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收的黃金時代
進入一九六○年代初期,反共文學逐漸步向沒落,在歐美強勢文化影響下,文壇經由西化而走上現代主義的道路。現代文學思潮的崛起,堪稱是對官方一元式文化政策的另一種反叛。一群台大教授主張引進西方前衛的文學理論、技巧和作品,不觸及台灣敏感的政經問題,但是運用一流技巧於創作中,以提升文學水平。當時在台大外文系的一群學生,包括白先勇、陳若曦、王文興、王禎和、歐陽子等人,創辦了「現代文學」雜誌,主張「試驗、摸索、創造的藝術形式和風格」,大膽引進西方前衛文學作家如卡夫卡、喬伊斯、吳爾芙、沙特、福克納等人的鉅作。這些作品不少使用獨白和意識流的技巧,探索人類潛意識的深層心理活動,確實豐富了台灣文學的表現技巧。「現代文學」的主要成員也成為日後的文學大將,他們的作品如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興的《家變》,不僅反映了當時的社會、人文面向,在文字、結構、意象上也有獨創與精銳的表現。
此外,這一階段的文學史冊中另有兩波重要的支流,一是以「文學季刊」為中心,另一批則是以吳濁流創辦的「台灣文藝」為主。文學季刊派的中堅作家包括陳映真、七等生、黃春明、劉大任,以現實主義和批判色彩的方式,將個人的生命經驗或社會體驗寫成作品,具有相當份量。
一九六四年吳濁流獨立創辦「台灣文藝」雜誌,堅持主張冠用「台灣」二字,一心要延續日治時代以來歷經坎坷的新文學傳統命脈、推動台灣本土文藝。從六○年代至今,「台灣文藝」雖幾度易主接辦,但雜誌的台灣精神始終如一。台灣本土派的文學人士鮮少不和它有因緣,可說是戰後台灣文學的精神堡壘。雜誌的主力作家則包括巫永福、鍾肇政、李喬、鄭清文、楊青矗、洪醒夫等人。
第三次鄉土文學論戰
時序演進到一九七○年代,隨著台灣退出聯合國、中日斷交等外交困境,本土化聲浪隨政治擴散到社會各個層面,文學界不能不對經由西化而興起的現代主義做深切省思。知識份子擁抱人民、參與社會、回歸土地的熱流,使得寫實主義文學復興,可以說是日治時期新文學運動崛起以來,重視社會寫實、反映苦難人民生活為使命的文學傳統精神,再一次的復甦。
寫實主義再興後,文壇出現了挑戰現代文學的鄉土文學論戰,在「聯合副刊」、「夏潮」等園地展開激烈辯論。論者認為,國家處在內憂外患困境中,文學怎堪只限於玩弄技巧,應思國家社會前途與民生的發展。此時批判反省政治、經濟、社會的作品紛紛出現,黃春明的《莎喲娜拉!再見》批判崇洋媚外的社會風氣、楊青矗的工人文學、王拓的移民文學等,過去被視為邊緣的主題紛紛成為主流,鄉土文學的風潮更進一步帶動電影、音樂等藝術的本土化趨勢。
眾聲喧嘩、多音交響的新世紀
一九八七年解嚴後,台灣文學隨著台灣史、中國史上絕無僅有的自由環境,進入百家爭鳴、眾聲喧嘩的時代。社會上任何人都享有言論自由,都可以批評總統高官、評論時局,文學上也開展出多姿多彩的無限可能,原住民文學、新女性主義文學、環保文學、同志文學、情色文學......紛紛躍上檯面,令人目不暇給。代表性作家有舞鶴、張大春、朱天心、平路、田雅各、紀大偉等人。
有人說這是一個多元紛陳的文學時代,也有人說這是個「去中心化」的解構時代。尤其近十五年來,文學觀與過往極為不同,新世代普遍認為台灣文學應該走出悲情,追求快樂的、自我的創作;文學不再從賴和開始,而是從自己開始;他們追求各種表現的可能、創造並呈現各種手法;文學主題可以消遣政治,也可以描寫男歡女愛、同性戀情;當政界嚴肅紀念二二八時,文學手法則可以將二二八當作一個符號,作為嘲諷的對象,甚至當成商品。這種快樂主義或說個人主義的文學現象,從媒體的炒作、文學獎的推波助瀾可見一斑。
這番與近百年來的台灣文學圖像截然不同的開放多元面貌,究竟是令人鼓舞與嚮往的新局面?或是令人憂心的現象?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
台灣文學若要繼續發展提昇,個人認為,不應只與不同年代做比較,而應將之放在世界文學的大舞台上檢視,才能免於自鳴自大,走出新局。台灣文學的佳作若比起世界文壇公認的文學經典,仍不過是二、三流的地位。若要使台灣文學有所提升,需要知己知彼,深刻了解當代世界文學的新潮,並在與其互動中找尋到未來發展的契機,向國際瞭望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