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校園深處的醉月湖畔，兩棟隱身林蔭的樓舍有些陳舊、幽暗，這是台大數學館。在這寂靜的空間裡，有一批批學者曾掀起至今仍餘波盪漾的教改風潮。

近十多年來的台灣教育政策，從批判、改革、各種政策的成形到執行，都有台大數學系教授烙下的痕跡。

遠者，由於自己孩子受教過程遭受挫折而成立「人本教育金會」的史英，因堅決反對體罰、強調以人為本的教育，常與中小學老師、校長爭得面紅耳赤；一九九四年「四一○教改聯盟」以「廣設高中大學、落實小班小校、推動教育現代化、訂定教育基本法」等四大訴求，召集數萬人走上街頭，聯盟發起人黃武雄至今仍被視為台灣教改界的精神導師。

當打倒聯考怪獸成為社會共識，為推動大學入學制度改革而成立的大考中心，就延攬數學系教授曹亮吉出任副主任一職，他對日後入學考試的命題走向與形式影響甚鉅。

近者，已退休的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敏晃、朱建正曾參與編寫新版數學教科書，其中建構式數學引發了不小爭議。

台大人薪火相傳，攜手開創台灣民主，二○○○年台灣首次政權移轉，治國的重責大任始終在台大人肩膀上。（邱瑞金攝）

自由主義一脈相承

台大數學系教授為何對教改著力甚深？

「接受過數學專業訓練的人容易否定權威，一般數學家都有這個傾向，」黃武雄如此分析。九年前因罹患肝癌而淡出公共論壇的黃武雄，近日又因九年一貫課程、十二年國教等教改議題紛紛擾擾而憂心重重。他娓娓道來十年來台灣教育環境的差別，目前雖然升學壓力仍沉重，但社會氣氛較開明，不像十年間那麼緊繃。當年四一○的訴求中，以「廣設高中大學」引發的爭議較多，導致後來很多人批評大學生素質下降。

「問題在於政府並沒有為設立新大學投入更多資源，前教育部長吳京所說的開闢高等教育第二管道，只是將現成、品質不佳的技職院校升格為大學，」黃武雄指出，台灣的教育資源受到國防、經濟部門的嚴重排擠，這些錢若用在教育的刀口上，許多高等教育的困境都可能迎刃而解，不僅台、清、交等國內一流大學有望晉身國際水準，其他大學素質也可以提升。

頂著頂尖學府學術菁英的光環，黃武雄及台大多位教改領導者卻不希望知識僅為少數通過升學窄門的天之驕子所獨享。五年前，他們倡導成立社區大學，一方面解放知識，一方面催生公民社會，希望藉著這個民眾共同參與、學習的開放場域，實現公共論壇的理念。如今社區大學已在台灣各角落開花結果，遍佈各鄉鎮的社大有七十一所，成為終身學習的典範。

年少輕狂的青春活力，在台大廣大的校園中得到紓解。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身為台大人的黃武雄，所以變成推動教改最堅定的後衛，因為他深知學者應該走出象牙塔，以實踐社會公義和全民福祉為奮鬥的目標。何況，台大人一向具有批評時事、扮演「烏鴉」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可以上溯到一九五○年代將自由主義理念帶進台灣的哲學家殷海光。

西南聯合大學哲學系、清大哲學所畢業的殷海光，一九四九年來台，進入台大哲學系任教，一九四九年雷震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他擔任主筆，秉持「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精神，勇於批判時政，受到國民黨長期監控。

在隱居的孤島上吶喊，殷海光靠著文人的一隻筆，企圖挽回時代的良知。一九五八年，「自由中國」遭到查禁，國民黨當局將他逼離台大，成為當年最轟動的學術迫害事件。一九六七年他不幸罹患胃癌，兩年後生命走到了盡頭，享年只有五十歲。

殷海光被譽為「五四之後，除了胡適，台灣唯一有影響力的知識份子。」他為「自由中國」半月刊長期撰稿，發表了數量可觀的政論文章，他的文字清新、犀利，七、八十年代不少著名學者或政論家都在青年時代深受其影響，直接受教於他的台大學生則有林毓生、楊國樞、陳鼓應等人。

「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古往今來哲人們的心靈思辯，呈現在台大的各個角落。

孤寂的吶喊

一九九九年殷海光逝世三十年，台灣學術界舉辦了紀念研討會，曾任教台大社會系、現任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的瞿海源指出，當年殷海光被迫害時並沒有引起社會的注意，因為那時正處於一個戒嚴最有效統治的階段。

「殷海光不是一個很活躍或是很有活動力的社會思想運動領袖，他只是在一小圈學院知識份子中，較有影響力的一位學者，」瞿海源表示，雖然親身接觸殷海光的人不多，但仍發揮了種子的作用，將一種不是很成熟、也不是很完整的自由主義和實證主義的精神加以呵護，終而在日後發皇為澎湃的改革力量。

