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力測驗的概念,最早是由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西元一九○五年,法國的心理學家比涅和他的助手西蒙,設計出三怑荋慾O測驗題目,依難度由淺而深排列,以答對題數的多少,做為鑑別受測者智力高低的標準,就此開創了智力測驗的方式。原意是辨識出有學習障礙的幼兒,以輔助他們學習。
一九一六年,該量表經美國史丹福大學教授劉易士•特曼修訂成「史丹福──比涅量表」,奠下今日常用的題型架構。量表的計分法採用得分(心智年齡)除以實際年齡,得出智力商數,簡稱為智商。特曼教授並根據測得的智商分布比例情形,將人類的智慧從天才、上才、中才到低能,分為九等。
或許因為這使得原本抽象、難以形容的聰明才智,可用大量生產的紙上測驗,及容易計算的具體分數來顯示,恰似打開一面可彰顯頭蓋骨裡奧祕的螢幕視窗,自此,智力測驗便大行其道。
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用來測試士兵,約有兩百萬人受測,當時還曾以此來制定歐洲軍人移民配額。大戰結束後,一九五○年代,退伍軍人大量回到學校,智力測驗也隨之進入教育體系,作為審核入學資格,或評量學業成就、性向的標準。影響力持續至今,像申請大學要考的SAT和研究所的GRE即為此類測驗,它們的成績通常決定可申請的學校科系,重要性可說攸關前途。
智力測驗如此成為人們在社會上發展、立足的決定因素,它的公平性和適用性便在在引發爭議,尤其是它在不同種族、性別、文化中是否一體適用,更令人質疑。
美國女權運動者葛羅莉亞•史坦能在她的著作《內在革命》中指出,基本上,美國的智力測驗如SAT是以中產階級的白人男性為常模,「從一開始,種族的文化偏見就籠罩著『一般知識的定義』,及『解釋測驗分數的方法』。」她引用非裔美籍評論家羅伯•威廉斯詼諧編造的「顛倒黑白智力測驗」為具體例子:
知道Malcom X(黑人民權領袖)的姓或《哈姆雷特》作者的姓,何者較為聰明?華盛頓的生日是哪一天?你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以為是二月二十二日,這是白人心態作祟。我指的是布魯克•華盛頓……香蕉是什麼顏色?你們會說黃色。香蕉到我們社區來的時候已經是褐色帶黃斑了。如果別的小孩打你,你應該怎麼辦?黑人社區的小孩學到的是應該回手,以求自保,但這個答案在史丹福──比涅智力測驗中會得零分。
史坦能認為,這種測驗影響所及,可能造成不同族群的孩子無法發展適合自己文化的學習經驗,甚至產生削足適履、戕害自我評價的負面效果。「許多成績好的考生為了適應考試與教育,創造了虛偽的自我,卻壓抑了真我。青少年被化約為三位數字。」
所以二十多年來,這些測驗在號稱種族熔爐或沙拉盤的美國屢被批評帶有偏見、不準確、無法預測個人長遠成就。除了不時修訂以反映現實之外,它們使用的比重也逐漸降低,譬如,在女權運動者的努力下,美國法庭於一九八九年判決:僅依SAT成績來頒發獎學金是歧視女性。SAT測驗成績不再是大學入學的唯一標準,先前的學業成績、面試、自傳、人格經歷等,都要列入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