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住記憶的河──鄭清文冷井情深話人性

在台北市區的巷弄公寓裡，樓梯間充滿剛粉刷過的油漆味，住了三十幾年的房子剛整修完成，一疊一疊的書散置地板尚未歸位，鄭清文帶領訪客穿越書堆，參觀趁著房子翻修才擁有專屬於自己的書房；明亮的玻璃窗覆掛素雅的綠色系紡紗窗簾，窗前放了張深咖啡色書桌，書桌是鄭清文的舅舅，也是他的養父親手製作，雖已多年，但抽屜在開闔間仍然順手密合，書架上滿滿的日文書籍，一旁放著1999年以作品《三腳馬》英譯本，榮獲美國「銅山環太平洋書卷獎」小說獎的水晶獎盃，他是首位獲此殊榮的台灣作家。

從1978年發表第一篇童話故事開始至今，鄭清文出版過3本童書，寫童話，讓他感受到發明的快樂。

幸遇良師

「我的一生充滿偶然，怎麼想，也不會有成為作家的條件，」鄭清文看著書架上一整排自己的文學作品，淡淡說著。

由於舅舅膝下無子，在外祖母親自出面斡旋下，鄭清文過繼給舅舅，但寒暑假還是常回桃園生母家，「每次回鄉下，除了駛牛的工作，幾乎所有的農事都做過；播田、刈稻外，還拗稻子、踩稻頭。」生母很疼他，自己養的閹雞遇到年節宰殺時，會將雞腿埋在鹽甕裡，等他寒暑假回鄉下小住時，才挖出來煮菜湯給他吃。

養父在新莊開設家具店，是個精明的生意人，擁有新莊地區最大的店面。養父不喜歡納稅，日治時期曾有稅吏來查稅，看到養父的一本糊塗帳，竟用大帳簿敲他的頭，「養父非常生氣，而且一輩子都不曾忘記；當時日本政府怕商家逃稅，貨出門要貼稅條，為了拿回一張稅條重覆使用，我跟著載貨的拖車從新莊到土城，來回都靠步行。」

鄭清文有2個父親，3個母親（養母過世後，養父續絃），全都不識字，6位兄姐最多只讀到小學；國小畢業時，養父有意要他學木工繼承家業，但適逢大東亞戰爭末期，物資貧乏，家具店開不成，也無法培養學徒，鄭清文便考入私立中學就讀。

終戰後，剛開始學老師自編的台語教材，後來國民政府播遷來台，又開始教國語，學習ㄅㄆㄇㄈ。「那是個混亂的時期，一切都未上軌道，學校教育也一樣，初中一、二年級時，考中國語言，是用日語考的；直到初中畢業，才勉強學了點白話文。」

就讀台北商業職業學校二年級時，遇上影響他日後創作的周良輔老師，「周老師教導胡適的讀書方法：口到、眼到、心到、還要手到，手到就是查字典。胡適說，賣衣服、當田地，也要買一部好辭典，我真的花了多年零用錢，買了一部《辭海》，引發我對語文的興趣，也奠下語文基礎。」

高商畢業後，鄭清文參加就業考試，分發到華南銀行，直到7年前才從銀行界退休， 當時華南銀行獎勵員工進修，只要任滿兩年，考上大學可辦理留職停薪。1954年，鄭清文考入台大商學系，開始接觸舊俄文學，開展他的文學視野。

近半世紀的寫作生涯中，鄭清文寫下兩百多篇短篇小說，獲獎無數，也在文壇引發廣泛討論。

舊俄文學

1950年代的台灣，是個缺乏書籍、也忌諱讀書的時代，很多書都是禁書，一本日本新潮社的《俄羅斯三人集》──果戈里、契訶夫、高爾基，可算是影響鄭清文日後寫作生涯的啟蒙著作。大一暑假，他從書店買到托爾斯泰英文版的《安娜•卡列尼娜》，花了1年時間，邊查字典邊看，他發現舊俄時期的貴族喜歡說法語，由於英文版中並未翻譯法文，為了徹底瞭解作品，他還特地選修法文。

鄭清文坦言深受舊俄時期文學作品影響，「當時舊俄社會並不富裕，存在著相當明顯的階級問題，文學家的創作筆法也以社會寫實為主。例如劇作家契訶夫本身就是屬於農奴階級，所以更能貼切反映社會底層的悲歡離合。」1958年鄭清文在聯合報副刊發表第一篇作品〈寂寞的心〉，多少模擬著養父的心境而寫。

