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遷的居所,多重的忠誠
一片大陸,算不算你的國?
一個島,算不算你的家?
一眨眼,算不算少年?
一輩子,算不算永遠?
──〈江湖上〉
我是誰?余光中一直在問。
一直在問,因為他不斷的在遷移,不斷的被分類,地理上和精神上的。陳芳明編選《余光中60年詩選》,直接以「台北時期」、「香港時期」、「高雄時期」斷代劃界,地理環境對余光中創作的鮮明影響斑斑可考,他承認「每換一個居住地,面對新的地理環境,對作家的創作都是考驗和挑戰,但那也是創作的籌碼。」
以到高雄為例,頭先兩個月心生茫然,之後就逐漸定下來,生活也投入了,這就有了靈感和題材。不管喜歡或不喜歡,余光中認為,當作家能夠坐下來寫這個地方,就表示到位了,就位了,表示正在與這塊土地交流,「某種意義來講,這個地方就是你的了!」
普羅旺斯是梵谷的,上海是張愛玲的,三峽是杜甫的,海南島是蘇東坡的,余光中呢?南京曾經是他的,台北曾經是他的,還有美國和香港,如今呢,余光中說,高雄是他的,他掌管著旗津的燈塔和台灣海峽。
「大陸是母親,台灣是妻子,歐洲是情婦。」他既多變又忠貞的愛情裡卻沒有美國,「美國是棄婦,」他說,是他曾經愛過已經不愛不想回頭看望一眼的棄婦,而台灣是妻子,「台北是前妻,高雄是第二任妻子。」
變遷的居所,多重的忠誠,複雜的思慮,在在造成余光中的身份認同危機。「我」總是曖曖昧昧、朦朦朧朧,是誰又不是誰,是誰又是誰。詩人說他是學院派,學院派說他不是學院派;傳統說他現代,現代說他傳統。他寫高雄,自認是高雄人,高雄卻說他是台北人。台灣人說他是中國人。中國人說他是鄉愁詩人。
「一個人如果從意識型態出發,只放大我的一面,完全故意忽略我的另一面,我就會被歸類為什麼,」余光中說。
自我探索之旅
他注定必須和基本教義派交手,與各種顏色混和,「大概身份很清楚的人多半是基本教義派,基本教義派是快樂的,簡單的,他們不必自我探索。」
他的生命卻是一場漫長艱難的自我探索之旅,途中也無可避免的遇到政治。生生不息的問號洶洶湧湧拍打,「這反而是對創作的刺激」。
余光中與陳芳明,這兩個名字連在一起之所以成為話題,乃是他們開始於一段關係匪淺的師生情緣,接之而來的是巨大的斷裂,整整15年,赴美留學的陳芳明名列國民黨黑名單,被切斷了回台灣的路。
文學也許可以不介入政治,但政治必然介入並扭曲文學。1977年,余光中以一篇〈狼來了〉點燃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漫天挾帶著意識型態的鋒火中,他被戴上「反鄉土」、「反本土」帽子,套用現在的話,就是「不愛台灣」、「賣台」。比之這一路走來他參與的「現代詩論戰」、「文白之爭」、「天狼星論戰」、「抽象畫論戰」,這一戰讓余光中腹背受敵,儘管他從未把鄉土文學和被毛澤東謳歌的「工農兵文學」畫上等號。
當時陳芳明選擇了站在鄉土文學的隊伍,20年後師生重逢,「我知道我再也回不去那年與詩人一起捧讀詩稿的時光。政治、黨派、意識型態、國家認同,在詩人與我之間的情誼中,撒播了過多的雜質。」重逢是苦澀的,但「文學必須回到藝術的紀律,回到審美的位置,」當一切雜質隨著時間沉澱,陳芳明終於確定:「如果有人問起我的師承,我的答案不再遲疑。在文學的追逐中,我確信,余光中是我的現代,也是我的古典。」
不只陳芳明,對台灣第二代、第三代詩人來說,余光中亦是以父親與典範的形象存在,是啟蒙者。
而那一場鄉土文學論戰,余光中後來是這麼說的:「當時也有人勸我再為文澄清,可是我覺得會是徒然。真理未必愈辯愈明。論戰事件,是方便粗糙的文學史家貼標籤,分楚漢。但是哪一個真有分量的作家是靠論戰,甚至混戰來傳後的呢?」
只有文學,只屬於文學
終於他知道自己是誰了,他不會再和自己吵架,但別人找上門的那不算,公開批評教育部「刪減文言文政策」這事無關個人。
四十歲時他還不斷地仰問/問森羅的星空,自己是誰/為何還在下面受罪/難道高高在上的神明/真的有一尊,跟他作對?/而今六十都過了,他不再/為憂懼而煩惱,他的額頭/和星宿早已停止了爭吵/夜晚變得安靜而溫柔/如一座邊城在休戰之後/當少年的同伴都吹散在天涯/有誰呢,除了桌燈,還照著他/像一切故事說到了盡頭……
──〈後半夜〉
他只屬於文學。湖南常德沅江2.5公里長的河堤,一路刻詩,從屈原開始,也有洛夫、鄭愁予,余光中當然不可能缺席。
那一條屬於中華民族的詩的長廊裡,他實現了少年時對中國的承諾:「中國將以他的名字為榮」。中國大陸評選「當代散文8大家」,他與冰心、季羨林、金克木、張中行、汪曾祺、余秋雨並列。九歌出版社創辦人蔡文甫至今堅信余光中一定能得諾貝爾文學獎,但,「一個作家能被自己民族所接受,就是最大的光榮」──余光中卻是這麼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