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生命陷落時……

九二一大地震發生的當天，五十多歲、經營營造業和字畫買賣的謝遠智人在泰國，被半夜的電話驚醒。清晨訂了機位趕緊飛回來，從中正機場趕赴台中縣豐原的家，朋友安慰他說，要面對現實，家人等著見他一面。種種零星消息拼湊起來，他的心中已經有譜。

有人需要你

到現場辨認出兒子、女兒、女婿的屍體，又趕往醫院探視受傷的太太，但中華民國一貫道台中縣支會理事長的頭銜讓他無法只顧著料理家人的喪事。「人脈、資源都在我手上，我不能等著別人來拍我的肩膀、安慰我，」謝遠智說，當時豐原沒水、沒電、缺乏冰櫃，他將罹難孩子托給親戚運回苗栗老家料理後事，就開始和一貫道總會商量如何投入救災。

但災難的打擊並沒有就此中斷，因地震壓傷雙腿的太太，手術三個月後原本已經可以拿著柺杖慢慢走路，但不料病情急轉直下，因手術輸血產生免疫功能失調，導致血小板數目下降而陷入昏迷，找了許多醫生會診，仍然束手無策。太太臨終前對他說：「要好好的跟以前一樣活下去」。

「要說遺憾，就是災後十七、八天才有時間回老家再看看過世的孩子，」如今留下兩個女兒相伴的謝遠智感嘆，「兩年了，可以說到現在沒有怨過天，只是偶爾看到小孩、太太的遺物，不免觸景傷情，唯一的後遺症，就是半夜很怕聽到電話聲。」

「人生怎麼說，讓我們碰上了這樣的災難，但老天留我這條命，一定有使命的，」謝遠智說，篤信了三十多年的宗教在此時發揮了很大的力量，一貫道理念就是善盡本分，如果每個人都能把份內的事做好，社會自然會更安定。

雖是修行人，但謝遠智說，大難來時，誰有特權？「宗教就是生死學問，碰到就是實習，世事無常，只能用堅強的心面對。」

逐地而居

謝遠智靠著助人的善念度過人生的低潮；而在都市邊緣地帶，則有一群來自花蓮、台東的原住民，以樂天的生命觀，過著安貧的日子。

台中縣霧峰鄉中正路經濟部水資局旁的小路，牆上掛著一塊簡陋的招牌，標示著「花東新村」的入口，這就是被慈濟、法鼓山等宗教團體傳頌為「自立自強」的原住民村落。

花東新村的建立，是一則都市遊牧民族「逐地而居」的故事。

九二一地震後，原本在台中縣市討生活的都市原住民，輾轉流浪，先在學校操場、營區搭帳蓬住了一個月，當政府宣布拆除帳蓬族後，有幾人來到水資局旁的空地，自己搭起簡易的房舍。以後陸續有原本並不認識的建築工人，因互報訊息而聚集於此。人數多了後，村民就透過原住民立委、慈濟志工和霧峰鄉公所，向水資局商借土地。

大約六千平方公尺的土地，從第一年的二十多戶人家到現在多了一倍，目前有五十戶、兩百多人居住，村口前還有一間由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捐助的托兒所。

這一戶戶二十多坪的住家都是村人合力或自己一釘一鎚蓋出來的。蓋房子的建材，少數是教會和民眾贈送，大部分都是到倒塌的大樓外撿拾鐵皮、模板、木板等廢棄建材「拼湊」而成，屋內的地毯、沙發桌椅等也多是別人丟棄不要的「廢物利用」。

男人在家當保鏢

剛搬來時，很多人因失業已久，加上地震災情，大多一無所有，生活條件彷彿回到三十年前，到河邊摘野菜吃、在屋外利用廢材燒水。男人賦閒在家，被婦女笑稱「在家當保鏢」，兩年來村人就在這樣簡陋的環境下過活。原住民樂天知命，愁苦很少擺在臉上，只有談到工作時，流露出些許無奈。

「我們是逆來順受，想不開，生活還是要過，不如想開點，」四十一歲的吳月英和先生一樣，也是模板工人，房地產不景氣後，連先生的工作也是有一天沒一天。她也試著去找以工代賑的清潔工作，但鄉公所都說要優先錄用四十五歲以上的婦女。現在家中放了一台飲料販賣機和自花蓮娘家運來的數十包白米，賺些零星花費。

傍晚六點，出外打零工的男主人陸續回來，幾個人坐在廣場前聊天、等著開飯。「有什麼好抱怨的，有地方住就好了，只是工作少了，十月份只做十天，九月更慘，才做三天，九月的工錢到現在還沒領到，問老闆，老闆永遠說『明天』，」模板工人李文良說，沒工作，有時大家就一人出五十元，一起烤肉，苦中作樂。

