであり、抗争の目標は明確だったためパワーを結集しやすく、社会の共鳴も得やすかった。

しかし、1996年に総統の直接選挙が始まり、2000年に初めての政権交代が実現した時点で、台湾民主化の段階的任務は達成された。人権に関わるさまざまな立法も完成し、一部の社会運動や学生運動のリーダーが民進党政権樹立とともに政府に入ると、体制に対抗するエネルギーは弱くなり、長年にわたる活動の経験や人材の継承に危機が生じ始めた。

昨今始まった新しい青年運動が着目するのは労働者や環境の問題だけではなく、広い範囲に及んでおり、同性愛者や原住民族、新移民(外国人配偶者)などのマイノリティーの権利獲得運動もある。また、身近な問題として「学費値上げ」「青年の貧困化」「デジタルデバイド解決」といったテーマでの活動も行なわれている。

こうした活動の中で気付かされるのは、国家による圧政が緩む一方で、社会運動の先輩たちが願った市民社会は実現せず、国家と同じく巨大で狡猾な資本体系が当局に取って代わったことだ。この「新たな敵」は、権威主義的な政府のように分かりやすい存在ではなく、各所に分散して互いの利益が複雑に絡み合っているため、より繊細に複雑な問題を分析して掘り下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民主主義と自由の提唱から、専門的に分業化した社会運動への発展は、欧米先進国でも見られる流れです。ここからも、台湾が政治的社会的な集権専制体制から民主化へと歩んできたことが分かります」と呉叡人は言う。

特色1:啓蒙から尊重へ

90年代以降、台湾の政治は大きく変わり、現在の若い世代による社会運動は手探りの中で、上の世代とはまったく異なるスタイルを生みだしてきた。

最も異なるのは、以前のように、「知識分子」として海外の思潮を持ちこんで「啓蒙する」という態度ではなくなったことである。苦しむ人々の境遇を自らのものととらえ、そうした人々の主体性をより尊重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18年前、野百合学生運動の5人の「広場総指揮」の一人として活躍し、今は世新大学社会発展研究所准教授の陳信行は、こうした変化が生じた原因として、この20年、台湾社会で情報が十分に流通し、国民の知識が高まり、高等教育が普及したことが挙げられるという。

彼が学生運動をしていた時代には、台湾の大学進学率はわずか30%で、大学生は将来の国を担う大黒柱と見なされ、留学帰りの学生はトップエリートとして扱われた。「私たちが学生の頃、『郷土サービス隊』を結成して地方へ行くと、現地のお年寄りが私たちに農村の問題を話してくれ、必ず『台北に戻ったら政府に話してくださいね』と言われたものです。この言葉には当時の『知識青年が国を救う』といった期待感が込められていたのです」と言う。

こうした環境から、当時の大学生はエリート意識を持っており、社会運動においては、自分が民衆を代弁するといった気負いがあった。そのため、弱者の主体性や本当のニーズを身落としてしまい、現実を無視した計画を立てることもあった。

清華大学社会学科教授の李丁讃は次のような例を挙げる。90年代に台湾で盛んになった「町づくり運動」は、理想を抱く多くの熱血青年を惹きつけ、若者たちが地方に出ていったが、その多くは失敗した。これも「一般住民の需要とマッチしない」ことが主な原因だった。

例えば、広く知られている嘉義県新港の町づくり計画の中心的存在「新港文教基金会」は、最初は奉天宮に隣接する中山路で「緑化美化」プロジェクトを進め、これによって新港の宗教観光を盛んにしたいと考えた。しかし、屋台の商売や観光客の駐車のニーズを考えなかったため、地元住民の激しい反対に遭い、何度も話し合いを重ねても意見が一致せず、町づくり計画は頓挫したのである。

しかし、大学進学率がほぼ100%になった現在、エリートを自負する学生はいない。社会運動の第一線に立っていても、自分は指導者でも救世主でもなく、「群衆の一人」に過ぎないと考えているのである。

例えば、労働者運動で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る「青年労働九五連盟」は、設立から3年間で、アルバイトや派遣で働く若者100人近くの正当な権益を勝ち取ってきた。彼らの成功の一因は、自分自身や周囲の同級生が同じように「搾取された」経験を持っているため、被害を訴える人の身になって考えることができる点にある。そのため、彼らは「仲間」として活動し、被害者が自分の権利を認識するのを助け、必要な時には法律的な支援を行なう。だが、被害者に代って何かを決めることはせず、また団体行動への参加を強制することもない。(28ページの記事を参照)

