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老師你寫錯字了。」

去年十二月，幾位訪台的大陸小朋友，實際拜會台北一所國中，體驗本地上課經驗時，向著黑板上老師大筆一揮的「大庆油田」發出驚呼。

「庆多一點了」，這位熱心的小朋友說。她那知道，老師原先上課是不寫簡體字的，有這麼多一點的「庆」，其實是刻意為她們寫的，沒想到還是讓小朋友失望了。

兩岸文字不同的現象，悄悄地發生在你我生活之中。今年四月，海基會秘書長邱進益至大陸商談兩岸掛號信、及文書查證事宜，與大陸海協會協商，為「尊重雙方語言習慣」，協議方案以簡體、繁體兩種文字簽訂。

兩岸開放後，許多民眾接到大陸親友寫來通篇簡體字的信函，偶有不知如何讀起的感歎。兩岸交流愈多，大陸出版物等來台流通愈多，面對大陸簡體書籍，許多人亦常覺得像「有字天書」一樣。

書法藝術，最能呈現肌理分明、對仗完整的正體字特性。但懂正體字，難道只是書法家的專利？

半邊家庭、方便麵？！

到大陸探親的民眾，一出海關，當頭迎來的是滿街的簡體字。在從台灣去的人看來，這些簡體字及字詞用法，儘管通俗平常，但總有一股進入不同環境的感覺。

例如；搞活經濟、抓好物價、通過函調（用信函外調）、半邊家庭（單親家庭）、超常兒童（資優兒童）、立交橋（交流道）、方便麵（速食麵）等……。

曾是台灣棒球名教練的林信彰，現在幫大陸訓練棒球隊，在台灣棒壇慣被稱為「信將」的他，如今的稱呼是「林指」。台灣友人到大陸去探望他，坐在棒球場上，聽四方球員的呼喊，像「來一棒（打支安打）」，「本壘跑（全壘打）」，「好打好投（打得好、投得好）」，常常是「有聽沒有懂」。

不懂的字就更多了。例如大陸常說的「干」，可以是幹，也可以是乾、淦；「卜」，既是占卜的卜，也是蘿蔔的卜；麵粉，是賣化妝品，還是開麵店？開午會，是中午開會，還是在跳舞？

有人形容，看大陸的簡體字，就好像身在大陸的感受：親無「見」成亲，爱（愛）無「心」，产（產）不生，廁所「开关」（開關）無門。

「明天午會」，是開舞會？還是明天中午開會？台灣訪客只得問老鄉了。（蔡智本繪圖）

漢字當羔羊

這樣的譏評固然有點凌厲，但是自從卅七年前中共實施文字改革以來，大陸的簡體用字已面臨不得不檢討的關卡。

前年四月，大陸「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主任柳斌指出，目前大陸突出的語言文字問題是：社會上亂造字、用字，刻意用繁體字，以及錯別字特多。

亂造字、用字的現象由來已久。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文教處處長龔鵬程認為，中共當初推行文字改革時，未考慮漢字系統化、合理性的問題，已預埋如今民間亂造字的根源。

中共開始推行簡體字，始於一九五六年間。當時，所提出的「漢字簡化方案」，總共列出兩千多個簡體字，便是如今大陸通行簡體字的標準。

毛澤東曾說：「文字要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他認為簡化是歷史必然的道路，目的在為漢字拼音化做準備。這跟民國初年的環境有關。

從清末到民初，從鴉片戰爭到八年抗戰，我國在列強的進犯下，經歷了許多挫折，國勢積弱，民生凋蔽更顯劣勢。

圖謀救強的知識分子很擔心，部分人歸罪於中國文化不如人，繼而認定方塊狀的漢字，無法與拼音字母的西洋文字競爭；甚至大量文盲的產生，也因漢字窒礙難懂之故，因而文字改革聲浪大起。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如錢玄同、魯迅、胡適等人，都是簡體字的提倡者。

看廣州鬧區小巷道內五花八門的街招，台灣的訪客只覺得「許多字寫錯了」。

簡體字就是紅衛兵！

語言文字是人們交流的工具，當發展日久，在合理的情況下，做適當的規範與檢省是必要的。但是像中共一樣，在接掌政權後幾年便集中大量知識分子，全力推動漢字簡化政策，歷史上的確少有。

