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年過40的黃哲斌，準備踏入婚姻。還擔心著能否適應倆人生活，突如其來的小生命一下讓單身的黃哲斌走入了三人的家庭生活。「我都還不確定能否適應婚姻，一下就從一人跳級到了三人生活。」黃哲斌說。

未在書中道出的猶豫，並未阻卻黃哲斌成為父親。當了9年爸爸的黃哲斌表示，「還好出乎意料地適應與享受家庭生活」。大學同學眼中的「匪類」、太太袁櫻珊口中的「瀟灑少爺、兇猛生物」的黃哲斌，自此變成「合格奶爸」，踏上這場驚喜與奇幻旅程。

黃哲斌在孩子身上猶如看見童年的自己。升格為人父的他，終於懂得當年的母親，於是提筆寫下穿梭於兩代的家族之書《關於父親這回事》。右圖為黃哲斌長子黃大寶。

「看著眼前軟綿綿的東西，不斷吐出泡沫，像是外星人；每3個小時起床一次的半夜餵奶生活，像是當兵站崗站哨……。」種種新奇與喜悅的經驗，讓時任中時電子報編輯的黃哲斌在部落格笑淚交織地寫下「奶爸日記」。

初為人父的手足無措與慌亂，讓黃哲斌不禁開始想起自己的童年，並思及年少時期亟欲逃離的母親與家族。

一面迎接兒子成長，另一方面母親卻急遽地衰老。1995年，母親中風病倒，讓長年離家的自己與弟弟，意識到母親可能隨時撒手人寰。這場「意外的非自願陪伴」，拉近兄弟倆與母親的距離。升格為祖母的母親，也在新生命到來後，樂於說起自己的童年，吐出許多黃哲斌不曾知曉的過往。

受到前輩作家夏瑞紅書寫阿嬤、楊索書寫父親，以及陳柔縉出版《人人身上都是一個時代》的啟發，黃哲斌決定寫下母親，透過親子與家庭關係的互動，折射出時代的片段，找尋世代的集體記憶。「說起來，發生在黃家的平凡故事，在那個時代的家庭裡，都有類似的事。」黃哲斌說。

於是，黃哲斌開始拿起DV記錄母親；適巧接下中研院數位典藏計畫撰寫專欄工作的他，也開始零星寫下關於母親的一切。起初為了記錄孩子成長的親子書寫，遂和母親的時代記憶連結，成為一本橫跨兩代的「教養」之書。

「新生命的出現永遠是很大的觸媒，會改變了許多事。」黃哲斌坦言，若非孩子的出生，這本書根本不會出現，或者將必然成為另一本書。黃哲斌成為人父後，不斷從孩子瞥見童年的自己、又在父母身上望見如今的自己。「親族關係猶如一座鏡屋，鏡裡有自己、孩子與父母，彼此不斷折射、參照。」

因為身分的置換，黃哲斌多了點距離，以包容的眼光重新看待年少時與父母的關係，也更柔軟理解母親。「不論外祖父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父母親權威制式的管教，都是鑲嵌在時代下產生的行為與價值。」

面臨孩子的出生與母親的衰老，讓處於世代之間的黃哲斌望見未來，也憶及兒時與母親相處的過往。圖為年幼的黃哲斌坐在母親懷中。

成長於大稻埕迪化街一帶的黃哲斌，出生時即在外祖父重男輕女、傳宗接代的觀念下，改從母姓，成為母系家族裡唯一的男丁。因此，自小他便備受家族與母親的呵護與期待。著作裡幾篇〈啞吧媳婦〉、〈阿帕契式攻擊直升機〉的文章妙趣橫生，卻也透露出他在母親嚴格管教下的無奈與抗拒。

因為厭惡權威，高中時期的黃哲斌幾度以說謊、作弊、偷看禁書的叛逆舉動，反抗逃離；母親期許他繼承父親醫生衣缽的期待，黃哲斌則以聯考失利2次的表現來回應；當年因為母親攔截介入而夭折的青春戀情，則讓黃哲斌下意識反對任何形式的監控，這也讓走入媒體行業的他不時關注資訊自由、網路控制等議題，甚至進一步上升為「自由心靈」層次的追求。

直到作了父親，黃哲斌也不忘這樣的堅持。在兒子牙牙學步，被他戲稱為「半獸人」的孩提階段，黃哲斌不忘和太太相互提醒，孩子是獨立的個體，不應該將自己的意識強加於他們身上。

