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非學建築或文化史的人,很少人會在城市中細看每棟建築物的設計、建構方式,或是與鄰近景觀的協調性等。其實,四百多年的台灣歷史,在每個時代,多少留有一些精采的建築作品:台北中山北路的濟南教會、原為國定古蹟,位於台南府城的台灣文學館、台南後壁鄉的菁寮天主教堂、剛落成一年的台北縣十三行博物館,以及號稱全球最高建築的台北一○一大樓......,它們姿態萬千的造型設計,為美麗之島的地貌天景增色不少。
然而另一方面,無可諱言,如果我們深入巷弄中,即使在重視公共市容的台北市,也看得到許多地主為逃避空地稅而粗略搭建的樓厝,醜陋生硬地雜存在高級大樓旁。
成熟的都市,例如巴黎,市民們對城市樣貌已有共識,願意同心打造讓世人欣羨的文藝浪漫之都;而不夠成熟的都市,則只能冷眼看著地主興建一棟棟不融入市景的樓房,讓有線電視業者拉架起一條條浮亂在半空中的纜線,讓都市自行演化、變形,姑且靜待市民意識的覺醒。
今年二月至五月下旬,從台北華山特區到高雄市立美術館,約十五萬人前往觀賞了台灣首次的建築展──由文建會主辦的《2004台灣建築展》。這些人有的懷抱著對台灣建築史的好奇心,有些則是為了一睹全台美麗的建築風采而來。
進入展場前,只見屋外一排或場內兩排的影像螢幕,不斷放映著十二位學者和建築師的口述歷史影帶,分別由各種角度講述二十世紀台灣的城市、建築、景觀,讓參觀者藉此了解台灣建築的「完成式」。
進入展區後,一幅幅巨型海報,從九二一震後災區的鳥瞰照片,到受創學校及社區的重建過程圖,再配合豐富的影片紀錄與建物模型,讓建築展中的「組構式」單元完整呈現。
「九二一大地震,可以說是台灣建築界的重要轉捩點,空前的災情,讓建築業界對多年來的設計與施工慣性展開全面性的重新省思,而災區重建的過程,更創造了種種建築與環保、人文對話的空間,」策展人金光裕解釋。
另一區,展出的是台灣建築的「進行式」,包括近年完成及設計中的文化、交通等設施,以及國家發展計畫《2008觀光客倍增計畫》中,〈門戶系列〉與〈地景系列〉的國際競圖成果展等,以精緻的模型建物、設計圖、照片,為參觀者揭露台灣未來的新建築、新景觀、新環境。
「建築是第一藝術,是最有影響力的藝術,也是與大眾生活息息相關的文化體現,」主辦此次建築展的前文建會主委陳郁秀指出,許多國家都設有建築博物館或展館,讓專業而極致的建築藝術能推廣至民間;國際間更有諸如「威尼斯建築雙年展」之類的大展,能讓世界頂尖的建築獲得頂級的榮耀與肯定。
多年前就意識到城市文化保存的重要性,文建會的古蹟保存工作已進行一段時日,但這只是單純地對建物做鑑定與保存,並不能完整地建構城市文化,或賦予城市新風貌。
「在法國,建築屬文化部管轄,而國內的建物和景觀卻被當成一般工程,歸屬內政部營建署,」陳郁秀希望未來除了建物技術層面仍交由營建署管轄外,城市的景觀與建築外貌、設計等部分,能由文建會統籌,讓城市文化與風貌的呈現能整合、統一。

