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的閒情與悲情，曾經流露於余秋雨第一冊散文集《文化苦旅》之中。他的文字，感性多於知性；因此，豐富的歷史知識溶入他的筆尖時，都化為渾厚綿密的情感。中國知識分子的情緒，一向都過於緊繃僵硬；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洗禮之後，這樣的生活態度也還是難以矯正過來。余秋雨文體的出現，似乎預告了中國境內的想像力就要復活。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余秋雨曾經是當權派的打手（註）。四人幫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底，署名「石一歌」，亦即由十一位成員所組成。這個寫作班的執筆人，首推余秋雨。石一歌這個寫作班子，是以魯迅研究為重心，同時兼具批判抨擊的任務。在當時的打手群中，還包括「梁效」、「羅思鼎」等，但最具文才的，仍然還是石一歌。文革結束後，這些俗稱棍子的作家都埋名隱姓。余秋雨能夠重出文壇，回歸自我，顯然不是容易的事。沒有人能夠想像，從前揮起血風腥雨的筆桿，如今竟能變化成為喚醒歷史意識的旗手。僅僅是這樣的變化，就已是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了。

溯尋歷史支流

出版《文化苦旅》之後，余秋雨又繼續為台灣的讀者交出另一部散文集《山居筆記》。不同於第一本書的是，作者不再以苦旅的方式介紹中國的歷史古城，而是集中於歷史人物與事件的描寫。唯一不變的是，余秋雨仍然表達了他對傳統文化的觀察與感受。在十一篇文字中，作者保持他冷靜的眼睛與生動的聯想。全書始於〈一個王朝的背影〉，終於〈歷史的暗角〉，穿越跳躍交錯的時空，以著飽滿的詩情，渲染演繹，幻化成篇。每個時代總有重要的起承轉合；在轉彎處，也總會出現重要的人物與事件。《山居筆記》的注意力，便集中於此。

偏離正統的立場，余秋雨有意從一些歷史的邊緣角色發現文化力量。對於傳統學史的人來說，所謂異族，所謂邊疆，所謂貶謫，所謂小人，都是刻意忽視的，至少認為是不能居於主導地位的。史家在他們的假想裡，歷史只有一個主流。在這條重要的長河裡浮沉的人與事，才是值得評估的。至於發生在旁支的文化現象，則認為是可有可無。人類因為有主與從的區分，才會產生差異的觀念，進而建立了權力支配的系統。人所以會欺負人，問題都是從權力支配的關係衍生出來的。余秋雨捨去主流不談，而專注於歷史的旁枝末節。通過他的觀察可以窺見，赫然存在於歷史中的，竟然還有一股龐大的、看不見的生命力。

滿洲王朝的興衰，在中國歷史中往往被當做是次要的主題。畢竟這是異族入關，最後又被漢族推翻，很難在正統的行列中安排它的位置。余秋雨在〈一個王朝的背影〉一文中，企圖從另一個角度來瞭望清朝，企圖尋出這個王朝在努力漢化的過程中所遭遇的尷尬與困難。這篇散文使人動容之處，是以王國維之死來暗示滿清文化之獲得認同。「知識分子總是不同尋常，他們總要在政治軍事的折騰之後表現出長久的文化韌性，文化變成了生命，只有靠生命來擁抱文化了，別無他途。」（頁三十）追逐了兩百餘年的漢化學習，終於開花結果。王國維以死表達對滿清傳統的眷戀，這究竟是中國文化力量的偉大或墮落？這是書中留下的深沉思考。