陳信行は、こうした「主導」から「サポートへ」、「啓蒙」から「主体性尊重」への変化こそ、人々の共鳴を得られ、活動を根付かせることのできるカギだと考えている。

特色2:組織力は弱い

現代の青年運動のもう一つの特色は、組織力が弱く、強いリーダーがいないという点だ。

李丁讃によると、1970年代の党外運動でも、80年代の社会運動黄金の十年でも、あるいは90年代初期の野百合運動においても、かつての社会運動家たちは幼い頃から権威主義的な環境で育ってきた。家庭では父親、学校では教師の権威が絶大で、社会においては国家メカニズムがすべてを制圧していた。彼らは、これらに反抗しつつもその影響を抜け出すことができず、社会運動の組織は上下関係が明確で、指導者の個人的意見が権威を持っていた。違う意見を持つ人がいても、しばしば有効な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できず、組織内部でいわゆる「路線」や「派閥」の争いが起きていたのである。

しかし、1970年代後半以降に生まれた若い世代はそうではない。彼らの多くは、子供の意見を尊重する核家族の中で育ち、社会環境も比較的開放的で自由になっていた。だが、民主化初期の現実はブルー陣営とグリーン陣営の悪質な競争が続き、それまで憧れの対象だった社会運動の先輩たちも、体制内に入って権力を握ると次々と腐敗していき、逮捕され有罪判決を受けた者も少なくない。

こうした状況も若者たちの社会運動のスタイルに影響を及ぼしている。彼らは、シェアと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楽しみ、メンバーひとりひとりの意見を尊重するが、責任のレベルを明確にした組織を持たず、全体の上に立って活動の指揮を執ろうとする人もいない。

その最も顕著な例は、5年にわたって楽生院保存運動を続けてきた「青年楽生連盟」だ。この組織のメンバーは、当初は各地の医学部の学生が中心で、台湾の公衆衛生史への関心からスタートした活動だが、その後は人文社会学科の学生も多数加わり、活動の視点は遺跡保存、強制移転反対、医療人権などへと拡大していった。

青年楽生連盟のメンバーで東呉大学社会学科に通う王顥;中は、同組織は「個人的な感情に包まれた団体」だと言う。多くのメンバーは楽生院の環境や、そこに暮らす人々が好きになって楽生院に関するテーマに触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うした個人的な感情に支えられた組織は、当然のことながら、従来の社会運動のような明確な組織構造を持ちにくい。

王顥;中の話によると、組織の構造が明確でないことのメリットは、誰かが抜けても運営に支障が出ないことだと言う。動員のための連絡やプレスリリース執筆、プレス発表などが誰にでも出来るようになり、ほとんどのメンバーが全体の状況を把握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デメリットは、表面的には全員が平等のように見えつつ、実際には権力関係が存在するという点だ。例えば、仲間の多い人や参加した時期が早いメンバーは活動の方向決定に比較的大きな影響力を持つ。だが、こうして実際に権力を握る人も「肩書」を持たないため決定に責任を負う必要がなく、権限と責任が明確ではないことが時には組織の内部衝突を招く。

組織上の欠点はあっても学生にとっては馴染みやすく自由な形ではある。そのため青年楽生連盟はメンバーの出入りはあっても、常に新しいメンバーが加わっている。運動は当局の強硬な態度に直面し、マスコミはその先行きを危ぶんだが、組織らしい組織のないこの団体は倒れることはなく、負けても負けても戦い続けてきた。この点については、学生運動や社会運動の先輩たちも称賛しており、近年の青年社会運動の中でも最も注目される存在となっている。

特色3:理論に弱く

目標が明確でない

組織構造が明確でないことの他に、以前の社会運動と比べると現代の青年は理論を構築してそれを伝えるという力が弱い。そのため運動の目標と行動戦略の設定が難しく、「闘いながら進める」という受け身の対応策しか立てられない。

陳信行によると、以前は大学内の刊行物発行や体制に異議を唱える活動が盛んだった。これらに関心を寄せる若者は、誰もが文章力があり、スローガンや活動内容を考えるのに長けていて、さまざまな団体の集会の場で議論する習慣があり、誰もが左派理論や民主思潮を滔々と論じることができた。