簡體字的影響有多大？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教授黃永武曾以「簡體字就是紅衛兵」，來形容簡體字對中國文化的戕害。

他認為，簡體字破壞了中國文字的內在肌理系統，也缺少學理上優越的條件，只會使後代子孫因看不懂漢字，而與傳統文化絕緣，其禍害與紅衛兵相等。

他舉例說，例如「葉」字，字形上從「艸」部，屬草木類，一望便知；而同屬枼的音符，還有「成薄片狀」的類別聲，聲部是寓有意義的。同屬枼聲的字還有諜、碟、蝶、喋等，左邊是事物的類別，右邊是聲義的情狀，而不幸把葉寫成「叶」，既把部首搞亂，而枼字系統中有的表意系統「薄片狀草木」也失去了。

還有像「髮」寫成「發」的簡字「发」，「秀發」是指美麗的秀髮，還是聰明秀發？「叶韻」，指的是「古詩押韻」，還是「入聲的葉韻」？

台大中文系教授黃沛榮的研究也指出，大陸文字改革有「混同文字」——如嘆、漢、勸、觀對、戲等全屬一個「又」字偏旁，及「破壞形構」——如「華」作為华，「書」簡化為「书」，「堯」作為尧，及「喪失語根」——如「構」簡化為「构」等問題，學起來不易，也會使今人看不懂古人文字，不利文化傳承。

仔細看這些招牌，正簡併用、亂造新字、用錯別字等大陸社會用字的主要問題都在裡頭。

教學效率無關乎繁簡

但中共的說法卻是，中國大陸的文盲甚多，「不可能苛求每個人懂得深奧繁體字」，廣東中山大學教授李新魁認為，文化進程有近有遠，村夫愚婦不用懂那麼多難字、僻字，生活用字足矣，等到他有足夠智識，或有心向學，真的要通古知今，有必要讀文史等古書時，再學繁體字不遲。

李教授點出中共實施簡體方案的主要動機，他認為：簡體字有利普及教育。但直至今日，許多冷酷現實已給簡化政策當頭一棒。

「台灣不走簡化道路，識字率高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大陸推行簡化字卅餘年，如今看來文盲並沒有少」，黃沛榮說。

況且，從教學效率上看，簡體字未必優於繁體字。台大心理系教授鄭昭明的研究指出，文字的學習涉及「字詞的區辨」與「字義的辨識」，兩者都跟筆畫的繁簡無關。複雜與簡單筆畫的字都可能因相似而難以區辨，如「傅」與「傳」、「已」與「己」等；也可能因相異而容易區辨，如「補」與「馳」，「田」與「戶」。

廣州一家店所印的名片，盡是正體字。難道只是附庸風雅？

「新文化階級」出頭？

而中共認為，只有學文史者或書法家才需要學繁體字的看法，也有待爭議。黃沛榮指出，打破階級，讓無產階級出頭，原是中共政權彰顯的特色，如今，能讀繁體字反倒成另一種「新文化階級」了。

大陸方面不認為簡體字有礙文化傳承的另一理由是，卅多年來，許多古詩文出版物，如「紅樓夢」、「史記注釋」、「唐詩三百首」等都已排印簡體版，「有心者不怕因不識繁體字而沒了機會」，李新魁說。

但台大教授黃沛榮卻認為，古書簡體字版，不一定能完全代用文史古籍。因為古詩文有許多形聲轉借字，如將「傑」作「杰」，「適」作「适」（音ㄎㄨㄛˋ）等，究竟是同義，還是另有假借？簡體版能否完全詮釋，或是多此一舉，徒增辨證混亂。

大陸開放後，原已存在的文字問題更加凸顯。受到港台交流的衝擊，大陸各大城市繁體字大量復甦。師大教授姚榮松舉一位大陸學者的文章提到，「濫用」繁體字現象已經全國可見，年輕人喜歡在正式場合，如黑板標題、宣傳標語、通知、海報等寫繁體字，例如報、學、團等，認為繁體字比簡化字正規，這都與漢字規範化背道而馳。