經常有人問他：一個銀行員怎麼寫起小說來了？鄭清文舉日本京都的「三十三間堂」為例，這座擁有千尊佛像的寺院，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和自己相仿的臉孔。「銀行員，日常接近金錢與數字，人會趨於務實，但其實銀行也是個形形色色的大社會，每天接觸不同階層的人、事、物，豐富我對人性的觀察和想像。」創作，成了他表達看法的管道。

台灣省新聞處在1970年為鄭清文出版長篇小書《峽地》。

三腳馬與報馬子

日治時期的童年，讓鄭清文提早看到人性；〈三腳馬〉中，作者以第一人稱，透過同學介紹拜訪木雕怪人，竟是日治時期在家鄉擔任警察的「白鼻狸」曾吉祥。「我父親說，三腳的比四腳的更可惡。」一句話就點出，當時台灣人對這些狐假虎威，出賣自己同胞的台籍警察是多麼地憎恨與厭惡。

但是曾吉祥並不是一開始就喜歡出賣自己同胞的，而是因為鼻樑上有一道白斑，從小就被取笑，後來跑到派出所當工友，讓他初嚐權勢的滋味：

在這一段時間，他感觸最深的是隔開拘留所的那一道木格子。不管是誰，一進那裡，就銳氣全消，變得那麼柔順，不管是知識分子，或是有錢的商人，都會趴在格子上求他給他們一杯水。

一個工友，一個未成年的孩子，只因站在木格子的外邊，裡面的人就得用哀求的眼睛望著他。他決定要把木格子擴大到整個社會，他要做警察，只有這樣，所有的人才會尊重他、畏懼他。

〈報馬子〉中的陳保民，日治時代是「特高」，即使戰後初期，因為線民的特殊身分，只要他搖搖頭或點點頭，就可以拯救或毀掉一個人的生命。生與死只差那麼一點，而那麼重要的一點，完全操在他手裡。儘管多年以後，物換星移，人們無視於他的存在時，他仍然趾高氣昂地炫耀自己的背景：

他常常告訴別人，包括董事長，他在日據時代當過「特高」。特高是「特別高等警察」，是日本內務省直轄的。內務省相當於內政部。當時，不但台灣人怕他，就是一般日本人也懼怕他三分，尤其是那些自稱文化人的人。

這種無法忘情權勢的心態，嚴重扭曲他的道德觀和社會價值觀，文章結尾，他看到自己的女兒和一名男同學進入附設旅館部的餐廳，於是急忙回家「報馬子」，告訴太太，自己親眼看到女兒跟男孩子上旅館，太太罵了句「三八！」又繼續炒菜。鍋與鏟互相碰撞著既刺耳、又悲哀的聲音，始終迴盪在讀者心中。

近半世紀的寫作生涯中，鄭清文寫下兩百多篇短篇小說，獲獎無數，也在文壇引發廣泛討論。

冰山式寫作

從小成長於以「忠厚人」為尚的環境中，讓鄭清文在描繪讓人恨得牙癢癢的人物時，會在他們的成長背景或經歷的事件中留下伏筆，不是為他們的罪行說項，而是點出人性的脆弱。

這不禁讓人想起，一生堅持反對死刑的美國知名律師克萊倫斯•丹諾，在68歲那年，親自為兩位誘殺鄰童的芝加哥大學學生辯護，丹諾在法庭上從歐洲戰爭談到南北戰爭：「人是很懦弱的，犯罪像其他任何疾病一樣，是有其原因的。在這種戰爭氣氛中長大的孩子，被訓練成這麼殘忍，這種影響要50年的時間才可能自人類的心靈中抹去，如果能抹去的話。」

鄭清文不像丹諾那麼具有英雄色彩，也未在字裡行間慷慨陳述自己的理念，而是平淡地在故事脈動間鋪陳；突顯教育制度未能因材施教的〈檳榔城〉、職場中慾念取捨與道德齟齬的〈龐大的身影〉、為了哺育幼兒不惜作賊差點被丈夫砍頭的〈髮〉、擔心自己死後長輩無人照顧，於是痛下毒手卻一輩子遭受良心譴責的〈局外人〉……，他都是秉持敦厚心性，以內斂而隱諱的「冰山」式寫作技法，留給讀者自己做道德評判；對與錯、罪與罰，只有一線之隔，端看從什麼角度解讀。