だが90年代以降、政治的な制圧が緩和され、これらの大理論は瓦解した。さらにネットの発達によって情報が広く急速に得られるようになり、学内の刊行物や読書会、あるいは体制に異議を唱える団体などはしだいに廃れていき、BBSやブログがそれらに取って代わった。若者は自分の理念を発表する場に事欠かない分、社会運動に当たってはかえって構造の整った理論体系を構築しにくく、運動の先験的な目標を設定する習慣もなくなった。

例えば野イチゴ運動の際、学生たちの間では「いつ進み、いつ退くか」という行動戦略をめぐって意見が大きく分かれた。陳信行がかつて参加した野百合運動の場合は、学生を動員して広場での座り込みを開始する時点で、リーダーたちが運動を終結させる方法を用意していたのとは大きく異なる。

また、青年楽生連盟のメンバーの中には、ここ数年行動目標を野イチゴ運動や同性愛者の人権、あるいは文化的テーマや強制移転反対などに移している人もいる。「しかし、彼らはこれらのテーマがどうつながっているのか説明できず『先輩や仲間に誘われて』といったつながりだけで動いています。これは社会運動全体にとっては有利なことではありません」と陳信行は指摘する。

特色4:キャリアにプラス

運動の組織が緩み、理論構築力が低下したのは時代の変化が原因だ。一方、社会全体の是非を問う声や、革命の雰囲気はすでに過去のものとなり、若い世代は社会正義に関心を寄せると同時に、その理念と自分のキャリアプランを結び付けるようになり、自己犠牲を求める悲劇的な路線を歩むことはなくなった。そうした中で「蘇花糕;餅鋪」サイトの中心的存在である李佳達は「公」と「私」のバランスを上手にとっている。

台湾大学法学部と交通大学科学技術法律大学院を出た李佳達は、2008年にハーバード大学ロースクールの東アジア法プロジェクトに招かれ、3ヶ月にわたって客員研究員を務めた。彼は同プロジェクトにおいて最年少(当時26歳)で学歴が最も低い(当時は修士課程に在学中)の研究員だった。

李佳達はさまざまな国際会議にも招かれている。2008年には国連気候変動枠組条約第14回締約国会議に台湾の環境NGO代表として参加し、2006年にはケニアで開かれた世界青年雇用サミットのサステナビリティ分科会のメンバーに選ばれた。現在彼は海岸巡防署に服役中だが、マサチューセッツ工科大学のメディアラボに認められ、インテリジェント都市研究グループの一員に選ばれた。今後は世界中から集まった優秀な研究者とともに、都市に最もふさわしい電動自転車を開発し、量産することになる。

特に外国語が堪能なわけでも、学校での成績が突出していたわけでもない李佳達が、なぜこれほど多くの国際組織や研究機関から注目されるのだろう。それは、彼が環境保護運動において傑出した業績を上げてきたからだ。

高く評価されている「蘇花糕;餅鋪」の他に、彼は台湾大学の自然保育クラブの仲間とともに、烏来水源地の道路開発案の廃止に成功した。また台湾大学や政治大学、交通大学などの各分野の大学院生20余名とともに、環境保護署が1998年以降に出した「環境アセスメント説明書」349冊(積み上げると3階建ての高さになる)を精読し、「現行の環境アセスメント制度は開発プロジェクトを承認するだけの存在と化している」とするレポートを提出した。これは環境保護署に多大な圧力をかけ、大きな影響力を発揮することとなった。

「以前、多くの人は学生が社会運動に参加すれば学業や前途に影響すると考えましたが、私たちの世代にとっては、公共の問題に関わることは『最も価値のある』学習であり、自分のためにかけがえのない資源とエネルギーを蓄積す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す」と李佳達は言う。

人目につかない場所で、公共問題に対する若者たちの関心は受け継がれている。その動機や態度、組織、実行方法や方向は変わったが、若者の情熱と正義感、そして利害を越えた献身の精神は変わらない。

「変ったのは時代で、若者は変わっていません」と台湾の青年社会運動を観察してきた呉叡人は言う。時代がどう変わろうとも、功利主義に汚されていない若い血は、永遠に台湾社会を向上させる最も重要な原動力なのである。

Takin' It Off the Streets--Youth Activism in a New Age

Lin Hsin-ching /photos courtesy of Jimmy Lin /tr. by David Smith

Mention student movements or youth activism in Taiwan, and most people think back to the Wild Lily student movement of 18 years ago, when 6,000 students gathered for a sit-in at the Chiang Kai-shek Memorial to make four demands: dissolution of the National Assembly; repeal of the Temporary Provisions Effective During the Period of Communist Rebellion (i.e. martial law); the convening of a National Affairs Conference; and adoption of a timeline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 Even after all these years, the courage displayed by the students in challenging political taboos and demanding democracy and freedom, lives on vividly in collective memory.

