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大學時代開始算起，我的青年期應該是在民國九年至廿年左右。這段期間也正是中日廿一條協定、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東征、北伐……等內亂外侮交互蜂起的時候。

念書的時候，我對自己很有信心，並不憂慮外在環境的紛擾，心裡總想：只要把書念好，將來對國家一定會有貢獻。這種不操心的心理很有「船到橋頭自然直」的意味，但這也不是聽天由命、閒散度日。那時候我對自己的要求很嚴格，每天都安排了一定的進度，給自己足夠的知識訓練，而且絕對做到。回想起來，當時大學的課外活動沒有現在那麼多，較有更多的時間來鑽研學問。那時候讀書的心態，百分之百是為「學問」而「問學」。

比較起來，現在青年人的讀書動機就複雜得多，諸如方便就業、學位證明、炫耀……等等，看來難免急功近利。

我還聽說，有些大學生為恐畢業前無法直接考上研究所，將面臨二年兵役，於是就在最後一學期故意將一科必修的「營養」學分給「當」掉，以便從容地在「畢補」（留級）的這一年內，加強考研究所或申請出國的準備。我以為這種功利的求學態度，在基本觀念上就有問題，將來到社會服務也難保不會投機取巧。

也有人說，這是社會要求文憑、學校要求升學率、家長要求面子……等一連串要求下，必然產生的結果。青年人的壓力似乎也不小。無論如何，從整個社會進化過程看來，這絕對是個可憂的現象。

特別是近十幾年來，這種功利的心態似乎更加嚴重。這也反映出另一個結果：廿年前，臺灣留學生在國外的成績多十分優異，然而現在許多朋友都來告訴我，如今臺灣留學生的素質已不復當年，有些學生頻頻轉到熱門科系，也不好好念書，幾乎成為不受歡迎的對象。

最近，我和我的同事們也覺得大學裏很少對學問真正有興趣的人，程度自然也不如理想。其實程度不好，只要肯下功夫，都還有救，最怕是做學問的態度不負責，存心混混，就一點希望也沒有了。

但我以為癥結還是在大環境上。有希望的青年是從小開始培養的，在家庭、學校和社會教育都獲得改善後，我們才能夠期望會有好青年的產生。

一棵壞樹永遠無法結出甜美的果實。

找我這個七十歲的老頭子談青年？！好吧，我很喜歡同你們年輕人聊聊，可是千萬拜託別登出來。我這個人一說真話，就要得罪別人。

年輕的時候嘛！我跟現在的學生們一樣，反叛性強得很。老實說，我還給揚州中學開除過。當時揚州中學可是省城內最優秀的中學，至於怎麼優秀法，也和現在差不多——功課緊、「升學率」第一。有天我跑去告訴教務長說：「你們的教育只為升學率，只為保持校譽，根本沒有好好啟發我們！」結果我自然被開除了。

好在那時候地大物博，進大學也不難。後來我考上了武漢大學，念工程。從小我就偏好科學，那些文縐縐的東西我搞不來，更坦白說，簡直是一點文學修養都沒有。大學裏學風非常自由、研究的風氣也盛。畢業之後，我出國念書，然後理所當然地回國服務。開始工作的時候，我從助理工程師幹起，而後副工程師、正工程師、總工程師、主任、副廠長。我廿九歲當了廠長，算不算「年輕」啊？

廿九歲當廠長可有秘訣？我想想，其實，從大學時代到畢業做事，我唯一的法寶只有二個符號，這是我的小學老師龍德遠先生教我的：第一是∵（因為），其次是∴（所以），就這麼簡單。有了清晰的因果邏輯，思考、決策，無往不利！再加上年輕人的熱情、體力、衝勁，什麼事辦不好？

所以我最喜歡年輕人。我辦中鋼的時候，全廠平均年齡是廿五歲，我給他們足夠的權力，分層負責。當時，一個廿出頭的小伙子，可以決定千萬元的帳面，他們怎能不用心？當然也有不少人緊張得放不下手做事，怕錯！我就告訴他們，如果要比誰犯的錯誤最多，那全廠一定是我趙耀東排第一。什麼叫經驗？經驗就是做錯事得來的教訓嘛！我叫他們儘管去做，錯了，有我。後來他們都知道，我最愛說的話，就是：「Let's try,why not?!」

青年人最可愛了！有挑戰就有回應。當然，放手讓他們做事，給他們挑戰，並不是把招來的兵，硬推到戰場就可以打勝仗，要先好好訓練。我也不諱言，大部分大學剛畢業的青年人來我廠裡，多半有個通病：你規劃好的事，分給他執行，他可以很認真、很快辦好；可是一旦叫他自己去策劃、研擬，那就傻眼啦。可憐哪！年輕人不會思考。所以我在中鋼成立之初，光是職前訓練，就花了六百萬美元，然後經常溝通交談，碰到一個人談，二、三個也談，一百個也同樣談。年輕人的可愛就在這兒，肯學、可塑性大，後來個個能挑大樑！