一九七○年代以前，台大是全台灣最望重士林的學術重鎮，執政當局對這樣一個重量級的知識圈，心理上的戒慎恐懼，可想而知。雖然繼傅斯年之後，主持校政長達十九年的錢思亮努力周旋於政治高層，希望免除政治的干預，不過一介文人畢竟能力有限，殷海光事件之後，台大又發生了十三位老師被解聘的「哲學系事件」。

雖然解嚴前的三十年間，政治黑手對台大校園的箝制，從未縮手，但台大人不屈從的精神，並未就此滅息。畢業自台大歷史系的李敖，就將殷海光「勇於覺悟和勇於戰鬥」的特質發揚光大。從六○年代為「文星」雜誌撰稿，臧否時事，到自費出版自己的大作被查禁，李敖幾次因「言論不合尺度」被捕入獄，但黑牢走一圈後，筆鋒依然強勁。數十年來他舉證歷歷，戳破他人表裡不合一的虛偽氣球，可以說是象徵台大自由精神的一隻「大烏鴉」。

到西方取經

相對於政治的苦澀，台灣的經濟則正朝向快速發展，也許正因政治上的抱負難以施展，經濟與科技吸取了諸多台大人的精力，並結出甜美果實。一九七○、八○年代時，台大校園瀰漫著「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價值觀。令人料想不到的是，當年這種決心赴西方取經、追尋個人前途的潮流，竟成為日後台大人挾傲人資源回國報效鄉土的動力，從而造就了科技島的聲名！

畢業自台大電機系的聯電集團董事長曹興誠在「台大校友季刊」中指出，他還是大學生時，有一次，當時的經濟部長趙耀東到台大演講，大罵台大人全部出國，對國家沒有貢獻。他對趙耀東的批評感同身受，「我對這種人生覺得很不自在，感覺出國是進入死胡同。當時身邊的好友都好像視出國為唯一的路，但自己對出國沒有興趣，處在這種潮流中總覺得格格不入。」

曹興誠沒有從眾，他自交大管理科學研究所畢業後，就進入工研院，之後又主動爭取機會，進入當時外界並不看好的聯電擔任副總經理，爾後接下董事長職務，十年間台灣的半導體生產，從當初的大冷門，變成帶動國內經濟成長的火車頭。

「那時我統計過，在新竹科學園區五、六十家廠商中，有一半以上的負責人是台大畢業的，」曹興誠說，台大校風自由，養成的人才能兼容並蓄，不會排除異己、素質高，作高層領導人可以，但團體合作則不行。也因為台大人競爭性強、個性孤傲，人際關係多半較為疏離，沒有辦法發揮「團結力量大」的優勢。

目前從北到南的科技園區廠商，究竟有多少負責人是台大人，沒有一個精確統計。但細數知名的電子大廠，如華碩電腦、廣達電腦、友達光電、聯發科技、威盛電子等公司的負責人都畢業自台大電機系，每年至少為台灣創造出數兆元的產值，他們回饋母校的大手筆捐輸，也是維繫台大氣勢於不墜的重要原因。

即使來到知識爆炸的科技年代，親炙典範、如沐春風的師生關係，仍是台大最引人嚮往的人文風景。

憤怒的青年

台灣成為科技島，台大理工科自有不可抹滅的貢獻，法政學科也不遑多讓，闖蕩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

一九九○年中華民國第八屆總統改選，當時台灣正處於「後蔣經國時期」的混亂階段，國民黨領導階層爆發嚴重的權力鬥爭，形成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爭。三月，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廣場上爆發一場台灣史上規模最大的學生運動。

這場「野百合學運」，最早由台大學生發起，而後串聯到各大學，學生以絕食、靜坐抗議的方式，訴求「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擬定政經改革時間表」。在一周後，有五十位學生代表會見總統李登輝，得到總統承諾後，他們發表了「我們的聲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為學運寫下擲地有聲的篇章。

當年主導學運的青年，在離開學校後，紛紛踏上政治路。最有名者，如台大政治系畢業的羅文嘉與馬永成，爾後一起擔任陳水扁的國會助理，共同揭發弊案，為陳水扁的政治生涯打拚，當年攻擊力十足的在野小將，如今已成為廟堂重臣。其他如立委王雪峰、李文忠、段宜康、行政院發言人林佳龍、台北市研考會主委林正修等人，都同屬於被稱為「學運世代」的五年級生，他們儼然成為黨、政、學術各個領域的接班人。

台大校園陽光燦爛，古老學府中洋溢著新銳氣象。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當以台大人為主的學運世代逐步在政壇崛起，首次取得執政權的民進黨，由於需才孔急，不得不向校園借將，貴為第一學府的台大教授自然被列為首選。擺盪在學術象牙塔與社會實踐中的台大知識份子，也因此面臨了如何拿捏、抉擇的心理掙扎。

台大社會系教授林萬億表示，和歐美國家相比，台灣公部門與學術界產生交流的時間相對較晚，真正有法令依據、雙方有契約關係，大約是近十年的事。剛開始台大教授「借調」政府部門時，被借調者並不清楚自己對學校是否還要盡什麼樣義務，後來台大校務會議將問題攤開，才定出一套規範，自二○○○年開始，借調範圍並擴大到研究機構、民間企業、基金會等，制度漸趨完整，最高學府中的「金頭腦」價值，才進一步被各界廣為利用。