Today's youth, in contrast, live in a different world. Now that authoritarian control is a thing of the past, they have no clear-cut target to protest against. Higher education, moreover, is now accessible to all, and competition has ratcheted up considerably, so it is perhaps inevitable that young people today should be more self-focused, devoting their energy first of all to the pursuit of fun and personal success. Taiwan's "me generation" has come to be thought of as "having no goals, lacking in passion, quick to wilt under pressure, and uninterested in public affairs."

But how closely does the stereotype actually match up with reality? Are today's youth truly so selfish, apathetic, and indifferent to public affairs? No, not really. Reflecting the diversity of the times, they simply focus these days on a broader range of concerns, and this in turn has diffused their strength. And as issues have grown more complex, youth activism has evolved toward a finer-grained division of labor based on specialized skills. There are still many young people out there, beyond the field of view of the average observer, working hard for the public good.


At exactly 11 o'clock on November 6, 2008, 600 youths dressed in black and wearing facemasks assembled outside the main entrance to the Executive Yuan.

The group was composed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throughout the country, and they were quite the mild-mannered bunch. They shouted none of the passionate chants one normally witnesses in a street protest, and there was no tense standoff with the police. Instead, they simply sat silently in an area where the law does not allow public gatherings, and raised placards calling for "human rights" and "freedom." Others leveled criticisms against "police brutality" and the use of "martial law tactics" when Chen Yunlin, the head of mainland China's Association for Relation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s, came to Taiwan for a visit on November 3.

On the second day of the protest, the peaceful students ended up getting hauled away by the police and were forced to regroup at Liberty Square, where they continued their protest for two months.

Not a rousing success

The movement arose on the spur of the moment when students were angered at police tactics used during the mainland official's visit. The organizers came to dub themselves the Wild Strawberries, a name that was both a nod to the Wild Lily movement of 18 years before, and a self-deprecating reference to the "greenhouse strawberries" moniker with which the youth of today have been disapprovingly labeled (the idea being that, like greenhouse strawberries, they lack toughness).

The students later made three key demands: "President Ma Ying-jeou and Premier Liu Chao-shiuan must apologize to all citizens,"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Director-General Tsai Chao-ming and National Police Administration Director-General Wang Cho-chiun must step down immediately," and "the Legislative Yuan must immediately amend the repressiv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The students organized via the Internet to stage six large sit-ins simultaneously in Taipei, Hsinchu, Taichung, Tainan, and Chiayi,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articipants exceeded 2,000 at the height of the movement, making it the largest student movement since the Wild Lily student movement of March 1990.

Over the last 18 years, howeve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in Taiwan have undergone huge changes. The oppressive authoritarian order dissolved into disorder, then society returned once again to stability. Ruling power has now switched hands twice. There is no way the Wild Strawberries' demand for amendment of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could possibly have the same explosive impact of the Wild Lily movement's calls for "an end to dictatorial abuse of power by the organs of state." And beyond that, the students in the Wild Strawberries movement lacked activist credentials.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news media pooh-poohed the movement even though it had put its finger on some very worthwhile causes, and the movement gradually petered out as a result. The students withdrew from Liberty Square on January 5, 2009.

Leaving the street behind

But even though the Wild Strawberries participants did not achieve what they had set out to do, neither did they vanish without leaving a trace, as had been predicted by some talking heads who criticized the movement as being "too closely identified with the opposition camp,"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 few professors who had been active in the Wild Lily movement," and "unrepresentative of the times." On the contrary, a year later we find that many of them continue working away within their fields of specialty in support of the human rights,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justice that they had protested for.

A group of a dozen or so students, for example, formed an "Anchor Team" during the movement that covered sit-in activities and posted reports online at the Wild Strawberries website, and since the movement came to an end they have continued to lug their cameras, recording equipment, and notebook computers around Taiwan to report on matters of interest, including the Labor Day march on May 1st, public hearings on the draft version of a law to govern reconstruction efforts following natural disasters, protests by the Association of Taiwan Journalists and media reform groups against the illegal firing of employees by Era Communications, a press conference on calls for repeal of the Assembly and Parade Act, a long-distance march to call for more public input in the condu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Autumn Struggle," and other news events in an effort to train a spotlight on disadvantaged groups and public concerns that tend to get ignored or downplayed by the mainstream media.