有人說「一代不如一代」？我倒覺得現在的青年人很苦悶。以前我們那時候，地大物博，各遂其生；現在競爭這麼激烈，偏偏他們都沒有受到好訓練。上一代教年輕人，還是陳義過高，用老的一套，每個人都做不疾不徐、揖讓而升的聖人，結果一進社會——這個講效率、要競爭、一日千里的社會，不傻眼了？

還有我們中國人只要一說到「競爭」二字，就想到「急功好利」。老實說，誰不想發財，我想，你想不想？誰不喜歡當部長，我還蠻喜歡，你喜不喜歡？只要不違法、不侵犯別人的權利，為什麼不可以急功好利？現代社會就是要競爭，每個人在競爭，國家也在競爭，為什麼不肯急功、不要好利？中國人最喜歡叫別人都去做清心寡慾的聖人，叫別人去守法，所有好處就是自己的了。

問我到底喜歡什麼樣的青年人？我最喜歡積極、熱忱、主動、勇於任事的孩子，即使他們經驗不足，好好教育，假以時日，必成大器。我最不喜歡食古不化，不懂得適應環境的人，年輕人如果沒有了可塑性，就不算「青年」啦！

民國廿年代，我在北平念中學，這時正是北伐完成，政治進入訓政的時候，全國各地展開經濟建設。我一直相信「衣食足則知榮辱，倉廩足則知禮義。」的說法，認為國家之所以積弱不振，是因為長期停滯在農業階段，工業經濟無法開展的緣故。

民國廿四年，我決定投考北京大學經濟系，希望將來能以所學替國家做些事。這種發自「使命感」的擇系動機，我相信是當時大多數青年的共識。

當時的政治狀況雖然十分複雜，但一般社會生活習慣仍舊傳統而保守。父母教育子女總是強調德行為上，學問次之。

青年們在一起除了念書外，頂多到郊外走走，看場電影就算是高級享受了。因為如此，青年在學問上花的時間較多，也比較紮實，這可能就是當年文風鼎盛的原因之一。

回頭來看現在的臺灣，經過卅多年來的努力，衣食倉廩都已不虞匱乏，但為什麼年輕一代在感覺上似乎對家國的責任反而淡泊了呢？我想這和社會環境與教育有很大的關係。在以前，知識訊息來源沒有今天快速、龐雜，年輕人可以「細嚼慢嚥」、知所抉擇，然而現代青年在資訊爆炸的今天，幾乎無暇分辨好壞，只有囫圇吞棗，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觀念。

現在的父母對子女的教育，似乎也不同於前，他們往往只要求子女以考上好學校為首要目標，學問次之、德行更次。問題是好成績和好學校並不代表好學生、好青年。升學主義和社會過度追求物質的結果，青年人對國家、對社會整體的關心程度於是減低；求知目的也模糊了。

我希望青年能在汲取新知之餘，也好好體認我們民族優良的品質，諸如「誠」、「敬」等德行，無論待人、任事、處世，都抱著敬業敬人的態度，相信小至個人的修養，大至整個社會的秩序，都會因之改善。而具備這種修養的青年，也才是前輩們願意交棒的對象。

我畢業於一九四八金陵女大中文系。在民國卅、四十年代，一般青年能有機會讀書，是非常幸福的事，至於女孩子，那就更難得了。

如果要拿現在的年輕人和我們當年比較，可真是不一樣。因為整個時代背景和生活步調都不同，其間差距不算小。

我們那時候的青年，有辦法的就讀書去了，要不就安安穩穩從小學徒或小職員幹起。

由於當時讀書人並不多，大學畢業生就是天之驕子，絕對能找到一份不錯的工作，因此大家在念書的時候，很少想到就業問題。尤其是我們這些天之驕「女」，整天只幻想「成名」，希望將來當赫赫有名的「文學家」、「作家」，但似乎沒有人真正有什麼「具體行動」。在我看來當時的青年人比較幼稚單純，不像現在的青年能幹又老練。

還有一點比較不同的是，當時國家的境況艱難、物質匱乏，青年人對國家受到的侵略和恥辱有較深刻的體認。現在的青年在富庶安樂的社會中，比較難理解國家的處境，表現出的關懷也就少些。