型制典雅質樸的台南孔廟,建於明朝永曆年間(1665),有「全台首學」之稱,清朝治理台灣時也屢賜匾額以示尊崇。
建築與人的初次對話──金光裕談建築展
「台灣建築的特性就是『流動』與『轉化』,」策劃這場《2004台灣建築展》的金光裕,是知名的建築師,也是「Dialogue建築雜誌」總編輯。他說,台灣屬於高密度人口與海洋文化地區,重視建築的實用性,在歷史的因緣際會下,這裡看得到原住民、閩南、客家、西洋、東洋,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解構主義、新現代純粹主義等多元揉和的各種建物,唯獨缺乏主題性與協調感,結果反而讓台灣的建築整體看來都變醜了。
「台北市近幾年才開始針對市容協調感進行修整:從人行道翻整、購物中心規劃到捷運線串聯,終於架構出模糊的未來城市輪廓,」金光裕感嘆。
之前,金光裕應文建會之邀,試圖找出不協調中的建築之美,並編纂了《台灣建築之美》,他邀集專家學者以一年時間,評選國內百年優秀建築,以六個歷史分期,選出共八十四項建築物,完整呈現台灣建築文化的特色。之後,金光裕又以此書為基底,製作這次建築展中的「完成式」單元,希望能更立體、多層次而豐富地表現出台灣建築風貌。
「我以年代分野,讓參觀者明白每個時代的背景及文化,是如何影響建築風格。」以台南市為例:日本殖民時代,台南還是油綠農地一片,但日本政府已預見未來的都會需求,執意在每區塊中建造公園,這種社區公共綠地保留的先進觀念,在講求功利的現代社會反倒很難落實。
綜觀台灣建築史,幾個時代的建築特色較鮮明:一九五○至七○年代,國內物質匱乏,民眾對住屋品質的需求很低,反而是當時國民政府為表現政權法統的雍容氣派所興建的公共建築,至今仍讓人眼睛一亮。
七○到八五年,社會開放且經濟好轉,是房地產暴發的年代,一方面國人的民族意識覺醒,但同時又受歐美經濟強權影響,於是出現了民族風及西方後現代式建築並起的現象。
八五到九五年,台幣升值,熱錢湧入,股市房市一飛沖天,堪稱台灣建物大暴發時期,許多新建設的醫院、國立大學、國立博物館都趨向擴大規模,且將幾十年內所需的所有功能、設施一次興建完成而不留餘地。結果反而因評估不夠細緻、資料建立不周、忽略成長中不可預測的變數等,往往落成不久又必須再做改造,徒然浪費了金錢與時間。
像台大醫院建造新樓之初,找了國外專業的醫院顧問做規劃,結果因外國人不了解國人「愛看病」及「一人住院,全家進駐病房」的特性,以致於候診室、拿藥處、病房均不合用,必須再改造調整。
金光裕強調,和內部軟體擺設與生產活動效益相比,「建築物本身其實是很廉價的,紐約現代美術館策展人Terence Riley說過:『一個空間的花費和一包洋芋片是等同的』。」國外許多建物已淪為國際名牌最便宜的形象廣告商品,如PRADA、LV等集團紛紛在各地興設旗鑑店,邀請得獎建築師設計具尖端時尚感的標的物,成為當代流行指標。
「蓋房子所需的科技要求並不高,也不困難。建物的好壞,還是在於建築師的用心。」金光裕認為,台灣建築最弱的一環,就是沒針對使用者的實際需求來設計;近來各縣市紛紛興建博物館,雖然外觀亮麗,但建築師往往並非以博物館本身的展出物做空間規劃,而是先建造博物館後,才由館方考慮要展出什麼,讓博物館淪為虛有其表的漂亮空殼,無法和展品互動出相映成趣的加乘效果。
有人說,一個地區的建築風格,可以反映居住者的個性,金光裕也同意。或許因為台灣一直是高速滾動的社會,雖然創造了舉世欽羨的經濟奇蹟,但也難免養成急功近利的習性。對應之下,台灣的建築往往是急就章式的,建商見房市看好就倉促趕建,以便在最短的時間內脫手,商業考量壓過了美學與環境考量,市容也侷促擁擠,少了一份雍容。
眼見《2004台灣建築展》完美閉幕,金光裕又有新的點子,他一直很好奇,想知道台灣沿海都市與東南亞、日、韓,和中國大陸沿海都市的發展,到底有哪些異同之處。
「台灣既屬於海洋文化,為什麼沒有發展出像歐美沿海都市那樣很陽光、熱情的城市文化,反而呈現出內陸城市的保守與封閉?」或許下次金光裕策劃的建築展,將為我們揭開其中奧秘。