從1978年發表第一篇童話故事開始至今，鄭清文出版過3本童書，寫童話，讓他感受到發明的快樂。

寫童書的發明之樂

從1978年在「幼獅少年」發表〈鬼姑娘〉開始至今，鄭清文出版過3本童書：《燕心果》、《天燈•母親》、《採桃記》，對一個長年從事短篇小說創作者來說，也算不錯的成績，尤其當他發現，不能在小說中充分表現出來的一些事物，可以用童話的形式呈現出來。美國小說家海明威曾說，寫作靠經驗；沒有經驗，就來發明。鄭清文則認為，「寫童話，真的讓人感覺到發明的快樂。」

〈浦島太郎〉是他最早接觸的童話故事；漁夫浦島太郎救了海龜，海龜為了報恩，載他到龍宮，受到熱情款待，有一天，他突然想回家，龍王送他一個寶盒，叮囑他無論如何都不能打開。

浦島回到故鄉，一切都變了，找不到一個認識的人，於是他打開寶盒，盒內冒出輕煙，浦島隨即變成很老的老人。

「寶盒裡裝的是浦島的歲月，龍王送他寶盒是要歸還他在龍宮的歲月；叫他不要打開是善意，他打開寶盒卻是宿命。」鄭清文強調，青少年讀故事，不一定馬上懂，很多故事讀了以後，就會放在心裡，等它發酵，隨著年歲、歷練增加，會咀嚼、體會出很多道理。像〈浦島太郎〉的故事，他也是長大後才慢慢體會的。

「我寫作並不迷信，也不相信一支筆有多大的力量。我寫作是在尋找自己，並希望能在尋找的過程中，逐漸純化自己。」一向十分保留自我的鄭清文，卻在童書中打開心窗，返身凝視「那個我」的生命原點，尋覓生命中的種種留痕，並運用智慧淘洗這些生命留痕。

鄭清文於1999年以作品《三腳馬》英譯本，榮獲美國「銅山環太平洋書卷獎」，他是首位獲此殊榮的台灣作家。

告別童年，自我救贖

《天燈•母親》一書中，主角阿旺儼然是鄭清文的化身，在虛實交揉的故事脈絡中，童稚時期的鄭清文隱約可見。他在〈偶然與必然〉一文中寫道：「在這之前，我三哥也曾去新莊住過。如果他能住下去，舅父收養的就是他，而不是我。因為他年紀較大，已懂事，不習慣新莊的生活，就跑回桃園了。」

從這段文字中，隱約可以感覺到他對自己養子命運的「逃跑」渴望；儘管舅舅對他視如己出，但不能在親生的父母家長大，是否曾是鄭清文生命中的一種缺憾？所以，故事主角阿旺的母親在難產中生下他便過世，從小失去母愛，加上左手多長出一根指頭，「十一根指頭」讓阿旺時常受到嘲弄。

現任靜宜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陳玉玲在〈論鄭清文的《天燈•母親》〉一文中寫道：

「心理學的分析上，每一個人的心靈中，都有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內在小孩』（inner child）。『孤兒』和『天真者』都是『內在小孩』的心理角色。……『天真者』堅信純良和勇氣必將獲得回報；『孤兒』卻能認清現實，體驗生命的痛楚，激勵出承擔生命和實現自我的勇氣。」

陳玉玲認為，阿旺具有孤兒的心理特質，但「天真者」一直是阿旺的內在小孩。

鄭清文手稿。

永遠的追尋──母親

鄭清文將自己對農村生活的體驗與瞭解，透過視覺、嗅覺、觸覺、聽覺，融入阿旺的故鄉地圖中，栩栩如生的農村生活記實，讓人對鄭清文的童年回憶與心靈世界產生聯想；阿旺出生就失去母親，所以對母親的墓地有深刻的情感，這樣的情感讓他不像一般的小孩害怕陰森的墓地，而是多次到埔尾探望母親的墓地。當颱風帶來豪雨，阿旺還一心掛念著母親的墓會不會淹水？