常有人說現在的年輕人很「油條」，也有人說他們「活潑」，更有人說他們「現實」。我的觀察是，現在的青年都比較會為自己的前途「趁早打算」，這也是因為他們所處的社會，本來就現實；在人口壓力和競爭如此激烈的時代，青年人不實際、積極，為自己打算的話，可能立刻會被淘汰。何況大眾傳播成天宣揚「大企業家」、「大富翁」的成名和致富過程，青年自然起而效之，早早衝刺，不像我們當時，訊息來源少，大家只知道讀書，頂多作作「文學家」的白日夢。

或許也就因為在這樣激烈的競爭下，青年人的責任感和協調能力較弱。我常和青年提起一個故事：有個年輕的水手，每天在船上操舵，整船的安危繫他一身，某日船長叮囑他：「今天你可要掌穩舵，船上有貴賓來。」年輕水手回答說：「請你放心，我自己也在這條船上呢！」

如果青年人能記得，自己其實就是團體的一部分，團體得利了，自己也同時受益，那麼為什麼不時時對團體負責，樂於協調配合，做個「急公」也能「受利」的青年人呢！

我的青年時代是在軍中度過的。

民國卅五年，抗戰勝利後不久，國內的局勢仍然很不穩定，許多年輕人紛紛放棄學業，參加政府成立的「青年軍」。我從小就對讀書沒有什麼興趣，因此也趁著這次機會和學校生活做個「了斷」，重新去開創新生活。這年我十六歲。

也因為年輕，這個決定多半只是一時的衝動，至於自己的前途和事業究將何去何從，仍舊茫然無知。好在當時「青年軍」中，有許多投筆從戎的優秀學生，他們一空下來就不忘讀書，經常就寢時間過後，還挑燈苦讀。這對素來不愛念書的我，刺激很大，後來也隨著他們讀了不少書。至於後來走上演藝事業，也是當時意外的機緣。

卅六年秋天，我一時好玩參加軍中康樂隊，在河北省馬駒橋演話劇。由於當地居民百分之九十是回教徒，我們臨時排了一出漢回聯合抗日的故事，我扮演一名「漢奸」，由於野臺戲擋不住外頭的風，正該我說臺詞的時候，舞臺上一幅佈景突然被風刮了下來，老演員正擔心我如何圓場，而我居然一面說臺詞，一面從容地撿起、掛好，臺下的觀眾還以為這是劇情的一部分呢！

事後大夥都誇我臨危不亂，能隨機應變，而我也由這次事件發覺自己蠻有演戲的慧根，決定試著朝此發展。這個十七八歲時下的決心，就讓我執著不悔地走了幾十年。

現在的演藝圈中，大部分也是年輕人，我經常和他們談天、共事，我發現青年的熱忱、衝勁和對事情的專注，比起從前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我們的社會常會因為少數特例，而以偏概全，忽略了大部分敬業、用心的人。

其實青年人多半很可愛的，只要給他們適當的引導，通常都能得到滿意的回饋。以捐血為例，就我所知，能慷慨伸出手來的，大多數都是年輕人。

因此，在要求年輕人之前，我經常會提醒自己給他們一個好榜樣。

我十六歲那年，正是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期間，青年在高中畢業的階段，必須接受「上山下鄉」的勞動改造，沒有選擇工作或升學的權利，只能按照指示，到僻遠的地區「安插落戶」，擔任粗重的農事工作。

「文革」期間，青年的出路以當兵最好，一來可以逃避下鄉落戶可能回不來的悲劇，二則退役後可以輔導至城市工廠中工作，生活較有保障。

但是當時的青年要當兵的話，並不容易，除了要調查政治背景，還必須有門路，才有希望。我父親是鐵路工務段的支部書記，我很僥倖地通過了審查，當時我的家鄉浙江金華大約只有兩人得到這個機會，我就是其中之一。

大多數青年的命運就沒有那麼幸運，他們都必須接受三至五年的勞動改造，沒有特殊表現而想調回城市，機會少之又少，升學更是不可企及的夢想。在這種情況下，人人抱怨「生不逢時」。

這二年，我參加了許多次大專院校青年座談會，青年給我的印象是開朗活潑。而且，他們不但可以自己決定是否參加座談會，不想聽了，還可以中途退席，真是自由得很。

物質方面，這裡的青年人也很享受，我常看電視上的綜藝節目，觀眾只要答對題目，就有獎品，這在大陸物質普遍缺乏的環境下，簡直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我以為這種差異並不是兩岸青年的本質不同，而是整個社會制度所造成的影響。

現在我就讀於政治作戰學校政治研究所，最初我對繼續升學並無把握，但是我努力地讀書學習，仍可以依自己的興趣來發展。這對臺灣的青年，可能是件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訴你，這對大陸的青年而言，卻是不可能的。

能在自由的環境中成長、競爭，我對未來充滿信心。

趙耀東。（鐘永和）

葉曼。（鐘永和）

丹扉。（鐘永和）

孫越。

吳榮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