在父母「不可承受之愛」下長大的黃哲斌，一面小心避免重蹈覆轍；一方面則希望將母親教給自己的優良傳統，留給下一代。「父母親多半是某種程度的『修正主義者』。」他說。因為母親極度要求課業成績、全勤出席而痛苦萬分的黃哲斌，不再如此對待孩子，但對於生活品德的管教，黃哲斌則全然沒有退讓，尤其母親未曾言說的身教，更在他的心中留下影嚮。

他憶及，兒時曾與母親至大稻埕廟宇拜拜。上香時，母親不若眾人將香火插於正中央，而是特地放至後方香爐邊緣，不顧自己可能會被燙到，只為了方便其他人。這份念及他人的溫潤同理心，是母親留給他最難以忘懷的教育。

卸下嚴肅，黃哲斌陪著孩子嘻笑、玩樂，嘗試為身為5年級生的父母親勾勒出屬於自己的世代形象。圖為黃哲斌與妻子袁櫻珊和他們的兩個小孩。

夾處在上個世代與下個世代之間，形容猶如在五里雲霧中摸索的黃哲斌，希望為5年級世代的父親們摸索出屬於自己的形象。

他表示，傳統父親「強大偉岸」的印象在「爸爸出海捕魚去，為什麼還不回家？」、「媽媽早起忙打掃，爸爸早起看書報」的字句裡，顯得清晰明確。隨著時代演變，父親的角色正在改變，等到自己當了父親，「中生代的父親該是什麼模樣？」連黃哲斌也好奇。

於是，他重操記者本業，在周遭年紀相仿、同世代的好友：作家駱以軍、水牛書店店長羅文嘉與經營「小茉莉親子共讀」社群的朋友顏銘新身上，爬梳5年級爸爸的集體形象。

去年，出版著作《小兒子》，生動記錄與兒子嬉笑怒罵的駱以軍在書中形容，上一代的父母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孩子，於是立下家規作為一種結界、規訓與恐嚇，一旦孩子走出「框框」越界，就可能換來挨打。黃哲斌表示，上一代父母慣用的權威教育，實在是因為忙於謀生養家，無暇陪伴小孩下的結果。「因為沒時間陪伴，所以不懂得相處。」黃哲斌說。

因此，上一代的父母與孩子總是羞於啟齒情感，遑論身體擁抱。像是駱以軍和父親少有的身體接觸，多數是調皮搗蛋挨打留下的記憶；接下來，則是父親中風衰老躺在病床，為他擦拭身體的時刻；而袁櫻珊即使和父親感情和睦，卻直到長大後一次出遊，因為登高害怕不禁環抱父親，才留下溫暖的回憶。

但新世代的父親，不再一樣。因為子女教育由上海舉家返台、熱愛兒童繪本的顏銘新，為了滿足女兒的牙醫遊戲，可以坐在椅子上一個小時動也不動；總以媒體人形象出現的黃哲斌，在孩子面前常不計形象扮起各式角色，玩得比他們還瘋。以行動和言語表達情感、總是打打鬧鬧、以遊戲代替懲罰、肉麻兮兮地又親又抱，成為幾位父親陪伴孩子成長的共同經驗。「內在的意義是，我們這一代父親不再像傳統上一代猶如製造業的教養方式，而是客戶導向優先、滿足孩子需求的服務業教養。」他說。

黃哲斌表示，上一代的父母總是習慣鑄刻模型，再把孩子套進理想中的框架。像是兒時擅長讀書的自己就被放入「醫生」一欄，而喜歡動手作的弟弟，則被父母歸入「工程師」的職業選項。新一代的父母，不再替孩子選擇未來，而是鼓勵他們作想作的事。

向來由女性擔綱發聲的家庭教養，多了些爸爸的身影。對黃哲斌而言，這無疑是時代氛圍的正面轉向。他表示，上一代「男主外、女主內」的刻板印象，讓男性必須扛起養家的重責，家務工作則落在太太身上。像是自己離開工作、回到家庭照顧孩子的決定，在當年都可能蒙受他人的異樣眼光。

隨著一、二十年來台灣物質條件的改善，加上雙薪家庭的比率增加，社會逐漸容許接納父親的角色改變。「如此的轉變不用讓父母都在外奔波，容許男女、家務工作有互換的機會。倘若兩性平權是一項文明指標，這是件好事。」黃哲斌說。

穿透子女教養與過往的家庭記憶，黃哲斌坦言參照的對象是掌握家中大權的母親。在家中存在感稀薄的父親，以及他突然的不告而別，讓黃哲斌特別珍惜扮演父親角色的時光。「父母親是有保存期限的。」黃哲斌說。

年過半百的黃哲斌，自承教育沒有方法論，無意給予其他父母指導棋。透過這本書的書寫，像是整理了自己半世紀來的過往，也留下了屬於母親的片段，「若能讓讀者想起生命中的某個人，便已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