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月上旬,一項名為「中國文化研討會」的冬令自強活動,在台中東海大學展開六天的研習。學者專家所主持的十七場精闢演講,提供來自各校的百餘名大專學生一把開啟思想之鑰;學生們彼此的切磋,更開展了他們的視界,走出本門科系的侷限,能更周全地通盤考慮生活中的各個層面;更進而對歷史文化的傳承之責,有了一份捨我其誰的使命感。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這是明代知識份子憂國感時之作,也正是今年寒假期間,救國團在臺中東海大學所舉辦「中國文化研討會」的寫照。
就在大度山的斜風細雨中,十數位文、史、哲學方面的鴻儒碩彥,帶領一百多位來自各校的大學生,就民族文化出路與國家社會現代化的問題,展開為期一周、嚴肅而熱烈的研討活動。
這個活動,每年寒暑假由救國團、東海大學、省政府民政廳及教育廳聯合舉辦,並由東海大學哲學系師生負責主要籌辦工作,屬自強活動之一。也許有人要問:「中國文化」的研討,為什麼要由一般人眼中既玄虛又不切實際的哲學系來辦?「哲學」又如何能解決文化出路,引導國家現代化?

圖2:中央研究院院士勞幹也在會中以歷史觀點發表精闢演說。(李影)
闡述哲學與人生的關係
東海大學哲學系主任馮滬祥說:「一談到『哲學』,一般人總抱著敬而遠之的心態,以為它必是空洞無用的東西,甚至是你不講我還懂、你愈講我愈不懂的概念遊戲。其實,中國哲學,像老子、莊子、論語這些典籍中所闡述的思想觀念,無不與生活密切結合,並未離開生活『故弄玄虛』」。他指出,中國哲學本就是基於文化的哲學;而中國文化,也是極富哲理的文化。「舉例來說,中國人衣則長袍,崇尚自在;住則講究環山抱水,與自然和諧,都深具哲理。而哲學史上,不論儒、釋、道,無一不以國家民族的『大我』為依歸;這與西方近代著重追求『自我』,漠然無視整體文化問題的心態不同。此外,從孔子、孟子,一直到當代的方東美、唐君毅、牟宗三等諸位哲學家,無一不是深具文化意識的哲人,他們都是挑重擔的有心人,把各個時代的危機,一肩挑起,苦思文化出路,使得民族文化的命脈,得以承續不絕。」
馮主任說,正是基於這股文化使命感,中國文化研討會在民國六十八年創辦,聚集高中校長和哲學系研究生,展開為期一周的學術研討活動。「那年,牟宗三、梅貽寶、程石泉、劉述先、孫智燊、金耀基……諸位先生專程由國外趕回,學員反應十分熱烈。」
參加第一次研討會的高中校長,都以為這個活動值得繼續舉辦,並建議能讓高中教文、史、三民主義的老師來進修,以期作更大的傳播,影響更多學生。

圖3:學員們聚精會神地聽講,並記筆記。(李影)
給年輕人一把啟思之鑰
這個活動的聲名漸次傳開,近幾屆來,有興趣參加研討會的大學生愈來愈多,除大學哲學系學生想當然有興趣外,文、理、工、法、醫學院報名參加的學生,也愈來愈多。
「許多人指責年輕人只喜歡參加舞會、郊遊,不關心國事。其實多數年輕人對文化思想、國家前途並非不關心或沒有使命感,而是『有心無力』」,馮主任說:「因為談論文化思想問題,或是參與文化建設,必須有豐富的知識學養和良好的思想訓練;而目前國內普遍注重科技教育,忽視人文訓練,年輕人多半不瞭解當今的文化問題在那裡,自然也就不知如何去盡心、出力。」那麼,短短一周的研討會,就能使他們具備思考的能力和學養嗎?
