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工商業社會，都有一些共通的問題，青少年犯罪是其中之一。近年來，內政部刑事警察局公佈的數字，頗令人心驚：和兩年前相比，民國七十三年台灣地區青少年犯增加了百分之十九，總數達到兩萬四千多人。

這些青少年犯大多在十四至十九歲之間，教育程度以初、高中為多。由犯案類型來看，盜竊佔了近一半；使用或販賣麻醉藥品的比率有下降之勢，然而因「妨害秩序」或「無故攜械」而有紀錄在案的人數，卻比七十一年增加了四、五倍之多。

無論政府、學校或家庭都理解青少年犯罪問題的嚴重性。近年來各機構設立的輔導單位，也不遺餘力地推行工作。救國團張老師青少年輔導中心，各縣市的青少年輔導委員會、少年警察隊，甚或教會，都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但像善化青少年聯誼中心這樣，以「過來人」擔任義務輔導員的卻很少見。

我是誰？猜猜看。謎底揭曉——輔導員，你相信嗎？（張良綱）

迷過路的羊

善化青少年聯誼中心是私立的輔導機構，創辦者為擁有廿五年教學經驗，自大安國小退休的周志勇。

他在任教時，就經常擔任輔導工作，加上個性豪爽，廣交「三教九流」的朋友，對於青少年輔導興趣特別濃厚。因此，他在一年前退休後，憑著退休金，集合了一群以前他帶回頭的「小弟」們，開始了這項工作。

在旁人眼裡，「善化」是個很奇特的輔導單位。

原因之一：輔導工作沒有上下班時間；地點也不在輔導室進行，而在餐廳、咖啡館，甚至啤酒屋、地下舞廳。

原因之二：被輔導的對象通常不知道輔導員的真正身份，以為他們是父親朋友的孩子，或和他們一樣，不過是「道行」較高的大哥。

原因之三：幾乎沒有一位輔導員受過專業訓練，相反的，他們自己多數有「前科紀錄」。換言之，他們是一群「迷過途的羊」。

按一般的標準衡量，這些輔導員本身就夠瞧的；雖然他們有固定的工作，卻幾乎個個是能玩善鬧的高手：飛車、跳舞、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甚至有兩名輔導員還留著龐克頭，穿著、打扮十分新潮。而在這種「少不經事」的表面下，往往也隱藏著歷盡滄桑的過去。

以王明忠為例，從小父母失和，不愛念書。他不但在國中、高中時代就常常路見不平，呼朋喚友，打架生事；十九歲時，竟然倚仗「關係夠，吃得開」，成為賭場老闆，直到入伍服役，脫離往日的圈子，才調整方向，有了新的打算。

台北神話」在那裏？難道我們迷失了嗎？（張良綱）

野馬脫韁的日子

服兵役讓王明忠有了自省的機會，另一名輔導員林健志卻有不同的際遇。在入伍前，他也愛逞英雄、好勝鬥狠。他未曾加入幫派，只因為不喜歡聽命於人。

入伍後，情況反而進一步惡化。

對於初次離家，遠在外島服役的林健志，軍中日子不好過；情緒經常起伏不定，加上同袍間相處不順遂，退伍後，逞英雄之外，脾氣也變得異常乖戾。

「有次不知為什麼發脾氣，竟把心愛的小狗摔成殘廢」，他回憶說。為了當時頗以為是的一些理由，如「道義」、「朋友」，林健志終於進了監獄。在牢裏雖然是短短的兩個月，「登記有案」、「有前科」卻已然成了他的標記。

在一次偶然的機會裡，他結識了「善化」的周志勇主任。

「那時，我和朋友合資做生意，不料有人意圖欺詐，我們心有不甘，準備討回公道。」林健志回憶說：「當時場面很火爆，差點就要『拼』起來，有人見情勢不妙，不知從那兒找來周志勇做說客，三兩句竟然擺平了這件事。」

王明忠也是在偶然的機會，透過朋友的介紹認識周主任的。在印象裡，這位「大哥」很照顧他們，「學問、做人處事的態度，都在我們之上。」

「而且，我比較『衝』，容易生事，現在行事前會比較仔細考慮後果。」

林健志記得出獄後曾想去找當時害他入獄的傢伙，捅他幾刀，但周志勇告訴他：「你用力，對方可以用槍，何必再惹禍？難道你想再回到監牢？還是送掉性命？」反覆思量後，他終於放棄了尋仇的念頭。

