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權優先」？違憲！
「惡法不除，女性永遠翻不了身！」民國七十七年創立「晚晴協會」，以過來人的經驗輔導離婚婦女的施寄青，看盡了丈夫有外遇、婚姻不幸福的婦女，卻因為法律上對夫妻財產權、子女監護權的不合理規定，怕離婚後一無所有，只有忍氣吞聲，活得不快樂又沒有自我。
除惡法的希望，本來還是寄託在公權力身上，不過官方的答覆卻是民法要從「債權編」等重要篇章優先修訂起，要修親屬編？對不起，恐怕要等上十年！
政府十年，在民間就是多少婦女年華虛度、度日如年，婦女團體不能等。因此從七十九年起，婦女團體就主動展開修法工作，除了在兩年前首次提出定名為「新晴版」的修正草案外，為了拉抬聲勢，引起社會注意，去年九月，婦運團體又結合立委與律師，演出了漂亮一擊：直接聲請大法官釋憲。
「在聲請釋憲前，我們曾經估算過時機，最後決定趕在第五屆大法官下台交棒前，以『願不願意把握最後機會，留下一個擲地有聲的歷史紀錄』為訴求，請他們支持我們，替婦女除害！」身為律師的「婦女新知基金會」現任董事長尤美女回憶當時動機。
釋憲結果，大法官裁定內容為「當父母對親權行使意見不一致時，由父行使」的民法第一○八九條「違憲」，必須在兩年內廢止。婦女團體獲勝，法務部開始積極修法，這一次的釋憲案成了「改變婦女命運的關鍵一擊」。
往前推溯，婦女團體的戰果還不只如此。
無中生有立新法
在立法院堆積如山的待審法案中，被工商界抨擊為「亡國惡法」之一的「男女工作平等法」，在社運界中地位特殊。它的立法過程頗有創意，開了許多先例，尤其應證著幕後推動的婦運團體的不凡功力。
說起這部草案的緣由，一九八五年聯合國在奈洛比召開「婦女十年」大會，要求會員國明訂保障婦女就學就業的「婦女條款」，我國卻因為已退出聯合國，不受約束而落居國際潮流之後。
「既然政府沒辦法顧及，那就民間自己幹吧！」早在民國七十六年就曾遞送「職業婦女的共同期望」公開信給台塑企業集團負責人王永慶的婦運團體們，目睹了許多女性因結婚、懷孕而慘遭解雇，僥倖留在職業市場的，又常夾在孩子與工作間心力交瘁。在為個案不勝奔走之餘，興起了「何不自己來立法？」的念頭。
立法，在戒嚴時期幾乎是行政部門的專利。消基會等社會改革團體成立後，雖曾催生一些法案，或在已有的法案基礎上提出修法意見，但不依賴政府，完全由民間自己出錢出力、「無中生有」的，「男女工作平等法」是首創先例，彰顯了人民立法權的實踐。
這份草案，經過婦運團體三年多的琢磨，於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在卅九位兩黨立法委員連署下，送入立法院，破天荒地打破了當時朝野兩黨立委絕不共同連署法案的不成文慣例！在此之前還有一個小插曲：它也是第一個在進入立法程序前，曾經舉辦過多場正式公聽會的法案；一年後勞委會跟進，提出相對法案，也是以這份婦運版本為藍本。
在工作平等法研擬的漫長過程中，「養育下一代是國家社會共同責任」的觀念開始逐漸成形，然而在此之前，類似的說法真是聞所未聞：女性員工要生孩子是她自己的事，怎麼能強迫老闆也付出代價？！法案或許在工商團體壓力下不易通過，但打破傳統的新觀念，卻已深植人心。
「回想起來，我們真的是在寫歷史！」尤美女既欣慰又感慨。
婦運坎坷路
立法、修法，顛覆舊觀念，提出新口號，這幾年婦女改革團體的活動一波接一波，令人目不暇給，也令在父權結構庇蔭下生活了幾千年的眾男士膽顫心驚。例如雛妓問題，原本不過是「風化禮教」範疇，如今卻成為「惡質男人對未成年女性人權的踐踏」而被視為無可寬宥；「法不入家門」、挨丈夫打的老婆無處去，本是社會普遍存在卻無人願意深究的禁忌話題，卻因「鄧如雯殺夫案」爆發，婦運團體窮追猛打後，開始了「婚姻暴力防治法」的研擬。
然而，翻開解嚴前後出版，討論台灣新興社會運動的書籍，當時的婦女運動在強勢的消費者運動、環保運動襯托下，前景並不被看好；事實上，回顧婦運歷史，也確曾有過曇花一現的失敗經驗。
說起來，國內的婦女社團歷史悠久。早年婦聯會、婦工會，由官夫人輕車簡從的各地勞軍、義賣，為當時單調嚴肅的社會提供可喜的調劑和點綴。然而那時候，沒有「婦女運動」，只有「婦女工作」，雖然關懷社區生活、救援困苦婦女，也是婦女工作的一環，但基本上，婦女被認定應該任勞任怨，以身為「男人作戰的後援、社會安定的力量」為榮。
女性這種「第二性」的定位持續了二十年，直到民國六十年初，當時執業律師的現任民進黨立法委員呂秀蓮引進西方的「新女性主義」，才算在古井中蕩起微波。不過婦女運動曙光乍現，旋即又因為呂秀蓮捲入「美麗島事件」、被捕入獄而沈寂下來，甚至較以往更成禁忌。
早期啟蒙者的政治波折，只是婦女運動發展的難處之一，更根本的原因還在於「婦運挑戰改革的對象——父權體制，未免過於龐大」，施寄青指出。