「當然不可能」,馮主任說:「我們在六天研討過程中,為學員請來多位文、史、哲專家,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作深入淺出的探討,希望能給學員一點指引和啟發。對哲學系同學而言,這是一個能吸收各家所長,並對自己所學作一反省的機會;對非哲學系同學而言,則可在師長的指引、哲學系同學的幫助下,瞭解所謂文化問題包括那些內容?層次如何?該怎樣去接觸、去瞭解?讀書、討論、思考的方式和理則又該如何?……期能引發他們的興趣與關心,並給他們一把開啟思想的鑰匙。」
本次研討會也就是從這個出發點來安排課程,主要包括:哲學的用處究竟在那裏?科技和文明病有沒有必然關聯?宗教和現代生活關係如何?憂患意識與危機感有何不同?怎樣從歷史的眼光來看傳統文化將如何突破格局,又何去何從?……來自不同學校、不同科系的百餘名學員,與教授一起圍繞著這些問題,進行精闢的講解和熱切的討論。

圖1: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表示,東海大學有心要將中國文化的大旗插在大度山上。(李影)
以智潤思,以仁養智
哲學大師牟宗三先生在第一天以「哲學的用處」為題發表演說。
一開始,牟大師開門見山地說,哲學是「愛智」之學,哲學的用處是「以智潤思」,並「以仁養智」,期使自己成為一個發光體,能協助解決國家存續與文化出路的問題。牟大師說:「仁」在儒家有絕對的優先性,但如果只有「仁」,只做個「好人」,並沒有什麼大用處;必須「以仁養智」,以「智」來闊大之、豐富之,所謂「智及仁守」之後,我們才能成為光源,發光利人。
牟大師強調,主觀地為哲學而哲學,是少數專家的事;大多數人研究哲學,宜從國家存續、文化出路等整體問題上著眼。如果知識份子對時代文化、國家民族的問題沒興趣、沒感覺,又怎能解決時代問題?不能解決問題,就只有忍受災難。
他舉五四時代為例,當時的哲學系是最熱門的科系,但少有人真正站出來為國家說話,他們大搞「打倒孔家店」,似乎只要標新立異就可以自成一家;還有許多宣傳民主、自由、科學的人,自己也未必懂得那些,鬧了不少笑話。可怕的是,由於知識份子的膚淺,缺乏「以智潤思」的能力,使得當時社會讓這些「笑話」統治,讓「流行」造成災害,更使得馬克斯主義乘虛而入。牟大師指出,「光源」要對國家、文化有用,否則就是「鬼火之源」,如果還想用那一套方法治理天下,就必會擾害天下。
他並且指出,從新文化運動、馬克斯學說入侵中國,到目前臺灣實施現代化的歷程,是中國文化轉折的三個重要階段。尤其目前臺灣的現代化,將成為整個中國現代化的模型;知識份子要懂得記取歷史教訓,用心安正、理直氣壯、內容充實地為國家說話,否則哲學就沒有用處。

圖2:牟宗三先生在演講後與學員閒談。(李影)
哲學旨在指點迷津,安定人心
接下來的課程中,講員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為學員闡述哲學應如何關心生活。
曾昭旭強調,「事理圓融」是人生最高境界。他指出,只讓頭腦變成古今中外哲學家的跑馬場,並無用處,因為那些只是過去哲學家對過去經驗的凝煉,並不一定適用於現在。「理」(哲學思考)如果離開「事」(現實生活),便會枯萎;必須有能力分析反省現在的經驗,哲學才有用。
魏元圭老師也認為,主觀的哲學家,只是像蜘蛛在黑暗的角落織自己的網。哲學的任務,不在說明世界、改造世界,而應是關懷世界、安慰人心。哲學家必須走出象牙塔,關心時代、關心眾人,然後指點迷津,安頓人的心靈。
魏老師並從另一角度肯定哲學的用處。他指出,物理學似乎領導了這個時代,如今操縱人類心靈的,為物理實驗室而非哲學殿堂。希臘、古印度、中國的哲學,在機器面前似乎失色了,彷彿只有能改進物質生活的知識才重要。然而,科學能帶來幸福,也能帶來禍患。醫藥使生命延長,武器所致的傷害卻往往非醫藥能治癒。尤其人類貧瘠、焦躁、無奈的心靈,又能用什麼機器、醫藥來醫治呢?科學能使生活方便,但錦衣玉食、高樓華廈就算幸福嗎?他認為,唯有講求「安身立命」的中國哲學,培養老莊的生命情懷、禪的自覺、儒家的道德學問,才能解決人的心靈與精神上的問題。