「我們在一起那麼久，都不知道他是輔導員。直到去年，周大哥邀我們當義務輔導員，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王明忠說。

我們心裡想什麼？你們大人知道嗎？（張良綱）

在煙幕後進行輔導工作

輔導員不輕易暴露身分，是「善化」的另一項特色。根據周志勇的觀察，一般「毛頭小伙子」反叛性相當強，老師、家長、輔導員都是他們抗爭的對象，但是碰到樣樣比他們行的「大哥」，卻很容易被收服。

這種「英雄崇拜」心理，本是幫派形成的主要原因，在「善化」輔導員來說，卻成為改變個案行徑、想法的敲門磚。

「圈外人說的話是耳邊風」，林健志這樣形容他輔導的個案，因此，以「圈內人」的身分出現，往往佔了很大的優勢。

「大哥」的身分一旦確立，輔導員與個案之間，就成為相交的知己，有問題或困難時，也得要能隨時伸出援手。這些「困難」由代銷化妝品到撐腰打架，無所不包。

「好在我姐姐買下所有的化妝品，否則還真交不了差！」林健志笑著說。

至於打架撐腰，就得用另外的方法了。

「有時為了維持對方對你的信心，召集人馬，替他撐面子還是必要的，關鍵是要說服雙方，打架並不值得、解決不了問題，讓他們打消念頭。」

由於「善化」輔導的對象，大多是涉及幫派的青少年，有時也不免牽扯到「道上」人物。

「這時候，我們是不管用的，不過只要組長出面，多半可以解決問題。」王明忠說。

所謂「組長」，通常是年紀較長，幫派經驗豐富，而已經「洗手」的工作人員。藉著他們以前的關係，不但解決不少問題，有時還可以得到對方的合作，使某個「個案」在「道上」吃盡苦頭，以便輔導人員「趁虛而入」。這些方法是一般輔導單位不能、也不便輕易嘗試的。它的成效，專家各有不同的看法。

地下舞廳、啤酒屋是青少年流連忘返的所在。（張良綱）

「民俗醫療」有用嗎？

在台北市政府社會局社工人員督導劉夢丹來看，「善化」熱心有餘，但缺乏專業人員規畫，輔導可能流於江湖氣。

善化與正規的輔導單位方式迥異，劉夢丹好有一比，就如「民俗醫療」之於「正統醫療」。她說，民俗醫療好與不好實難斷言，若做不好，是否會有後遺症？正統方式，雖未必百發百中，「但畢竟較易讓人信任。」

師大學生輔導中心主任劉昆輝十分贊同「同伴諮商」，但他強調輔導員本身一定要有專業知識，只憑「過來人」的經驗實不足以應付，且容易以自己的經歷來解釋個案當時的心態，忽略個案的差異性。

「縱使後面有指導委員」，劉主任形容：「就像一群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人，雖有台大醫學系做後盾，仍然無法醫治病人」。

地下舞廳、啤酒屋是青少年流連忘返的所在。（張良綱）

「過來人」最明白

但據榮民總醫院青少年門診主任沈楚文表示，國外也採用類似的方式，稱「大哥、大姊」（Big Brothers，Big Sisters），效果十分理想。

他認為，受過正規專業訓練的輔導者，並沒親身經過個案的情況，不能瞭解對方的想法，只能憑臆測，輔導起來多少有點距離。

因此，只要輔導者並非為人利用，意圖不良，並有「諮詢機構」及「計畫顧問」（Program Consultant）分層負責計畫，且不時提供輔導建議，沈楚文相信成功機率會比專業人員高。

另一位青少年門診專科醫師陳映雪也深有同感。她認為青少年反抗權威、反抗社會，要他心甘情願找醫生、輔導單位談，根本就很困難。

有時即使他們願意坐下談，有些問題也無法發掘出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有相同經歷的人說話，他們才聽得進去。

目前「善化」接受的個案大多是由學校轉介，或家長求助，輔導員偶而也會主動到地下舞廳、卡拉OK店和啤酒屋去尋找輔導對象。

由於這種輔導方式，是在自然的環境下進行，變化較難控制，因此處理個案前，循例要先由學者專家組成的指導委員會，會同所有輔導員來分析個案有關資料，如個性、心理狀況、嗜好，探究肇致原因，再針對個案的個別差異，選派適合的輔導員設法「搭線」。「事實上，我們只是工具而已」，林建志說。

