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對日關係為我國外交重點工作之一，目前影響中日關係最主要的正面因素是什麼？最大的負面因素是什麼？

答：我國外交工作，無論對那一國，都有其重要性；而中日關係，因地緣及歷史因素，常顯得比與他國關係更為密切。中日兩國的有識人士，對這一點也有充分的共識，認為兩國之間，唯有透過善意的合作，始能對雙方產生良好的結果，就是所謂的「合則兩利」。這種共識，正是目前影響中日關係最重要的正面因素。

儘管如此，但目前日本政府中，還有一個根深柢固的官僚體系，死守過時的觀念，做法呆板而頑固，往往對我們的工作造成負面影響。

蔣代表代替總統頒授紫色大綬勳章，給日本大陸問題研究學者桑原壽二。（黃麗梨）

問：您駐日後的重點工作為何？有無先後緩急之分？

答：對日工作的重點，在讓日方徹底了解中日關係的重要性，尤其是兩國間互動關係應十分慎重，不可輕舉妄動，以免傷害兩國國民的感情及利益。

問：目前我國外交工作必須務實與具有彈性，但在講究名實相符的日本，我們能有多少空間？

答：目前日本的外交與其說講究名實相符，不如說應付國際情勢變遷的手段較僵化。然而外交工作的特質，就在於洞悉國際環境的演變，以追求國家最高利益；處於不利的環境中，必須堅持國家目標，以靈活的手段，戮力拓展有利空間。因此，對日工作不該問有多少空間，而是要研究如何拓展空間；如何使日方順著國際時潮，調整與我們的關係。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要運用各種手段與管道，不論有多少障礙、耗費多少時間，都要耐心耕耘，不見成果，絕不罷休。

問：中日貿易逆差日益嚴重，代表有何改善腹案？在中日貿易談判上，日方派出的人士層級似乎不高，如何促請日方重視此問題？是否有其他溝通管道？

「身為外交人員，在任勞任怨之外，還要具備任謗的涵養」，蔣孝武表示。

答：國際貿易問題本人並非專家。但因改善中日貿易逆差是對日重要工作之一，所以到任以來，即不斷觀察研究，已有一些認識。目前對日貿易大約佔我國國際貿易總額的百分之廿一，生產技術對日依賴度佔百分之六十以上，由日進口零組件、原料等，加工後出口者佔我國外銷產品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

對日依賴度過高，是對日貿易逆差的主因。要改善，必須雙方開誠佈公，徹底全面檢討，而非個案解決，見樹不見林。尤其是我方，必須設法改變經濟結構，提升自我生產的技術，一方面減低對日依賴；另方面提升品質，增強外貿競爭力，才能對日產生壓力，引起日方重視，雙方協商時，日方自然必須提高談判人員的層級，否則，以央求的方法，永難獲得回應。

不過，日本政府之官僚運作係由下而上，其中課長級人員雖然官位不高，但往往是影響決策的關鍵人物，解決實際問題的主角，也不能忽略他們的重要性。

問：隨著北美、歐洲的整合，加強區域整合已成未來趨勢。在亞太地區，您認為中日應如何加強整合，達到雙方互利？

十年來中日重要外交事件年表 製表：蔡文婷（by Ventine Tsai）（黃麗梨）

答：在亞太地區加強整合，首應重視經濟層面，勿使政治成為經濟的絆腳石。尤其以目前中日兩國的實力，如果能使雙方的經貿關係、利害趨於一致，避免互相抵消，則兩國在亞太地區整合上，必能佔舉足輕重之地位而互蒙其利。

可嘆者，在這方面我們的努力成果，常受政治因素的干擾而大打折扣。尤其中共經常高喊統一，在國際上處處孤立我們、在國際組織中排斥我們。這就是政治成為經濟絆腳石的例子之一。

問：日本政府於去年八月一日起取消我國旅客七十二小時免簽證制度。事情經過如何？目前日方加發我國旅客多次渡航證明的做法，代表是否滿意？

答：日本取消我國旅客七十二小時免簽證制度的經過，前已見諸國內傳播媒體報導，不再重述。事後雖然日方改以發給多次渡航證明做為補救，但為促請日方以更合理的方式，公平對待我國旅客，本處尚在繼續不斷交涉。

問：華僑在日本處境如何？以日本排外的民族性，對我僑界在日本發展有何影響？

以歷來最年輕的駐日代表及蔣家後人身分赴日；蔣孝武備受矚目。（本刊資料）

答：日本因地狹人稠，自然會產生排外心理，對我旅日僑胞不能說沒有影響。但因中日兩國在歷史、文化上有密切關係，故華僑與在日本的其他外僑比起來，還算容易被接納。再者，日本講求法治，外國僑民一旦獲得居留權，便可在其法律下，從事各種行業，各憑本事、謀求發展，由這一點來看，條件應比旅居其他若干國家的僑胞優越。

但因日本民間資金雄厚、基業穩固，而國人過去多係赤手空拳來日，在經濟上，難與其競爭，自然亦難出現如東南亞若干地區，華僑掌握當地經濟大權的局面。

問：除了華僑，近來我國留日學生日多，有沒有遇到特別問題？辦事處可提供什麼協助？

答：由於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生活水準大幅提高，故對日本的高學費、高物價環境，我們的留學生尚能適應；且以國內現有的教育水準，來日留學生除了短期的語言障礙外，在一般學業上也幾無問題。尤其可貴者，乃同學們皆能體認目前國家處境，在學業之外，亦能扮演國民外交的角色，和旅日愛國僑胞，合成為我們對日工作的兩大助力。