圖3:籌辦人馮滬祥說:「明年暑假,歡迎海外留學生或華裔青年也回來參加我們的活動。(李影)
儒家思想與現代思潮並不相悖
蔡仁厚教授在「儒家思想與現代化」的講演中明白指出,儒家思想不但與現代民主、科學思潮不相違背,它的涵蓋面甚且更廣更深。
儒家尊重民意、重視民生的精神,正是「民主」的要求。此外,儒家講求「內聖外王」,所謂「內聖」是生命德性之學,追求安身立命的常道,是中國道統,與西方宗教相當,屬精神修煉的層面,無所謂「現代化」問題;而「外王」之學在追求利用厚生,開務成物,正屬科學研究的範疇。
政治大學哲學系主任項退結則在「生活與知識面面觀」的講演中指出,現代生活中,科技的發展和純知識的追求,造成學術的分科,學術間甚少溝通,學院間也少有往來,往往造成研究或思考偏於一隅的現象,使研究結果未必能有益於世道、民生。例如過份強調科技,缺乏人文導向的平衡,往往會造成結果與思想的偏差,使科技未能增益人生福祉,反而造成各種傷害;特別是政治被誤導時情形最嚴重,例如過份強調民主政治,很可能形成暴民政治。項教授認為,知識是生活的一部分,知識的運用可協助人類過合理而幸福的生活,但也可能帶來破壞。在追求知識及現代化生活中,要能避免成見、以智慧抉擇,就有賴哲學的指導。

圖4:除了年高德劭的鴻儒,新一輩的年輕學者也在會中發表講演,圖為曾昭旭先生演說的神情。(李影)
理論與實際結合,思想與行為結合
輔大哲學系主任張振東也指出,人生哲學是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學問,也是思想與行為結合的學問。國家要現代化,現代生活要合理化,都必須從基本生活秩序、基本教育規則——亦即從每個「我」做起。
臺南神學院院長蕭清芬和教授王憲治從宗教觀點看現代生活。蕭院長認為,現代生活講求生活品質的提昇,而所謂生活品質,並不在於物質生活的豐裕、富庶,而是指生活的合理化與情趣化;因此不只在於物質建設,也在於精神建設。談到精神建設,範圍很廣,大體而言,文化是整體生活的一種反映如何幫助大家過合理的生活,就須要教大家建立一套正確的人生觀。
王教授則表示,大自然在人們以科學方法進行數百年的探究後,已失去神秘感,科學遂成了新的宗教。但科學持續不斷地探索與發展,人們享用和被保護過度,往往又造成新的問題,譬如:能源危機、通貨膨脹、失業問題、核武問題、心理問題等等,人類在犧牲自然的同時,也犧牲了自己。從現代生活來說,人與自然的關係必須重新協調反省——人類應謙卑,應培養無私的愛,這胸懷可以由宗教中尋得。
東海大學校長梅可望博士則在演講中指出:現代生活病態的最佳治療藥方,就是中國文化光明、豐富的內涵。他指出,近年來現代生活的內容已經發生了偏差,世界各地都有「迷失的一代」;而最近外國人在研究中則指出:在中國文化籠罩下的亞洲國家,如臺灣、新加坡、香港、日本、南韓,情形比較不嚴重,此可證明中國文化是現代文明病的良藥。

圖為學員小組討論的情形,發言十分踴躍。(李影)
報國之道,盡其在我
從這些講演中不難發現,哲學與生活密不可分,尤其是中國哲學,更與現代化精神相通。那麼現代知識份子應如何安身立命?馮滬祥博士在研討會中以「憂患意識與現代生活」為題,勉勵學員說:國家多難,知識份子應秉持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以開闊的胸襟,激發創造性的智慧,以投入國家建設的行列。