附庸風雅寫繁體

大陸「法制日報」一篇文章指出，某名片社每天平均收件三千張，要求印繁體字的顧客佔一半以上。

另一篇文章也表示，黨和國家領導人、書法家等題寫的繁體字碑匾比較多，而街頭市招，甚至是以本地人為顧客的「護膚霜」廣告，也以繁體字來招徠客人。

李新魁表示，在南方各大城市的確有「繁體字回潮」的現象，但是「大多限於少數與港台交流較密切的機構，要不就是大眾刻意附庸風雅，以能寫繁體字為時尚」。

大眾為何會附庸風雅？龔鵬程指出，這個現象值得中共深思。

他認為，使用文字的能力是與文化階層相吻合的。受過一般教育者，能使用國民常用字；教育程度高些，能使用次常用字；再好些，能使用罕字，但「這絕不是說，寫難字、罕字的人都有意與群眾隔絕，進而詛咒那些難字、罕字該死，應予簡化」。

因此，「人只要自認有文化，就要寫繁體字，一個社會逐漸發達，文化水準日益提高，繁體字出現頻率也必然增加，這才是文化的社會性，也是文字真正的發展趨勢」，龔鵬程說。

這幾年，大陸官方早已意識到像迠（建）、拨（撥）、歺（餐）等亂造字，及如復、複，發、髮，鍾、鐘不分的錯別字現象。大陸「語委會」這幾年主要的工作，即在規範民間用字上。

但是對於「繁體字回潮」，乃至民間繁簡字並用等問題，中共態度卻十分謹慎，甚至在民間漸用繁體字時，還刻意節制。

大前年亞運期間，北京市政府路標、廣告看板等二萬多個繁體字改正。去年七月，原為適應海外人士需求而以繁體字排版的「人民日報」海外版，又換回簡體字了。

從甲骨文到電腦用字，中國文字歷經了許多變遷。由繁趨簡，是否為歷史必然？這個論題今日正面臨考驗。

今日不做，明日來不及！

中共為何如此堅持？淡江大學副教授周志文指出，中共承繼五四以來反傳統的精神，加上共產黨人對文化不忌俗，以文化為政治工具的意識形態，使得大陸領導人在解釋文字問題方面，跟台灣想法顯著不同。

強硬起來，中共甚至把使用規定的文字，當作無可妥協的政策目標。大陸語委會主任柳斌便指出，語言文字是國家主權的標誌，推行簡體字的方向絕不能動搖，否則就會給「社會主義事業造成無可估量的損失」。

就台灣學者來說，從承繼傳統文化、兩岸溝通等觀點，大陸簡體字不但是不得不改，而且是一件「今日不做，明日就來不及」的大事。

黃沛榮指出，今日大陸四十歲以上的知識分子，還有可能知曉繁體字，等到這些人都凋零，要談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的精髓，乃至兩岸文字的整合談何容易？

基於對中國文化問題共同的關切，開放探親以來，兩岸文字學者總共在大陸開了三次會，商討兩岸文字整合的問題。在台灣這邊，基於中國文字問題刻不容緩，政府也撥出經費，針對兩岸使用文字、中國語文語系，建立中文電腦標準交換碼等議題作研究。

兩岸溝通，起步在文字？

兩邊的努力並非沒有交集。以「北京國際漢字研究會」會長袁曉園為首的部分大陸學者便提出「識繁寫簡」主張，希望至少大家能因識得繁體字，而親近傳統中國文化。而他們的主張，也得到部分台灣學者回應。鄭昭明就認為，也許漢字可以印刷用繁體，書寫用簡體，以解決兩岸繁簡爭端。

許多台灣的學者認為，以現實來說，大陸能做到「識繁寫簡」這層，就已算是很大的進展。在袁曉園等學者的影響下，北京重點小學一度試教繁體字。而兩岸交流日益密切，在台灣出版商的要求下，大陸排印繁體字印刷廠日益增加，凡此種種，都有助於繁體字的教育。

以台灣地區來說，目前更急迫的是，因應大陸印刷品增多，民間打字員急須正視繁簡字對照課程，海外華文教師也迫切需要繁簡對照教材。目前民間印刷業者自行編訂的繁簡字體對照表已紛紛出現，中文電腦需用的繁簡對照軟體也已公開發行，但市場上繁簡標準不一，使用起來極不方便，亟需統合。

說起來，民間重學簡體字並不代表向彼岸示弱，也不是「屈就」現實；文字果若是溝通思想的工具，彼此都應重新看看對方文字。了解之後，再談互動、影響。由此看來，文字，果真是個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