The programs produced by these students, none of whom has majored in broadcast journalism, regularly have more than 100 viewers on the website at any one time watching them, and the TWAction1106 websit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liaison platform for a broad spectrum of activist organizations.

"Little P," a member of the Anchor Team and recent graduate in law from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frankly admits that she herself used to be the stereotypical university student with no interest in public affairs, but taking part in the Wild Strawberries movement broadened her once-narrow world view.

"When we were doing the sit-in, lots of activist organizations came by to show support. I was a blank slate, and that was the only way I could ever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in contact with such issues as the tearing down of Lo Sheng Sanatorium, forced relocation of indigenous communities, and the plight of Tibetans in Taiwan. I discovered that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out there who deserve our attention but who get ignored because of the nature of mainstream social values. That was the main reason I got involved in the reporting."

Laboring away in obscurity

In answer to those who dismiss the Wild Strawberries as "insignificant," no few observers point to Little P and others like her, who previously knew nothing of the hardships of everyday people, but were inspired by the movement to take an interest in social issues. The list of those taking this view includes such notables as Li Dingzan (professor at th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u Rwei-re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at the Academia Sinica's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Chen Hsin-hsing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hih Hsin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for Social Transformation Studies), and Kuan Chung-hsiang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Telecommunications).

These academics point out: "The only way to understand the power and the limitations of a social movement is to take part in one. It's an education in democracy that you can't pick up in a hundred classroom lectures."

In addition to the Wild Strawberries, who continue to exert an influence long after their movement wound down, idealistic youth are also working on a number of other fronts in pursuit of their goals, includ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labor movement, opposition to forced relocations, and digital culture.

The Wild Strawberries may not have the personal charisma of the leaders of previous student movements, or the same ability to mobilize crowds, and they certainly haven't carried on with the tradition of hurling eggs, unfurling white protest banners, and engaging in bloody street conflict. Instead, they've gone in for a specializ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a low-profile approach, taking one small step at a time in a determined push for progress in areas of concern. They receive less media exposure, and have to score a big success somewhere before people will suddenly take notice and realize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idealistic young people working away in obscurity.

When Typhoon Morakot struck in 2009, for example, the Association of Digital Culture Taiwan and the Taiwan Bloggers Association, whose members average less than 30 years of age, kicked immediately into action. Some 100 netizens made use of Plurk, Twitter, Google Maps, and other online resources to establish websites such as the "Morakot Disaster Map" and the "Disaster Information Center." The volunteers worked with astounding efficiency and drove home to a larger audience just how powerful a tool the Internet can be in mobilizing people. (See "Attack of the Nerds! Cyber-Activism Comes of Age," p. 20.)

Another outstanding example of youth activism is a website called the "Su-Hua Cake Shop," which was handed an Award for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ategory of Citizen Media. It was established by about 100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concerned about plans for construction of the Su-Hua Expressway down the rugged east coast of Taiwan from Su'ao to Hualien. Using their expertise in fields including law,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animation design, and documentary film making, the group secured financial support from such luminaries as film director Hou Hsiao-hsien and Stanley C. Yen, president of The Landis Taipei Hotel, to familiarize the public with the Su-Hua Expressway. They ran a petition campaign and produced television ads, publicity materials, and a lesson plan that teachers could use in school. Their low-profile work considerably raised public awareness of the Su-Hua Expressway controversy, which was selected as one of the 10 issues of greatest public concern during the 2008 presidential election campaign.

In one of the biggest victories in recent years for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a decade-long fight over the Su-Hua Expressway environmental impact study was finally resolved in 2008 with a decision not to go forward with the project. The outcome was due in part to the efforts of Su-Hua Cake Shop and other environmental groups.

Deep roots

A lot of young participants have also been involved in debates over many other public policy issues, including opposition to legalized gambling as well as Phase IV construction of the Central Taiwan Science Park and the Eighth Naphtha Cracker plant, the latter two of which are currently very hot topics.

There is also the Youth Alliance for Lo Sheng, which has been fighting for over five years to prevent demolition of the Lo Sheng Sanatorium, a leprosy institution built in 1930. The issue has been on the back burner for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but dozens of students continue devoting themselves to the cause today. On weekends and holidays, they gather at Lo Sheng Sanatorium no matter what the weather to chat with the old folks there, and also hold regularly scheduled lectures and tours of the facility to break down the prejudices of local neighbors against the Lo Sheng residents and rally people to their cause. Over the years, the sanatorium has grown into a unique community.