馮主任又說,憂患意識源出儒家,孔子曾說:「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這是憂患二字最早的出處。後代中國士人仍強調「先天下之憂而憂」的胸懷,並在憂患中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西方也有所謂的「危機感」,但多半就個人處境而發,尋求苦悶的抒解之道,與中國士人在憂患意識下,進而講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使命感不同。
在臺出生的年輕人在溫室中成長,不太能體會國家仍有著內憂與外患,馮主任希望年輕人能居安思危,多關心國家處境。因為今後克服民族苦難最重要的憑藉,就在於憂患意識激發自立自強的精神。他勉勵學員,自古英雄出少年,青年人千萬不要因自己年輕而妄自菲薄,應培養開闊恢宏的胸襟,及撥亂反正的苦心與決心,對歷史、文化有承先啟後的抱負,並轉化出創造的精神,才能為延續文化命脈並進而發揚光大盡一份力量。
馮主任最後提出腳踏實地、循序漸進的道理,希望青年學子先在學生崗位上專注用功、多方吸收、常作思考、並精益求精,盡心盡力先把目前該做的事做到最好,然後一步步擴大、提昇,為國家、社會奉獻和服務。
記取歷史教訓,把握發展方向
東海大學歷史系主任呂士朋,在「歷史教育與現代生活」的講演中指出,今天中華文化正處於再創造的新階段,唯有注重歷史,才能使文化命脈得以不斷;唯有培養民族精神,產生憂患意識,記取歷史教訓,才能把握國家發展方向。
中央研究院院士勞幹先生以「傳統文化與現代衝擊的適應問題」為題,對中國現代化的延誤,提出翻案性的看法。他認為阻礙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不是傳統的封建制度,而是太平天國之亂及其後對外戰爭的巨額賠款,致使中國缺乏開發資金。
過去史家大多認為,中國的衰退起於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造成的領事裁判權及協定關稅等不平等待遇。但勞先生認為,真正延誤中國現代化的因素是經濟問題,也就是始於太平天國之亂,破壞了清代二百多年累積的經濟力量。此後節節失敗的對外戰爭和天文數字的賠款,使得民窮財盡,連帶政治無法安定,思想中心也隨之瓦解,更無力進行現代化的建設。
化簡為繁,事理難明
勞教授又表示,從李鴻章、康有為,到五四以來的學術爭論,都沒有切中要旨,以致發生許多沒有結果的論戰。他們把問題複雜化了,所有開發問題、政治問題、社會問題、學術問題都牽涉進去,以致纏繞不清,造成「病急亂投醫」的歷史誤謬。他說,包括文化成果在內,世界上沒有長期不變的制度,制度也不適合全盤改革。中西文化本來都有缺失,就歷史長期演變來說,如何擷長補短、相輔相成才是重要課題。他在結論中指出:簡化中國現代化問題,並吸取西方之長,不外乎:資金的累積,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及西方的科學管理及科技運用;在心態上尤須持中,以臨事而懼的謹慎態度,隨時注意自動調節,找出適當的方向。
在一周的研討會中,白天是講員的專題演講,晚上則由學員分組討論,就白天所學交換心得。原訂七點到九點的分組討論,氣氛十分熱烈,往往持續到十一、二點,散會後回到寢室,還有不少學員繼續探討、辯論。而這些討論的成果,在最後一天的綜合座談中顯現出來。
幸能一窺文化堂奧之美
文化大學化工系二年級傅文齊在綜合座談中說:「希望我們在這兒感受到的文化使命感,下山後不致淡忘或變質。今後要設法努力建立自己的『光源』,把對傳統文化的體驗,實踐於生活中,不再做個有心無知識或有知識無心的人。專門的哲學由專家去研究,我們不要無知地造成災難,更要在思想上建立防禦,避免受到災害。」
另一位政大中文系二年級的同學舉出甘地論「造成世界毀滅的七件事」做為他的心得:「沒有道德的政治、沒有是非的判斷、沒有人性的科學、沒有責任感的享受、沒有犧牲的信仰,和不勞而獲的財富,都足以毀滅人類。」
臺大哲學系二級的賴宗賢也舉尼採「哲學是文化的醫生」之說,表示:「我們在瞭解科技文明的災害之後,不是要文明停止,而是該意識到中國哲學的用處。」