阿旺坐上水豆油身上。水豆油用四隻腳，在水上輕輕的滑出去。水豆油把阿旺載到埔尾。埔尾比田地高一點，像一些小山丘，並沒有淹水。那裡有許多墓地，母親的墓地也在裡面。

充滿卡通幻想的情節，讓人聯想日本漫畫家宮崎駿的卡通《龍貓》中的龍貓公車；一個可以隨時啟程到思念之地的交通工具。就像現在全球的小朋友都希望擁有哈利波特的隱形斗篷一樣。

其實阿旺在割斷臍帶當大人的過程中，歷經同儕阿灶被毒蛇咬死、與心愛的老牛分別，他似乎也慢慢理解，身體上先天的缺憾，既然無法避免，便要加以釋懷：

稻草人只有手，卻沒有手指。沒有手指就不能抓東西，也不能算數目。每一次，阿旺都注意到稻草人的手指。稻草人沒有手指，阿旺不但有手指，而且還多了一根。他漸漸瞭解，太多和太少，是一樣的不好。

故事的最後描寫阿旺去看人家放天燈時，撿到一個天燈，他不知道天燈可以救贖在鬼界的母親。當時母親的墓就要遷到很遠的地方，他只想放天燈給母親看，同時要告訴母親，老師要帶他到鎮上開刀，把多餘的手指切掉，也要帶他回去上學。

天燈已升到三、四棵樹的高度。阿旺知道，母親就要飛上去了，以後就不能再看到她了。阿旺想哭，但是他不能哭。阿旺知道，母親也一定是一樣的心情。母親受了那麼久，又那麼多的苦，現在能夠脫離，是應該高興的。

在救贖母親的同時，阿旺也揮別被嘲弄、自卑的童年，透過重回學校，重新進入社會，邁向成長。

從1978年發表第一篇童話故事開始至今，鄭清文出版過3本童書，寫童話，讓他感受到發明的快樂。

再下一盤好棋

英國小說家毛姆曾說：「一個作家的特質，是他不是一個人，而是多個人；因為他是多個人，所以他能創造眾多人物。一個作家是否偉大，往往以他擁有的自我個數而定。」鄭清文坦言，自己擁有多種不同的素質，內心也會有衝突，但他瞭解「個人」的含義，在創作過程中，始終追求如何融合與調和。

「我從一個舊時代，走入一個新時代。」初中以前接受日本殖民教育，終戰後至今的60年歲月中，台灣與全世界都經歷一連串的激變；農業社會、工業革命、太空科技，「養父曾為了沒有子嗣苦惱不已，現代科技卻已經可以複製人了。」看著一旁的外孫女用手提電腦上網，面對科技時代，鄭清文也有跟不上腳步的感覺。

曾著迷於圍棋的鄭清文，初始，他覺得下棋的樂趣在棋藝的進步，是在贏棋。現在他認為，下棋倒不一定要贏棋，只希望這是一盤好棋。「寫文章和下棋相仿之處，就是追求平衡的境界；下一盤好棋，需要棋士的成熟，寫一篇好文章，也需要作者的成熟。」

近半世紀的寫作生涯中，獲獎無數：台灣文學獎、吳三連文學獎、金鼎獎、時報文學獎推薦獎、小太陽獎、美國銅山環太平洋書卷獎、國家文藝獎……，鄭清文始終平淡以對。他比喻，就像到餐廳點固定的商業午餐，得獎，只是餐桌上多了朵點綴的花。然而在淡淡的花香中，我們期待著，鄭清文以豐沛深邃的生命智慧，在文壇上再度下出一盤盤漂亮的好棋。

鄭清文的小說被翻譯成多國語言，備受國際矚目，東京大學研究生松崎寬子（右一），以鄭清文作為研究台灣文學的對象，數度來台拜訪鄭清文及其夫人（右二）。

住了三十幾年的房子趁著重新整修，鄭清文終於擁有專屬於自己的書房，這張他埋首寫作的深咖啡色書桌，是他的養父親手製作，對他而言，具有重大意義。

小學5年級時，鄭清文因跟養父要不到錢買作業簿，無法交作業，第一次逃學回桃園生母家，適巧家人準備拍家族照寄給被日軍徵召到馬尼拉當兵的二哥，打著赤腳的鄭清文（後排左一）和整齊裝扮的家人留下難得的家族照。（前排右二、右三為鄭清文的親生父母。）

近半世紀的寫作生涯中，鄭清文寫下兩百多篇短篇小說，獲獎無數，也在文壇引發廣泛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