流放與回歸

值得咀嚼的，不是書中的生與死，而是流放與回歸。〈流放者的土地〉寫的是東北的大地；〈天涯故事〉寫的則是海南島。天南地北的這兩個遙遠的鄉里，曾經是失意官員的貶謫之地。「當官銜、身分、家產一一被剝除，剩下的就是生命對生命的直接呼喚。」（頁四十八）依賴了豐饒的歷史想像，余秋雨重新在僅存的詩句中尋找流亡者的心靈。在落難中的相互取暖與相濡以沫，使人發現傳統文人的高貴氣質。「憑著這種高貴，人們可以在生死存亡線的邊緣上吟詩作賦，可以用自己的一點溫暖去化開別人心頭的冰雪，繼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點燃文明的火種。」（頁六十）歷史的放逐心靈，最後在流亡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終其一生，沒有回歸的機會。然而，王朝湮滅之後，流亡者卻在邊疆土地展現傲慢的生命力。這種無言的答覆，較諸肉體的回歸還來得強悍有力吧。

被貶至海南島的文人，自有另一番折磨。「只有在天涯海角，絕壁死谷，生命被逼到了最後的邊界，一切才變得深刻。」（頁二二一）在順境中的每一顆生命，時光流逝並不具特別意義；而在苦難中的生命，每分每秒都必須仔細度過，存在的意義就在這樣的時光裡顯現出來。對宋朝的蘇東坡，海南島是他的異鄉；對明朝的海瑞，海南島乃是他的原鄉。不過，兩人都在遠謫或罷官的時候來到這個海島，心情之黯淡自是可以想見。這塊孤懸海外的土地，卻都給了他們無比的溫暖。同樣屬於流放者的土地，東北與海南竟有如此的差距。

絕對主義中心立場

書中最好的一篇散文，恐怕應推〈遙遠的絕響〉一文。這篇文字沒有跨越時代，而專注於魏晉時代的歷史重建；並且也沒有涉及過多的人物，而集中於阮籍與嵇康的刻劃。在正史之外，也從野史小說之中，余秋雨非常靈活運用史料，賦予這兩個傳說中文人全新的生命。從阮籍過渡到嵇康的描述，完全不著痕跡。他們的相會，是在阮籍母親的喪禮發生的。兩人同樣都放蕩不羈，年紀雖相隔十餘年，卻因兩人的自我解放而建立了共同的情感和語言。散文最後提到嵇康與〈廣陵散〉，把中國歷史上最神祕、最驚心動魄的人和音樂寫得極其傳神。〈廣陵散〉是一曲失傳的音樂，在嵇康被處決時，同時絕世。對行刑那天，余秋雨如此形容：「這中國文化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居然有太陽。」（頁三三五）反諷的色調，竟然由陽光來襯托，可謂怳壑J骨。

余秋雨不是一位經過史學訓練的作家，對於年代先後的發展並不特別注意。恰恰不受年代上的拘囿，他才能夠發揮想像，使許多毫不醒目的歷史事件獲得深刻的意義。他從邊緣地位的觀點，考察受到擦拭與輕忽的史實，無疑開拓了廣闊的歷史視野。不過，在行文之中，余秋雨仍然還不能擺脫絕對主義的中心立場。例如，對於東北文明的開拓，有意歸功於來自中國南方的流亡文人的播種，不免流露了漢族中心主義的心態。同樣的，對於海南島的溫暖，余秋雨以「女性文明」一詞來概括。然而何謂「女性文明」？他認為是「是綿綿不斷的，有時好像似有若無，需要時卻用之不盡」。這樣的女性觀點，無疑是強烈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投射。正因為散文中充滿太多的沙文主義，對於邊緣人物的心靈就難以探其幽微。

歷史散文不易經營，因為它要求撰寫者應該具備厚實的歷史研究。書中的一些觀察，大多建基於他人的研究之上，有時就顯得過於雜亂無章。例如最長的一篇散文〈十萬進士〉所描述的科舉制度，思緒就陷於雜亂困頓，未能掌握整個制度的精髓。中國文化的表情，書中到處可見。唯文化的心情，恐需更長久的探勘。

註：本刊曾就此點以電話向余秋雨本人求證，據余秋雨表示，這是「完全錯誤」的訊息，他並且說明文革開始時他年僅十九歲，文革期間一直在農場勞改，不可能參與那樣的任務。

頹圮的古蹟，揭示著人類歷史上的文明興衰；後人憑弔唏噓之餘，又能從中學到什麼啟示？（卜華志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