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心冷眼看台北

對於自己的電影，導演蔡明亮說：「我倒不覺得是沒有希望的」。像是「青少年哪吒」中，對於離家出走的孩子，做父親的始終都留著一扇沒鎖的門；而「愛情萬歲」劇終楊貴媚的哭泣雖然排山倒海般地渲洩出台北人的委屈與無耐，卻也說明著她在面對自己，她還有希望。

至於個人對台北的感受則是「很矛盾，一半喜歡一半則否」，蔡明亮表示。台北給他最明顯的感覺是「不安全感」，生活的變數太多，常有一絲掩藏不掉的焦慮。然而從另一個角度看，多變的台北又充滿著一股活力，蔡明亮對用盡各種方法刻劃討生活的台北人，他對他們充滿好奇與興趣。就像在「愛情萬歲」中，戲份頗重的中興百貨夜市，一群年輕人一邊討生活一邊在娛樂，代表的是一種生活態度——他們不要被管，他們要安逸的生活，要生活空間。他們好像什麼都有了，但是好像也丟了很多東西，「像是青春」，蔡明亮有些惋惜地說。對於台北人，他同情、他關懷。

對果陀劇場而言，果陀原就是「希望」的意思。在「台北動物人」劇終，由於找不到一個願意傾聽的人，主角流浪漢自殺了；燈暗，接著最後一幕是翻譯員翻閱著報紙，一邊說著包括流浪漢自殺、議員打架等等新聞事件；一邊對新生兒說出對社會的期許。「如果這個初為人母的翻譯員曾經對流浪漢付出一點關心，如她對自己孩子那般的愛，那這個都市可能就不會這麼冷了」，製作人陳琪表示。她並指出台北仍是她最喜歡的都市，因為台北很有情，只是人們忙於在生活中追逐名利，而把它放到一邊去了。從前一齣戲「淡水小鎮」到「台北動物人」，果陀想要觀眾們帶回家的不是一個絕望的句點，而看過劇中的溫或冷之後，願意對身旁的人多付出一點點。

至於學社會教育出身的謝安更是信心滿懷地說：「台北當然有希望，因為我在努力啊！只要有人不放棄，台北就有希望。」這要從下一代，從每個人做起。因此，他把目標定在二十年以後。他身體力行，在四年前辭去外商公司高薪的工作，專心拍攝台北所有的藝術活動。沒有工作收入，他坐公車，自己煮飯。他相信在二十年後，人們將可以從他不間斷地記錄中找到台北真正的文化。

同時擔任電影「獨立時代」和舞台劇「台北動物人」主角的王柏森覺得，兩部戲看起來都很殘酷，充滿台北的光怪陸離。前者導演楊德昌像外科醫生般不留情地解剖台北人；後者導演梁志民導戲的筆調較暖，然而兩位導演對這個時代，在態度上都是懷抱希望的。「提出問題，不是要去挖臭，而是因為有希望，才認真去看」，陳琪表示。

而對於希望在作品中找答案的觀眾而言，蔡明亮說「電影中完全沒有答案，因為生活從來也不會有什麼答案的。」然而這戲要有什麼功能的話，他覺得就是透過巨大的銀幕，讓觀眾不可避免地看到自己，那或許是一種提醒。

「我想真正的希望不應該是在戲裡，而是在戲外」，梁志民的用心亦同，他覺得與其在戲中給予答案或希望，不如提供觀者自己思索的空間。

一直以都會為創作題材的導演楊德昌在地標似的中正紀念堂拍戲。對關心台灣的導演們而言，所生活的台北自然是拍片的首要選擇。（張良綱攝）（張良綱攝）

在這樣一個消費性格濃厚的台北，人們的思想及腦袋往往也被當成消費品，被吃掉了而不自知。「相心．台北．人」系列（謝安攝）（謝安攝）

一堆木瓜子圍著一顆死魚眼睛，象徵著台北人的盲從與追求。一顆獨自在邊緣的木瓜子是攝影者謝安的自喻。他說他並不盲從，然而自覺智慧不足，所以也只是顆離群索居的木瓜子罷了。

一個框、兩個框，由有形的到無形的框，果陀劇場細數都會生活中，一個個阻斷人們關懷的框。（林盟山）

在都市裏，人的存在不過是一張證件，「台北動物人」裏，流浪漢不懂為什麼他自己不能代表王柏森本人。舞台劇演出同時，將有謝安攝影作品加入演出。（果陀劇團提供）（果陀劇團提供）

自紐約回國的許雨仁覺得，台北比紐約還擠，連隨處可休息的公園也少得可憐。他的自畫像中，人像盆景般被嵌在有限的空間裏。（漢雅軒藝廊提供）（漢雅軒藝廊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