在台南,清嘉慶時(1797)的蕭氏貞節牌坊與現代化景觀並列。
王明蘅:閱讀城市年輪
國人出國旅遊時,跟在導遊身旁,聽他細數這城市的歷史與建築點滴,讓我們對本來陌生的異國城市有了認識;然而,回到家鄉,又有多少人有機會好好認識自己所處的城市?
「該是我們重新閱讀自己城市的時候了!」在《2004台灣建築展》「完成式」單元中擔任主講人之一的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王明蘅說,長期以來,國人總是一味被動地接受都市的演變,不但規劃都市時是缺席的,也沒有決定城市未來的權利。進入二十一世紀,台灣都市面臨永續發展的課題,之前錯誤的人口評量,讓住宅區過剩、自然景觀遭破壞,河川污染嚴重、公共設施品質低落、綠地普遍不足等,如今都已到了徹底檢討、修正的時候。
王明蘅以成功大學所在的台南市為例,以前錯誤的土地重劃政策,釋出了大量農地,這些農地如今閒置荒廢,卻已無法回復原貌,因為原先的農地主人已四散轉行。更早以前,台南府城有處轉運重鎮「五條港」,家家房厝搭建在五條水道上比鄰而居,猶如威尼斯的水上風光,後來被日本政府的仿巴洛克式建築截斷後,現在只留有乾枯的裂痕遺跡。最近,市政府想拓寬此處,希望保有至少兩水道並恢復往昔景觀,這樣的政策修正,正是地方樂於見到的。
長年鑽研都市規劃與政策的王明蘅,說明了台灣大致的城市歷史:台灣原始住民並未留有深刻的建築遺跡,直到三百八十一年前,荷蘭人在台南安平市留下了最早的殖民紀錄;二十六年後,西班牙人在北部基隆、淡水紅毛城登陸;之後又有鄭成功率兵抵台,但僅佔據少數地方,大多還是荒蕪之地。直到清朝的康熙皇帝將台灣納入版圖後,閩、粵大量移民的結果,才開始有都市管制、城疆建設、孔廟等祭典場所興設,讓移民時期的台灣有了城鎮的基本風貌。
一百四十六年前,清朝與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將台灣開放成國際通商港口之一,歐洲人紛紛來台設立「洋行」,並帶進歐式建築,讓台灣城市提前進入農業社會與現代化的衝撞期。甲午戰爭後,日本政府前來接收管轄,他們以當時對歐洲文明的嚮往,直接拷貝歐洲建築移植來台,同時也將清朝的遺跡儘可能抹除殆盡。重視公共工程的日本政府,還大力推動鐵路、郵局、銀行等工程,奠定了台灣市鎮現代化的基礎建設。
二次大戰後,國民政府從大陸撤退來台,加上冷戰後的大規模美援,美軍顧問團和都市計畫人員將市中心商業鬧區、集合式住宅、市郊文化的新市鎮等觀念帶進台灣,加上七○年代蔣經國先生積極推動十大建設,興建高速公路、擴展都市計畫,讓台灣都市快速「美國化」,帶動了其後二十年房地產的勃發,但也造成重劃區氾濫閒置、餘屋至今難以消化的種種弊端。
「從農業社會轉成工商社會,再到高科技及全球化,台灣許多城市都在轉型中,所以不僅政府需要思考、修正,居民也應開始積極瞭解、參與。」同時擔任台南市景觀總顧問的王明蘅說,成熟的都市,需要有成熟的市民,因為都市建築是種生活化的專業,而不是理論或想像的專業,不能讓專家說了算數,每位市民都有表達自己意見的權利和義務。
「以前政府權力過大,所有的規劃、法律制定都大權獨攬,讓市民無從參與起,」王明蘅坦言,目前只有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稱得上成熟的都市,因為市民對環境空間已有覺醒意識,不但懂得要求政府,自己也願努力配合。不過,王明蘅更希望發展「城市憲章」,讓市民能依著民眾集體對城市的理念與期待,創設出屬於自己城市的發展方向,無論行政首長如何更迭,都不能影響城市的前途。
「其實,每個人都保有共同的都市記憶,因為猶如複寫紙般的建築結構,早已密密麻麻地覆散在城市中。只要每個人都能用心閱讀都市年輪的交疊處,就能找出自己所嚮往的居住環境,進而改造城市的命運,」王明蘅如此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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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肇立:從「現代性」解讀台灣建築