一九九九年曾被借調至台北縣，擔任副縣長三年的林萬億比較學界與官場生態說，學者生活有一定步調，生活範圍非常清楚，教書、指導研究生、做研究、寫論文，自主性相當高，但也隱藏績效不彰的面向，不管喜不喜歡做研究，都可以在學界容身。而公務體系是團隊工作，涉及代議政治、議會生態、直接民主，常有人民來抗爭、訴願，再加上輿論壓力，即使學有專長，如果得不到長官、部屬、議會、輿論的支持，也很難發揮。

回想父母官生涯，林萬億說，由於是縣長代理人、又是縣府發言人，雜務纏身，常凌晨一點多才剛睡下，就被電話吵醒，以往悠遊書海、潛心靜思的生活，不斷被各種瑣事干擾。

「當時我就決定不會留在官場太久，」林萬億說，當官三年，其中有苦澀、也有甜美。苦澀之處在於可能遭到議員羞辱；甜美之處是擁有很大資源，台北縣政府六百億元的預算，大部分在他手中掌控，大筆一揮，就可以決定公共建設、教育政策與文化的深耕發展。若做得好，人民不會吝於給予掌聲、奉承，但也很可能因此迷失自己。

一九九○年三月，五千名熱血青年在台北中正紀念堂集結，提出「召開國是會議」等訴求，這場由台大學生發起的「野百合學運」，為台灣民主改革烙下深刻痕跡。（張良綱攝）

「學」、「官」難兩全？

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放眼當今政壇，學官兩棲不乏其人，來回穿梭者也不在少數，中國傳統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是否已經變成一種籠罩學界的陰影？

台大心理系教授、中研院院士楊國樞在＜台灣知識份子的困頓與超越＞一文中指出，由於政府需才，很多在野的人，統統被「收攏」了去，走上了中國數千年來讀書人宿命化了的一條路，就是「學而優則仕」，有些人甚至是志在做大官，胸懷中並沒有經世濟國的信念和方法，這是台灣知識份子所面對的一大困境。

「『學而優則仕』是封建思想，以現代多元社會的角度來看並不足取。再說，學者從政不是不可以，可是不能一攤開政務官名單，幾乎都是教授出身，一旦政權或內閣更迭，又是另一批學者上任，」台大城鄉所教授夏鑄九表示，知識份子就是要大鳴大放、耿直敢言，但做為政策擬定者的政務官，則必須謹慎圓融，不能有太多喜怒，更不能摻雜個人的意識型態。兩者的「天職」不同，若調適不好，將是一場災難。

以目前台灣朝小野大的政治生態來說，政府借用形象開明清新的台大學者入閣，除了博得知人善任之名外，對政策的推行是否較有助益？而學者累積了數年的為官經驗，對日後學術研究能不能有更多貢獻？

對林萬億來說，「學」、「官」交流是相當正面的經驗。由於來自第一學府，長官、議會對他的專業都給予最高尊重，譬如對弱勢族群、中輟生的扶持、校長遴選制度等，即使他離職後，政策仍延續下去。

「現在上課、寫作、做研究，絕對比只在理論上打轉更為熟練豐富，我可以用台灣本土的例子來驗證西方理論，」林萬億強調，如何將為官經驗轉換成學術研究，除了看個人功力外，關鍵在於不能脫離學界太久，否則很難再把研究「撿」回來。

「政府借將，最大的贏家是台大，」林萬億說，因為有人在朝為官，總是有利於提高學校聲望，讓台大一直有置身權力核心的尊榮感。只是台大向來有知識份子的潔癖，高傲、疏離，不管是借調出去或重回教職，校方沒有任何表示，不像有些私立學校會將此視為極大的光榮。

一九九○年三月，五千名熱血青年在台北中正紀念堂集結，提出「召開國是會議」等訴求，這場由台大學生發起的「野百合學運」，為台灣民主改革烙下深刻痕跡。（張良綱攝）

英雄再造時勢

台大傲人的影響力，延續半世紀而迄今不衰，然而出身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的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藝術學研究所所長林谷芳提醒，「台大的重要性，不在於今日聯考排名仍是第一名，也不在於集國家權勢財力於一身，而是必須回到過去的時空才能了解。」他強調，台大人不見得都是台面上的人，但台灣社會的目光卻只注意在台面上的台大人，台大人也應藉此反省自己的侷限。

江山代有才人出，獨領風騷台大人。五十年來，一波一波的思潮，衝擊著這塊島嶼，前浪擊潰了不少禁忌，但也逐漸被世人遺忘。走過在狂風暴雨中奮力播種的戒嚴年代，也走過時勢造英雄的學運年代，台大人的枝葉固然更為茁壯茂密，但方向也更為分歧。在七十五週年校慶前夕，第一學府除了備享榮寵外，如何延續校風，作育英才，並為國家開創新局，毋寧是更重要的課題。

在學術長廊中，台大學子踽踽獨行。他們能否走得深、走得遠，攸關台灣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