賢妻良母不讀書？
換句話說，這是一半人口向另一半人口進行的抗爭，既不同於消費者運動要對抗的是有限的不良廠商，也不同於無住屋者、殘障者等特定的弱勢族群要求體制照顧那般單純明確。即使在歐美等國家，女權思潮也幾經轉折，至今仍然紛紜歧異。難以釐清的複雜性和爭議性，無疑影響了婦運的行動力。
另一個影響行動力的因素，則是套在婦女身上的傳統桎梏。
十一年前，前主婦聯盟董事長陳來紅在社區內成立「袋鼠媽媽讀書會」時，發現不少會員有心參加，卻在丈夫橫加阻撓下，勉強犧牲自己的求知渴望，回家做一個「顧家」的好太太、好媽媽。而將婦女形容為「關在家裡，沒有經濟力和社交力的最弱勢族群」的施寄青更直言，當初要鼓動從來不講「自我」的婦女們挺身出來為自己爭取權益，真是得使出各種招數，用求的、用拉的。即使現在，當她在演講時，為了吸引不懂政治法律的歐巴桑們，她還不免先搬出「痛罵負心男人沒良心」那一套，最後再「圖窮而匕現」，帶出民法親屬編的修法主題。
客觀因素不利婦運發展，然而一九八二年，在美國亞洲協會贊助下成立的「婦女新知雜誌社」，卻在淡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李元貞帶領下，以驚人的韌性，為婦運奠定穩固的基石。
突破「帽子」，扭轉形象
比起社運界另一個「元老級」團體——資源充足、正當性穩固的消基會，「婦女新知」的成功得來更艱辛。在手腕運用方面，婦女新知溫和理性與潑辣刁鑽並用，也是社運的另一種典範。
「我們總是先多方考慮、準備充分，然後在時機來臨時，奮力抓住！」尤美女溫婉的語調中透著堅決。
婦女新知一炮而紅的關鍵，是民國七十三年婦女節推出的「婦女性騷擾問題」問卷調查。
「那個時候，婦女新聞只是花邊點綴，只有每年的三月八日婦女節這一天，報紙才會應景式的多留一點版面給婦女。我們就抓住這個機會，特別設計了一個符合媒體口味的——聳動的、前所未有的、還帶有漂亮數據的題材，希望能攻進媒體版面」，尤美女回憶。
這個方法果然奏效。報紙之外，三家電視台也跟進報導，一吋一吋地打開這種禁忌話題的討論空間。不過尤美女自此見識到媒體炒作的威力：「把那麼一篇粗略的問卷調查炒得像權威一樣，還真把我們嚇壞了！」
有了這次經驗，每年婦女節，婦女新知都會推出不同主題的造勢活動，吸引媒體，強化訴求。
對當時在女權理念上獨領風騷的婦女新知來說，明顯的迫害「反挫」不曾發生，但「扣帽子」壓力還是有的。留著標準婦女新知式的一頭短髮的尤美女，回想起來仍然啼笑皆非：「很多人認定，去搞婦運的女人都是家庭破裂的、被遺棄的；要不就是男人婆、醜女多作怪……。不光男性這樣醜化我們，連許多女性也這樣想。」
成見所及，婦女新知不管在吸引雜誌新訂戶或召募義工上，成績都不理想，幾次在倒閉解散的邊緣掙扎，更曾夾在強調「女性主義」理念、或是選擇幫助女性的「實務路線」中進退兩難。
婦運底線何在？
對大部分單純保守的婦女，女權理論的確過於高深遙遠，無法解決許多被遺棄、或被虐待婦女的燃眉之急，所幸婦女新知成立之際，第一個民間自發性的婦女支援組織——以輔導離婚婦女走過身心劇創的「晚晴協會」前身組織「拉一把」也差不多同時成立。其後從婦女新知的領導群中，又分別支援幾個後起的實務機構，譬如以救助未成年從娼少女為宗旨的婦女救援基金會、以環保及教育為重心的主婦聯盟，加上有關雛妓救援、女工權益促進等周邊「友團」，一步步構成一張密實的網絡。
有了這張網絡，任何一個團體抓到一個切身議題後，其他團體都會聲援造勢。五月間宣佈參選下屆總統的施寄青強調，「團結力量大」，平時大家各司其職，有事時則聯手出擊，加上「女性學」研究在各大專院校展開後，吸引了不少年輕而高水準的新生代加入，婦運的發展也就在理論與實務兼具、中生代與新生代攜手的情況下，逐漸壯大。
然而，在立法修法工作上多所斬獲、在尋求社會公義及兩性平等上也廣受肯定的婦女運動，是不是仍有其挑戰的極限？答案顯然是有的。五月間女性學會在台大女生宿舍放映A片，緊接著婦女團體在大安森林公園舉辦「女性情慾自主」活動，媒體上都是貶多於褒，還有不少學生家長——絕大部分是媽媽——投書指責。顯見在「社會改革」的正當角色之外，社會對於婦女團體較激進的女性性解放主張，仍有著深深的疑慮。
或許正如尤美女的解釋：「改革團體本來就要扮黑臉，要大膽往前躍進，再讓社會慢慢跟上來。」已經化很多不可能為可能的婦女團體，還會往哪些方向突破？突破到什麼程度？值得拭目以待。
〔圖片說明〕
P.45
前年為反雛妓而舉行的華西街慢跑活動，是婦運團體的一次盛會。
P.47
在教改遊行上，下屆女性總統候選人施寄青的出現，引來不少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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