In the view of Wu Rwei-ren of th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The involvement of youth in public issues has never flagged. The form of their participation has simply changed in response to changing social conditions."

Wu comments that people in Taiwan have a short historical memory. The mention of student movements prompts recollections that go no further back than the Wild Lily movement, but in the 1920s,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Lin Xiantang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educated elite launched a movement to demand that the Japanese authorities allow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aiwanese legislative body. Hundreds from the Taiwan Sotokufu Medical School, the National Language School, and the Normal School took part. And thousands of students risked their lives in responding to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in 1947, and the students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 Tainan even formed a "students' army" to fight against armed oppression of the Chen Yi government.

And in the 1970s a wave of patriotic fervor was triggered by the movement to protect the Diaoyutai Islands, which coincided with an outpouring of social issues-oriented folk music. Students were in the vanguard on both of these phenomena. Then in the 1980s, as a result of Taiwan's single-minded pursuit of economic growth over many years, problems such as pollution and exploitation of labor came to the fore, fueling an explosion of social activism. Key roles were played by scholars with the boldness to borrow from Western thought, local residents with a high level of self-awareness, and large numbers of students.

Says Wu: "In my case, for example, as a student in 1986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 went together with others from the UniNews Club down to Changhua County to join in with local residents in their protests against plans by DuPont to build a chemicals plant down there.

Boning up, hunkering down

He also notes that in student movements throughout history, both East and West, those with a connection to the issues of "nationalism," "democracy and freedom," and "class struggle" have always been the ones that most strongly stirred students' sense of justice and empathy. Students in Taiwan certainly have not sat on the sidelines of any of the political or social movements that have swept the island over the years.

Prior to the early 1990s, however, the ultimate enemy was always the authoritarian KMT state apparatu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movement was concerned with freedom, human rights, gender equality, locally rooted culture, the environment, or the interests of farmers or laborers. Because it was so clear who the protests were against, it was naturally much easier to mobilize people. It was also much easier to elicit public support.

With the institution of direc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in 1996, however, and especially the regime change of 2000, Taiwan had achieved its goal of establishing a formal democracy, and this was followed up by the passage of numerous pieces of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 while some leading activists took key government positions after the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DPP) swept into power. These developments blunted the confrontational nature of social movements. Activism went dormant for a number of years, creating a crisis where an older generation of activists had little chance to pass the baton.

Today a new wave of student activism has arisen, and in addition to mainstream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y have broadened their focus to take on a range of new concerns,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such marginalized minorities as gay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foreign spouses. Some have also been spurred to activism by their own personal experiences, concentrating on things like high tuition fees, youth poverty, and the digital divide.

They have also discovered that despite the gradual lifting of the heavy-handed state oppression of the past, the civil society that earlier activists had looked forward to has remained elusive, replaced by an equally enormous capital structure that is even more cunning than what preceded it. This new "enemy" is not so clear-cut and easily understood as the authoritarian oppression of yesteryear. Today's adversary is diffuse, with conflicting interest relationships. Activists must now put a lot more thought into their enterprise in order to thoroughly understand the complex threads of the issues at hand. This homework must be done if they are to propose concrete, forceful solutions.

Wu explains: "This progression from calls for an abstract democracy toward specialization in social activism is similar to what has happened to activism in the advanced nations of the West. Here in Taiwan we have made a gradual transition from political and social authoritarianism to the cacophony that characterizes democracy."

Switch to "empowerment"

Since the 1990s, with the big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nges that Taiwan has gone through, the leaders of today's student movements have come up with a style of their own.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at activists no longer put themselves up on a pedestal as "intellectuals," nor do they pride themselves as an "enlightened vanguard" in charge of introducing the latest thinking from abroad. Today's activists are more empathetic toward the downtrodden, and more respectful of the latter's ability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Chen Hsin-hsing, a Shih Hsin University assistant professor who was one of the five "commanders in the square" during the Wild Lily movement, attributes these changes mainly to the fact that, over the past 20 year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made very rapid progress, the public has become much savvier, and higher education has become accessible to all.

When Chen was in the student movement, for example, only about 30% of all high school graduates went on to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seen as the future heavyweights of society. Those returning with a degree from abroad, in particular, wore halos as "the cream of the cream."