淡江土木系的孫姓同學說:「我原以為哲學是故弄玄虛之學,現在明白哲學是要使自己成為發光體,照映國家、社會、民族,而不是個人的憂勞與生存問題。」
彰化教育學院一位女同學也表示:「中國文化這個名詞,一直對我似近又遠。既是中國人,我相信身上必有文化的命脈,但它的博大精深,又常使我覺得卑微無知;尤其對傳統與現代化的問題,更覺無力探討。如今我已懂得毋須好高騖遠:現代化,就是從實際生活中除去各種壞習慣,腳踏實地一步步去做。」
師大生物系的丁志仁更坦率指出:「什麼是文化落實於生活?看電影時看到黃牛有沒有道德勇氣去指責?課餘之暇,只會跳舞郊遊,還是會騰出時間關心社會、參與社會服務?」
輔大中文系的陳如雄則說:「苦難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苦難的中國也沒有悲觀的權利。既然苦難,我們就要找出因應、解決的辦法。只要中國文化豐富的內涵本質還在,終會有再度開花結果的一天。我們應充實自己文化思想的涵養,默默為下一個春天而努力耕耘。」
各有不同的感受與收穫
除了課堂所得,大部分學員認為,來自不同學校科系的學員彼此切磋辯論,收穫頗大。許多理工學院的學員由此意識到自己人文訓練的缺乏,他們表示,幾乎從高中開始,就不再接觸人文學科,即使課程安排了,也多聊備一格,因此,雖有心關切文化問題,到了會場卻瞠目咋舌,參加研討時有點力不從心。一周下來,雖然得到不少新知與啟發,但也相當挫折。
一位交大同學更在綜合座談中呼籲從速在大學教育中普遍加重人文思想的訓練課程,他說:「或許我們的專業能力很強,但多半缺乏主見,無論在氣度、眼界上,都有賴人文學科的擴充,否則,即使將來在某方面成為專家,卻可能成為一把鋒利的刀,能為任何人所用。」
臺大哲學系的杜文仁與醫科、交通管理系的同學同住一間寢室,幾天的交談下,他得到不少有關遺傳學和現代管理學的知識,他認為:「雖然科技獨大是不合理的現象,但在現代社會中,我們人文科系的學生也應具備科技知識,才能使思想豐富、胸襟開闊,遇事才懂得通盤考慮。」
以深入淺出為佳,不宜陳義過高
除上述綜合座談中學員發表的心得外,許多來自哲學系的學員私下表示:研討會中,部分講題過於籠統,原則性、基礎性的泛論不斷重複,這些內容對他們而言是太淺了。另一位哲學系同學則表示:「或許是期望過高,因此對講員所講內容有些失望;我覺得最大的收穫,不是來自講堂,而是我們學員私下的討論和溝通。」
然而更多非哲學系的學員卻有「心餘力絀」之苦,他們覺得課程太深奧了。有人建議:最好能在研討會開課前先寄發基本資料或參考書目,以便事先準備,不致在會場上無法進入情況。也有人希望老師也能與學員在山上共渡一周:「思想問題實在不可能當下立即融會貫通,我們白天聽了課,在晚上與組員溝通、討論,並發現種種問題後,老師卻已下山,無法再向他們請教。」
整體來看,整個研討會在短短一周中,為學員請來國內外鴻儒碩彥,安排密集而精闢的講演,實屬不易,可見主辦單位用心良苦,目的也很崇高。然而任何一種文化活動,如要達到良好的效果,須在技術上、方法上不斷研究改進,以切合實際需要。要為來自不同學校科系、背景不同、程度也各異的同學,安排一個符合需求的課程,的確不易。然而,能把握大原則,也就「雖不中,亦不遠矣」了。實際說來,七天的課程實不可能作深入鑽研,因此不如走普及的路線,以傳播文化種籽為要務,平實沉穩,深入淺出,必比陳義過高、曲高和寡要好。多舉例證,使研討內容充分與生活結合,使學員得到思維理則的訓練,懂得培養自己的組織力與判斷力,毋寧比囫圇吞下一些艱深的名詞要有用。
今年暑假的研討會,還將保留名額給回國探親渡假的留學生及華裔青年,如何為層面更廣的成員,安排一套平易、紮實的課程,使哲學、歷史、文化融入實際生活之中,主辦單位尤需煞費苦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