輔導工作遇阻不順暢時，輔導員便與周志勇主任共商「對策」。（張良綱）

自己花錢去「打仗」

這是因為輔導員雖然站在第一線，他們的動向，卻受命於指導委員會。這些指導委員除了周主任自己之外，還包括各方面的專家，如心理學、政治學，甚至易經、佛學等等。指導輔導員之餘，也不定期舉辦講座，讓輔導員有接觸專業知識的機會。

作為「善化」的輔導員，並不輕鬆。由於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利用晚間及假日與輔導對象聯繫。會面時，也常得自掏腰包。但儘管如此，這些自己「迷失」過的青年，仍樂此不疲。

「輔導別人時，同時也在輔導自己；叫個案不要如何、如何，一邊也在警惕自己不要再犯了！」林健志說。年僅十九歲的輔導員任小宇只做了半年，但也由工作中領悟到自己太膚淺，「像個空盒子，必須填滿它。」所以他決定復學，繼續未完成的學業。

女生難搞？

輔導工作當然也有觸礁的時候。林健志對他目前嘗試輔導的一名國中生，就有「無力感」，因為對方是「玩」機車的高手。任何機型，他都暸若指掌，而且家長也有能力買給他。

最多只騎過一百五十ＣＣ的林健志在這方面瞠乎其後，無法「以技服人」，自然也就不容易推展工作。

「女孩子我們也搞不懂」，王明忠說。

由於「善化」的輔導工作具有相當程度的風險，所以輔導員清一色全部是男性。登門求助的個案當中，卻有不少少女，她們往往令輔導員十分頭痛。

此外，輔導是否成功，也不能單憑輔導單位一方面的努力。許多輔導員認為，不正常的家庭，往往是孩子變壞的第一步。

「父母每日與孩子相處，影響太大了。如果家庭方面不能配合，即使我們能將孩子勸回頭，一回到家，他很容易故態復萌」，林健志說。

在「善化」工作人員的印象裏，學校裏的學生多，很難要求校方在某一名個案身上投注太多的心力，而「社會風氣敗壞」更是推拖之辭。王明忠認為，個人的定力與悟性才是關鍵。

隨時得注意「風箏線」

即使輔導成功，個案重回正途後，善化聯誼中心仍要「追蹤輔導」，與對方保持密切聯繫。王明忠說：「就像握著引導風箏向上飄的那條線，隨時注意，縱使已飛上天了，也不敢稍有鬆懈，一旦方向歪了或有下墜趨勢，就要扯扯那條線，它才會飛得更穩、更高。」

「輔導工作，並非短時間內可看出效果的。就像醫生看病，要對症下藥，尤其對痼疾，更須花費許多時間與耐心。」

由於每一名輔導員的時間、精力有限，處理不了太多個案，因此「善化」的工作人員，也不斷吸收新夥伴。雖然吸收的對象也是有「紀錄」的青少年，但在周志勇眼裡，卻沒有什麼顧慮。

「只要有熱心、愛心，最重要的是想法、觀念改變了、成熟了，就有資格當輔導員」，周志勇說。

因為經費不充裕，「善化」只能在能力範圍內做輔導工作。到現在為止，接受「善化」輔導的個案共有廿一件，待處理的尚有五十件。經勸導與阻止，而未造成刑事案件的有卅六件，這還不包括電話諮詢在內。

錢從那裏來

由於近日受理的個案遽增，「善化」在人力及財力上均日形見絀。台北市政府曾派社工人員督導劉夢丹前往瞭解情況。

可惜的是，雖然社會福利佔政府全國總預算的百分之四至五，經費相當龐大，但項目很多，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公保、勞保等預算均包括在內。相對地，贊助民間社團，就得詳加評量，慎重考慮。「善化」雖然急需經費援助，但輔導效果不易評估，在爭取支持上面，吃了相當大的虧。

然而周志勇和他的夥伴們堅信「掃黑」之餘，「輔黑」是一刻也不能鬆懈的工作。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政府實施『一清專案』，……頗有績效。但值得我們憂慮的是，大黑掃掉，目前國中國小裏的『小黑』如果不事先善加輔導，將來可能又是大黑，那以後會繼續不斷，掃不勝掃。」

踏進「善化」十來坪的辦公室，一眼就可以看見右前方的牆上掛著一幅字，上面題的是摘自蔣總統經國先生在「勝利之路」裏寫的一段話：

「平路是人人會走的，我們要走人家不能走的路，我們要在無路可走的時候，自己建築出道路來。」

編按：文中輔導員皆採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