In that environment, all university students considered themselves "a cut above the rest," and this elitism naturally manifested itself in the movements they joined. They regarded themselves as spokespersons for the masses, while overlooking the real needs of the disadvantaged and discounting their ability to speak for themselves. As a result, the plans they made were often unworkable.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professor Li Dingzan points to the example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movement of the 1990s. A lot of idealistic youth fanned out into rural areas to work for a better world, but their efforts generally went for naught due to a wide gulf between the students and local residents.

The Xingang community development plan is a particularly well known case in point. The Hsin Kang Foundation of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at spearheaded the movement originally intended to plant greenery along the road running by Fengtian Shrine in a bid to spur increased tourism, but they hadn't considered the parking needs of tourists or the space used by roadside vendors, and thus ran into furious opposition from local residents. Repeated efforts to iron out their differences ended in failure, and the plan was aborted.

Now that nearly 100% of those seeking to enter university are able to do so, however, students can no longer hold themselves out as elites. Even when they do participate on the front lines, they see themselves as simply a part of the people, not the leaders or saviors.

Youth Labor Union 95, for example, enjoys an excellent reputation in the labor movement. Established three years ago, it has already won numerous victories in fighting for the rights of some 100 young part-time workers and temps. One reason for their success is that the activists or their friends all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exploited and are thus able to identify with the travails of those they're working to help. They regard themselves as partners of the workers as they help the latter to understand their rights and, when necessary, provide them with legal assistance, but they don't make decisions on behalf of the people coming to them for help, nor do they pressure the latter to join in their activities. (See "Youth Labor Union 95: A Voice for Young Disadvantaged Workers," p. 28.)

Chen opines that this transition from "leading" to "serving," and from "enlightening" to "empowering" was the only way for the activists to strike a responsive chord, and has been key to their success.

Leaderless, disorganized

The flip side to the distaste of today's youth for exercising leadership over others, however, is disorganization and a lack of leadership. This is another prominent feature of today's youth activism.

In Li's view, the dangwai activism of the 1970s, the golden decade of social activism in the 1980s, and the Wild Lily movement of the early 1990s shared the commonality that the leaders from childhood had all lived under authoritarianism. The father was all-powerful in their homes. Teachers reigned supreme at school. And the larger society was tightly controlled by the heavy-handed machinery of state. While fighting against oppression, they themselves were nevertheless influenced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upbringing, so the social movements they joined had a clear-cut hierarchy, and the views of the leaders carried a certain weight of authority. When divisions of opinion arose, it was often impossible to work them out, and factionalism was common.

Beginning with those born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e 1970s, however, things changed. Most in this generation grew up in nuclear families where the views of children were respected. Society was more liberal, but the early stages of democratization featured vicious struggle between the blue and green camps. Political leaders long treated as celebrities entered into the government, and one after another became tainted with corruption. Many ended up in prison for it.

News of scandal has affected how today's youth go about their activism. They are happy to debate ideas, and respect others' opinions, but see little need for hierarchy, and no one likes to step forward to take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success or failure.

The clearest example is probably the Youth Alliance for Lo Sheng, which has fought for five years to preserve the Lo Sheng Sanatorium. At first the alliance was composed primarily of medical students, who approached the issue as 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Later the movement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students from the humanities, and the group's interests broadened to include a focus on historical preservation, opposition to forced relocation, and medical human rights.

Youth Alliance member Wang Hao-zhong, who majors in sociology at Soochow University, comments that the alliance is a group enveloped in personal attachments. A lot of people originally spent time at Lo Sheng simply because they liked the atmosphere and enjoyed the old folks there, and it was only their frequent presence there that eventually brought them into contact with the many issues connected with the Lo Sheng community. An organization like this, based on personal ties, is naturally not amenabl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a tradition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Wang feels that the advantage of the lack of structure is flexibility. Even if one person drops out, the organization can keep operating, and each person has to know how to contact and mobilize all the others, write up press releases, and speak to reporters, so there aren't many marginalized members who don't know how to carry off the group's activities.

The drawback is that subtle power relationships still exist beneath the seemingly egalitarian surface. People who are more popular or joined the group earliest, for example, may have more influence over the direction of the movement, yet these de facto power holders are unaccountable for their policy decisions because they don't have any official title. This fuzziness of authority and responsibility has sometimes led to internal conflict.