所謂「現代性」,是一種解放力量,藉由工業化、合理化、民主化等力量,將人民從傳統社會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現代性的建築,則強調顛覆一切風格設定,建築師為傳達動態、開放無限的理念,追求空間本質的流動性與透明感,造就出成績斐然的現代建築篇章。
荷蘭現代建築師范多士柏曾說:「人類必須不斷摧毀舊我,以便重新建構新我。」說明了「現代性」就是要能反現代;反抗文化而非接納文化,之後再創新文化。簡而言之,就是一種「反動思想」。
「現代性」和台灣建築又有什麼關係呢?在《2004台灣建築展》中,研究現代性的東海大學建築系副教授郭肇立,特別以此觀點來解讀台灣的建築史。他表示,四百年來,台灣一直處於被殖民地位,無論是早先的荷蘭、鄭成功、清朝、日本,到戰後的國民政府,都以「外來者」的身份獲取政權。如今,在全球潮流的牽動下,台灣是否也有屬於自己的「現代性」?
帝國殖民時代,日本政府致力於明治維新的西化政策,一方面學習西方的政治文化精神,一方面拿台灣當實驗地,建造出文藝復興式的總督府(總統府)、仿新古典主義的台灣博物館等建物。日本文官總督統治時期,左翼現代文人為批判帝國主義的仿新古典風格,又創作出藝術裝置、表現主義的建築,為當時的工會、學校機構、醫生診所、住宅等使用,但這只是一種時髦的美學追求,和深刻的批判精神或「解放」無關。
國民政府時期,世界興起民族主義運動,台灣也有所迴響,但卻被國民政府拿來作為強化政權合法性的工具,而不是自覺意識下的民族性。當時的公共建築,大多呈現宮殿式的民族情調,從大龍峒孔廟、圓山忠烈祠、高雄台銀分行、圓山飯店、陽明山中山樓、故宮博物院,一直到最後的中正紀念堂,莫不如此。
後來年輕一代的主流建築師,希望重新定義台灣的中華建築傳統,於是出現了台北國父紀念館、士林福樂冷飲部、教育部、松山機場擴建等作品,但這種自覺式的民族思潮創作還來不及發光,就被一九七○年代的消費性商業建築阻斷了。
到了後現代時期,消費性商業建築更大量興起:百貨公司、購物中心、大型超市、複合式連鎖書店......,這些建築自成一個小城市、一個生活中心,讓人在其中不斷「瞎拼」,藉消費來獲得存在的意義;就像是現代人喜歡表現卻又想隱匿自己,以變裝、染髮或多變的分身現身網路中,尋找虛擬的自我認同和夢幻般的永恆感。而這樣的後現代,代表的是社會的衰敗,抑或是新生的力量?還是個待研究的議題。
郭肇立表示,他對所謂的「現代性」建築是抱持批判態度的,從歷史觀察,由歐洲古老公民意識所形塑的城市,往往比號稱解放的現代建築更煥發出強烈的自由意識:古希臘的競技場、歌劇院,十八世紀的法國沙龍、英國酒館,都是群眾為批判當權者而集結蘊生的場所。反觀台灣的公共建築,從來就是殖民下的被動產物,至今政府建築越蓋越宏偉、越集中,反映出的卻是權力的傲慢而更遠離人民。
為了培養台灣人民的主體意識及批判能力,曾是「建築雜誌」創辦人的郭肇立再次發揮媒體功能,他收集了自一九六九年後的七萬多張幻燈片,希望在短時間內成立全球性的建築批判網站,教育民眾先具備「挑剔房子的能力」,才能在比較差異後,了解自己環境中的建築意涵,從而追求真正的改造與解放。

台北大稻埕商業重鎮迪化街,融合了閩南式建築、南洋洋樓式建築,以及仿巴洛克式和現代主義式建築,為城市進化做出最好的詮釋。

建於日據時代(1915)的監察院,是東洋帝國主義受西化影響下的仿歐洲文藝復興式建物。

宮殿式的圓山大飯店(1968),是戰後國民政府在彰顯法統及復興中華文化思維下的傑作。

中正紀念堂(1980)採方形平面、堂頂八角的創新造型,有別於宮殿式的大屋頂建築,也是大中國議題的關門之作。

屬後現代建築的宏國辦公大樓(1990),在大膽突破中藏有宋、明古韻,且與附近現代化的商業精華區十分契合。

位於台北縣八里的十三行博物館(2002),造型充滿前衛感,刺激民眾對原有公共建物的看法。(鄭錦銘攝)

九二一震災後重建的南投潭南國小(2001),結合布農原民部落中的家屋結構與學校功能,呈現新校園運動的精神。(薛繼光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