輔助留學生為本處重點工作之一，除了以學生「家長」的立場，經常與校方、教授聯繫，協助學生順利完成學業外，並經常幫助他們舉辦各種校際聯誼活動，以拓展學生們的生活領域及人際關係，培養領袖才能。

問：除了以上個別問題，能否請代表整體評估一下現階段的中日關係？

蔣孝武伉儷於家宅門前留影。

答：本人曾與日方對這打過比喻：今天的中日關係，有如一對已離婚的夫妻；表面上已無正式關係，但事實上卻有許許多多的現實問題待解決。要解決這些問題，最上乘的方法就是中國人所說的「破鏡重圓」，這說來容易，做起來卻不簡單。這也是本處努力的方向。

問：在日本政壇正值老少遞嬗中，您以歷屆最年輕的代表駐日，與日本老少政壇要人交往情形如何？對老少派人士做法是否有所不同？

答：所謂日本的老少遞嬗，係屬漸進，並非整批更替；而我本人，雖不敢以長者自居，也應屬少派中之老人，不會產生做法不同的問題。我個人認為與政壇人士交往，不應因年齡不同而有所差異。

本人未就任現職前，曾多次來日訪問，結交了許多日本政壇上的長者以及新秀，且保持多年的聯繫，對這些不同年輩日本政要的背景、思想與作法不但不覺得陌生，而且於今更成為工作上的重要助力。

問：您以蔣家後代身分駐日，是否引起日本各界不同反應？可曾造成工作上的助益或困擾？

從駐星到駐日，最大不同是日本重形式禮節，一天之內常要換上幾套不同禮服。（黃麗梨）

答：不可否認，我是蔣氏後代，但更重要的，我是一個中國人。無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我處處以做一個中國人為榮，未曾有突顯蔣氏後代的意念。此間的人們，起初或許難免以我的家庭背景特殊而有不同反應，但不久便以一個中國人的身分待我，故未造成「助益」或「困擾」。

問：從駐星到駐日，在工作、生活上有何不同經驗？

答：從新加坡改調到日本服務，基本上並無太大的不同，只是兩國習俗相異，而有小小的改變。例如在星，人們比較不拘小節，一年到頭，必須穿著正式西裝的機會不多；日本則較重形式上的禮節，時常一天之內要換幾套服裝，以應付不同的場合。

問：外交人員在日本，工作或生活上最大的壓力為何？

答：目前我國駐外人員，在物質生活上，均蒙政府妥善的照顧，不遜於其他各國之外交官。現在我們所企盼的，是希望獲得來自國內精神上的大力支持。

因為在外工作，猶如在戰場，時時刻刻處於備戰狀態。西方的白天，就是東方的黑夜。而資訊交通的發達，已非「朝發夕至」，而是「即發即至」，迫使駐外人員必須兢兢業業、不分晝夜，隨時準備應付來自地球上任何地區的狀況變化，而在日本，兩國關係如此密切，任何細微的動靜均忽視不得，也許這就是所謂的壓力吧！

問：面對中日間複雜的歷史情節及近來事端，做為第一線外交人員，這一年來您有何感受？

答：坦白說，我所以願意擔任現職，是想為國家盡一個國民應盡的義務而已。這一年來，最感到壓力而無奈的，就是在處理任何一件問題上，真相未明之前，本人及本處同仁常受到不正確的批判與指責；但在真相大白後，我們卻得不到應有的辯白機會。做為一個外交人員，在「任勞任怨」之外，還要具備「任謗」的涵養。

我認為，面對中日間層出不窮的問題，我們需要以善意、互信的態度，來尋求問題發生的根本原因及妥善解決之道，切忌衝動或逞一時之快而留下更嚴重的後遺症，使問題越理越亂；惟有圖謀國家長遠的利益，才是正途。

問：在就任記者會中，您曾表示日語能力不佳是缺點之一，將利用餘暇再進修。不知您如何在繁忙的公務外，加強進修？

答：駐外人員並無固定的作息時間，實難訂出有規律的進修計畫。目前只有在平常生活中，學到若干簡單日語，倒是內人每週抽出六小時來進修，補夫之不足。

問：除了工作，平日裡您從事哪些休閒活動？最大心願是什麼？

答：到日本後，唯一的休閒活動，就是散步。一方面可以運動一下，另方面可在大街小巷中了解日人的平常生活。現在對日狀況已逐漸熟悉，再來準備邀約日本政界以及工作有關人士球敘，以增加接觸機會。

至於我最大的心願，在工作上，希望能促使中日關係恢復到能互助、互信、和睦相處的境地；對自我來說，當個人感到工作告一段落後，希望能急流勇退，以便闢室潛修人生哲學，一究人生之意義，而勿枉此生。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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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前多次赴日訪問，結交日本政壇長者、新秀，成為蔣孝武拓展對日工作的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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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代表代替總統頒授紫色大綬勳章，給日本大陸問題研究學者桑原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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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外交人員，在任勞任怨之外，還要具備任謗的涵養」，蔣孝武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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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中日重要外交事件年表

製表：蔡文婷（by Ventine Ts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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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歷來最年輕的駐日代表及蔣家後人身分赴日；蔣孝武備受矚目。（本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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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孝武伉儷於家宅門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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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駐星到駐日，最大不同是日本重形式禮節，一天之內常要換上幾套不同禮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