Nevertheless, despite the shortcomings of unstructured organization, it is what these students are used to and feel most comfortable with. Members have popped in and out of the Youth Alliance, but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lack of new faces. In the face of the government's strong-arm tactics and little expectation among the public for the group's success, this seemingly rag-tag bunch has not been defeated. Their ability to keep on fighting despite suffering setbacks time and again has won effusive praise from many leading activists from earlier generations. It certainly counts as one of the biggest surprises of recent social activism in Taiwan.

Weak on theory, goals

In addition to an aversion to structure, the current crop of activists is relatively weak at expounding on theory,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for them to set goals and action plans. They often just grope their way one step at a time, responding passively to issues as they impinge.

Chen Hsin-hsing says that campus publications and dissident groups in the past were very popular, and young people with a mind to be a part of public discourse were all adept at writing essays, shouting slogans, and leading movements. They liked to go to campus events to chat and debate, and nearly every one of them could reel off a cogent set of arguments on leftist theory or democratic thought.

Since the 1990s, however, government oppression has eased, and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ism has undermined all grand theories. The rise of the Internet, moreover, has made information much more easily available, and campus publications, reading clubs, and dissident organizations have declined in popularity, to be replaced by BBS discussion boards and blogs. Young people now lack opportunities to set out their thoughts before an audience, so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work out a fully structured theoretical system when they take part in a movement. Needless to say, they are not in the habit of adopting a priori goals for their movements.

During the Wild Strawberries movement, 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were sharply divided on the question of when to arrive at a protest and when to leave. In the Wild Lily movement, by way of contrast, before anyone even showed up for a sit-in, the movement's leaders were already thinking about when they would be finishing up.

And some members of the Youth Alliance for Lo Sheng in recent years have shifted their focus to other concerns, including the Wild Strawberries, gay rights, cultural issues, and opposition to forced relocation. "But these young people have seldom been able to say how the new concerns are related to the concerns of their existing movement," says Chen. "The only way they can mobilize people is through personal connections, where an upperclassman gets an underclassman, friends contact friends, and the like. This is not good for the larger movement."

Making a career of it

The changing times are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lack of structure and poor ability to expound on theory among current youth activists. And another feature of recent activism is that, now that the days of epic struggle over issues of monumental significance have passed into history, the people of the "me generation" have begun paying attention to working their ideals into their life and career planning. They no longer feel that their activism should have to entail painful sacrifice. Gavin Lee, the force behind the Su-Hua Cake Shop, is a notable example of someone who has been able to keep an eye on his career while working on public issues.

A graduate of the Department of Law at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th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w at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Lee was invited in 2008 to serve a three-month stint as a visiting fellow at the Harvard Law School's East Asian Legal Studies Center. Of all the people to receive this honor, Lee was the youngest (25 years old at the time) and had the lowest level of education (master's degree in progress).

In addition, Lee has also been invited to take part in numero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2008, for example, he was invited to represent Taiwan's environmental NGOs at the 14th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and in 2006 served on th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working group at the Youth Employment Summit in Kenya. Although still doing his military service with the Coast Guard Administration, Lee has already been tapped by 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edia Lab as a member of its Smart Cities group, where he will work together with leading research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 develop an electric bicycle for in-town transportation.

Lee isn't terribly good at foreign languages, and has never ranked very high in terms of scholastic achievement, so why have so many international bodies and research organizations been so impressed? It has been the outstanding successes that he has scored as an environmental activist.

In addition to his experience with the Su-Hua Cake Shop, Lee has also joined forces wi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s Conserve Nature Club to prevent the building of a highway in an important watershed in Wulai, rural Taipei County. He also gathered a team of graduate students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to study a three-story-tall stack of 349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pecifications put out by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since 1998 and published a research report entitled Today'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ystem Has Become a Rubber Stamp for Development Projects. The report hit like a bombshell at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ministration, and has had far-reaching impact.

"People used to think that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activism would affect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even hinder their career advancement, but for young people in my generation, involvement in public policy issues is one of the most valuable types of education that you can get," says Lee. "It's an opportunity to build up resources and momentum that you can't come by in any other way."

Away from the limelight, many young people continue to carry the activist torch on social issues. Their motivations, attitudes, organizational preferences, operating styles, and concerns may differ from those of earlier generations, but today's youth are still full of passion and a sense of justice, and are willing to put personal interests aside and devote themselves to their chosen causes.

Wu Rwei-ren, a long-time observer of youth activism, says that "young people don't change; it's the times that change." No matter how the world evolves around us, young idealists, not yet tainted by the tawdry concerns of a self-interested world, will forever power Taiwan society in a quest to be better than it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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