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和大多數民主國家一樣，我國憲法明白保障人民的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與請願權、訴願權、訴訟權。但憲法第廿三條也規定，在「為了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四種情況下，這些自由可以用法律——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律加以限制。

目前對這方面的限制，最主要當然是戒嚴法。戒嚴法有憲法上的依據——憲法第卅九條規定：總統依法可以宣佈戒嚴。戒嚴法就針對結社、集會、請願及言論自由，有一些較嚴格的限制。

此外，國家總動員法也規定：政府在必要時，可以限制人民的這些權利；違警罰法規定：集會聚眾遊行，未經官署許可，不可以為之；刑法則對「公然聚眾意圖為強暴、脅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者」，訂有罰則。

總括來說，我國法律對街頭活動是原則保障，但有限制；限制又以戒嚴法最嚴。所以在我們正式解嚴前，沒有經過官署許可的集會、結社、遊行，均屬非法。

問：解嚴以後呢？

答：解嚴後，我們法律並不禁止請願遊行，憲法也保障人民這方面的自由，所以只要不觸犯違警罰法或刑法，如強暴脅迫他人，就可以合法進行這些活動。

但這個法律狀態並不理想。因為很多街頭活動最後產生的結果，常常不是有意造成的；而是群眾在集會時因情緒互動，而演變成的不可控制狀況。所以我們需要一些比較具體的規範，不是禁止，而是去引導，使這些活動的不可預期性、危險性降到最低。

問：那麼在解嚴後，是不是應該馬上制訂人民集會法，以降低可能產生的混亂與危險性？

答：大部分人都主張愈早制訂愈好，甚至在解嚴之前就立法。我認為，這套法律有它積極的功能。以「六一二」的情況來說，一些參與者的考慮重點已經不是怎麼把想法表達出來，而是怎樣和警察鬥智，以及情況難以掌握時怎樣避免傷害——這不是遊行的目的。如果有一個「遊戲規則」，就好像紅綠燈一樣，只要大家遵守號誌，就能安全、自在地行走，不必提心吊膽地怕發生車禍。

當然它也有消極性的目的——讓這權利的行使在一定範圍之內，不致對他人及社會造成妨礙。

當然，這個法案在制訂過程一定要經過反覆討論，得到一個大家認同的結果。我個人以為，對出軌的群眾活動，法律本身的制裁力量不是很大，必須得到社會輿論的支援。

如果把反覆討論看成一種教育，我認為花個一、二年時間都不算長。

問：那麼這段「教育期」就讓它亂嗎？

答：有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而且，這段期間我們也不是什麼法律都沒有，還是可以依法制裁。

問：對於集會遊行法，你認為應包含那些內容？制訂時應注意那些原則？

答：我國目前的特殊情況——台灣地狹人稠，交通、環境很容易受到影響——值得考慮；像「六一二」才幾百個人，台北的交通就癱瘓了。

所以在規劃時，對於參與的人、事、時、地、物，應該做周密的規定，以保障一般民眾的安全。

就原則來說，目前各國採取的無非許可主義或登記主義。登記主義對我們來說，似乎失之過寬；但如果採取許可主義，我們也要有一些客觀標準，規定除了某些特殊情況，否則應一律許可；也可以像國外一樣，對不同情況訂出但書。譬如政治性濃厚的活動，治安機關可多派糾察。

參與責任也應有所規定。例如沒有經過登記或許可的街頭活動，警察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超過預訂時間、路線，攜帶危險物品……等應受處罰。法律責任應包括刑事上、行政上，甚至民事上的。

一般國家對街頭活動多沒有民事責任的規定，但我認為台灣地狹人稠，只要稍微弄一弄，可能把人家玻璃打壞了，把公共設施破壞了；如果都不負責，很不合理。因此應該讓發起人或領導人負某種連帶責任，當沒有辦法追查是誰肇事的時候，他們擔當賠償之責。

此外，記者的自由和安全要特別注意，因為除了警察的蒐證，記者的記錄也很重要，可幫助司法機關做判斷。所以街頭活動的參與者，也應保護記者的自由和安全。

問：你曾提出劃定遊行禁制區的建議；從民主的角度來看，在立法機關外示威有什麼不對？

答：遊行禁制區的規定，許多國家都有。在中樞機關之外示威，和我們憲法的精神也不合。

無論參加遊行的人有多少位，和全體國民比起來，絕對是極少數；這些極少數如果在國會、行政機關前遊行，而影響了決策，並不合民主政治的精神。

集會結社是一種言論自由的表達，但這權利並不是可以擴張到決策機關非聽他的不可；正常的管道是透過代議士選舉，進入國會直接參與決策；行使集會、結社權，主要是對公眾訴求，影響輿論，最後間接影響政府機關。

問：除了活動的地區外，現在國內的街頭遊行，在本質和形式上與歐美民主國家有何不同？

答：有一個最大的不同——以德國來說，多是利益團體或自發性的團體出來；政黨比較少。政黨通常都經由國會的管道，去充分表達意見。我想這是因為利益團體的顧忌比較小，大家也期待它的角色比較「衝」；而政黨的顧忌比較大，它不太輕易出手，一出手就一定要成功。

第二，這些人很少直接向政府機關訴求，因為向政府訴求也沒什麼結果，所以要訴諸一般人的同情。為了得到大眾同情，他們必須考慮表達的方式，不會做到讓人嫌惡的地步。

我們這邊一連串的事件都是直接包圍立法院或市政府，根本不管一般人怎麼想，直接「打」決策的機關。這是比較畸形的現象。

問：你剛剛提到記者的自由和安全應受保護；那麼民眾呢？是不是也有保障生活安寧、便利的權利？

答：當然有。這將來制訂集會遊行法時在立法技術上有二種方式，譬如放在一般規定，限制幾點鐘以後不可以活動；或是授權警察機關依不同狀況分別處理。不過對於造成交通不便、混亂，圍觀的民眾也應負一些責任，所以最好儘量克制自己的好奇心，免得對公眾秩序造成更大的妨礙。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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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日在立法院門口，警察人員堵成一道人牆，阻絕兩邊立場迥異的示威者，以免再生事端。（聯合報資料中心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