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伊始，不禁使我回想起一九九五年。

這一年，有一大半的時間我是在國外度過的。這一年，我重新認識了自己，重新修正了我的世界觀，如今儘管回到了維吉尼亞州，遠遠地離開著台灣，這些事對我依舊有著深刻的影響。這一趟旅程，彷彿是完成了一段循環──母親在雙十年華離開台灣，如今我倆相偕回鄉，我也已年過二十。

十一月，一個陰雨的夜裡，我踏入一個全然陌生的世界，種種新奇的景象與聲音圍繞著我，這是一個嶄新的開始──我下了決心前去一個完全使用中文的環境，追求我對中文的熱愛。然而，我的律師生涯方起步，這樣做，無異是將自己的事業前途置於險境。「冒這樣的險，值得嗎？」我自問。

在威廉與瑪麗學院(the College of William & Mary)念大學時，我就開始孜孜不倦地鑽研起中文。說來諷刺，威廉與瑪麗學院成立於一六九三年，正值英國的威廉三世與瑪麗女王當政時期，學院設於維吉尼亞州小鎮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是美國獨立時代重要人物與事件的發源地，我卻在這樣一個充滿美國歷史與鄉愁的地方，對父母的語言和孕育他們的中華文化，升起了不可抑遏的渴慕。

早些時候，也曾有過學中文的念頭，卻因成長時代遍尋不著中文教師，經商的父母一來終日忙碌，無暇他顧，二來因為期盼我們的英文能力能高人一等，希望我們心無旁騖地學習英文，因此我學習中文的願望始終無法實現。我的確感念父母親對我將英語視為母語的栽培，畢竟在美國當一名律師，能夠以英語雄辯滔滔是不可或缺的首要條件。然而不能說中文，不能了解其他的親人或中國朋友背後那段故鄉的故事，卻始終是多年來的遺憾。直到最近，我才終於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我與世界上其他的中國人間的牽繫。

每當憶及母親所述說的童年故事──那日據時代艱辛困苦的日子──我禁不住要慶幸自己和妹妹能夠在美國成長。當年母親揮別摯愛的人與土地，離鄉背井到異地重新開始一段新生活。當我揮別自己的家園，動身前往母親的故鄉時，恍惚中彷彿也懂得了母親當年的感受。

嘉義：新鄉還是故鄉？

回到母親的故鄉嘉義，在父母的母校師範大學念中文，整個世界剎那間不同了。過去我所認識的世界，是個沒有中國人存在的城市，我可以說是當地唯一的華裔美籍律師。自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我乘坐的飛機飛抵中正機場，一切都改變了。自這一刻起，我開始遇見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的親戚、我父母的朋友，以及那些來自世界各地、齊聚一堂一同念書的同學。

在台灣，我經歷了許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見識地震、第一次參與防空演習──同時見識到了台北市如何在演習時成了一座空城（難想像吧？）還有第一次用中文寫文章和演講，第一次參加了完全以中文證道的基督教禮拜，第一次在桃園吃火鍋、吃年糕、拿紅包過年，第一次參加傳統的中國式婚禮，還有其他許多、許多的第一次……

在台灣，人們以馨香的好茶招待我，用牛肉麵、烏骨雞招待我。從前只能在歌曲裡聽說的阿里山，如今我親身遊歷。阿里山高高聳立雲海中，清幽美麗，山上生著奇形怪狀的樹，彷彿是自溼地中伸出的象頭，還有許多不同種的杜鵑花，白的、粉紅的，迤邐覆蓋著十一月的山頭。

其他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件還包括了圓山飯店屋頂大火的現場報導、李登輝總統啟程赴美的現場報導，還有監察院外，在我恰巧經過的一個漆黑夜裡目睹的絕食抗議，現場高舉著的是在台中衛爾康大火中罹難者的黑白照片。

在父母親的記憶中，這塊土地上，電話、電視和電冰箱都極為罕見，室內也都沒有自來水設備，土地利用仍以耕作為主，主要交通工具仍是腳踏車，而非汽車或摩托車。經過了台灣經濟奇蹟的洗禮，這一切都不同了，如今，台灣生活中有著種種舒適的現代化設備，當然也有著現代社會的許多弊病，諸如毒品、青少年暴力與環境污染等。

鉅變中的堅持

獨自居住於台北，我也一點一滴地慢慢了解了台灣人的想法與行為。工業與科技都急速發展的台灣，仍有著西方人視為不科學或甚至迷信的方面，比如有些老板在雇用新員工前先探問應徵者的血型以判斷他的個性，看手相、看面相的風氣也依然盛行不衰。

身為一個美國律師，自小生長於民主國家，在我個人認為是全球法律制度最完備的地方執業，能夠有機會見識到另一套政治與法律制度的運作，是怳孺笆B的。我的叔公和他的員工替我找到了進入立法院的方法，協助我了解台灣如何由威權政治轉化為三黨政治，而仍然在劇變的陣痛中掙扎。我了解到美國人能夠生活在一個親屬法、勞工法完備，而殘障人士擁有平等公共參與權的環境，是何其幸運的事！

然而，我仍然為台灣的公職人員為增進人民福祉所做出的無私的奉獻深深感動。人們針對輻射污染、健保制度、防火規範等議題提出的公開批評也教我印象深刻。

了解台灣與美國兩地不同的政體、文化與語言，對我事業上目標的達成起了相當的助益。我期望成為這兩塊土地上的一份子，期望參與他們的發展與興盛。如今的我在華盛頓國會山莊得到了工作，也向我的目標更邁進了一步。

三十年前，我的母親在美國建立了家庭。三十年來，台灣發展、蛻變，但家族情感之深、工作與學習倫理之重，卻是永遠不變的，這些，也正是推動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曾自問：「冒這樣的險，值不值得？」如今，我可以大聲地回答自己：「值得！當然值得！」 □

（彭玲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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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愛玲（右二）回到台灣，重新認識故鄉的人、事、物，身為律師的她認為這一切都是值得的。圖為她在校園中和同學一起留影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