阿公阿嬤救災

災害或危機帶來的不安全感與脆弱，常讓人失去計畫的能力，但也不要忽視自己潛在的能量，因為苦痛確實能激盪出生命力。

研究指出，面臨巨大災害時，受害者可能因為看到別人也受害或有人損失比自己更慘重，而暫時丟棄「為什麼是我？」的疑問，發展出「我們都受苦，我們站在一起」的同理心。

「如果災害帶來非目的性、隨機分佈又明顯的破壞時，居民很容易發展出共同受苦、同情與關切的情感，」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副教授畢恆達在《環境災害的社會心理衝擊》中指出，如果受害者感受到他人的熱情與關懷，也可能產生鼓勵、利他、為了共同目標而一起工作的行為。

納莉颱風過後的第二天清晨五點，二十六位南投縣中寮鄉鄉民，起了個大早，穿著雨鞋，荷著鋤頭、帶著畚箕，搭上國光號趕往台北，協助內湖、士林區的重建。

這群阿公阿嬤的年齡平均超過六十歲，皮膚黝黑，笑容純樸，賣力幹粗活，在內湖區環山路、麗山路段，幫助居民清掃屋裡堆積的污泥，晚上就在一所國中的活動中心打地鋪。

帶頭的村里幹事廖學堂說，兩年前中寮鄉接受過台北各界財力、物力的大力支援，這次鄉民們手拿的鋤頭，就是先前台北巿資助他們開發水圳的款項購買的。

看到台北有難，他們就主動與台北幾個區公所聯絡，詢問是否需要幫忙？當天中午幾位來台北發展的中寮鄉親看到新聞報導，下午也趕來，加入他們的工作。

其實，台北並不是中寮鄉民第一個支援的災區，桃芝颱風來襲時，他們也到南投信義鄉當義工，清理土石。鄉民們說，台北的損失很大，但比不上南投信義的土石流，那兒都是大石頭，足以摧毀民宅，石頭一沖下來，搬都搬不動，中寮的土石流也都還堆在原地，沒辦法動，對於災變、泥濘，他們早就習慣了。

撫平創傷

當噴射客機衝撞紐約的摩天大樓，滿天濃煙加上人群驚惶奔逃，或土石洪流滾滾的災難畫面，鮮活地呈現在每一個家庭中，很難不讓人為之心驚。在網路串連、傳播媒體百家爭鳴的今日，已經沒有人能自外於大環境發生的種種悲劇和災難。

一位廣播主持人在節目中說，孩子跟著大人收看九一一事件和風災的新聞後，有一天，他聽到八歲的女兒問十歲的兒子，「哥哥，你覺得什麼時候死掉比較好，是睡覺時還是醒著的時候，是被水淹死還是土壓死？」

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心理輔導員鍾秉穎建議家長，先控制家中的遙控器，決定災難畫面出現的次數；其次，比較積極的作法，是和孩子一起收看新聞時，做適當的畫面說明，讓孩子提出疑問，共同討論面對危機的態度和應變行為。

台大醫院精神科醫師胡海國說，在這個變動、忙碌的社會，每個人都承受不小的壓力。當腦力不濟時，就會出現各種精神症狀，他建議國人，要把「精神檢查」視為健康檢查一樣平常，每半年做一次，及早預防。

春天還遠嗎？

從謝遠智、中寮鄉民、以及其他從苦難中超越的人們身上，我們看到，人心救贖的最好方式，就是放下大悲，從事大愛。

「宗教界擁有的慈悲、愛心，就是資源，總是認為捨我其誰，」謝遠智一家人原本居住的大樓，因建商偷工減料、設計不當而倒塌，在這兩年「收拾殘局」的歲月中，建商已被起訴，他還帶領居民成立重建會，希望以台中精明一街住商合一的徒步區為願景重建。

民國八十六年八月溫妮颱風造成汐止林肯大郡擋土牆崩裂，造成七十戶房屋全毀，二十多戶半毀，二十八人死亡的慘劇。

四年來林肯大郡自救會不斷抗爭、尋求國家賠償、推動家園遷村重建，並呼籲把順向坡上的原違建改為紀念公園或供教學、研究用的大自然營建教室。在繁複、漫長的求償工作中，也逐漸凝聚出一股略具雛型的在地婦女工作團隊的力量。

在林肯大郡自救會架設的網站中，詳盡紀錄了抗爭和設立「婆婆媽媽學堂」的過程。

兩年前，居民就在這片受傷土地上已荒廢的屋宇內，設立「婆婆媽媽學堂」，利用這個工作坊了解仍居住在社區內居民的需要，聯繫疏散在外的鄰居，引進各種釋放壓力的媒介，以座談、戲劇、肢體舒展、繪畫的多元活動，擴大生活視野。「雀躍的孩子們，就著春光彩繪出色彩斑爛的學堂招牌，像宣告著心靈春天的降臨，」網站上寫道。

法鼓山慈善事業基金會台中安心站站長鍾金雄，極力讚揚花東新村廢物利用、「不坐等救援」的積極精神。走訪多個組合屋的他說，有些居民的依賴心過重，不想站起來，也不去找工作，完全依賴宗教團體的救濟，結果反而無法自立。

歲末將屆，有人煩憂國事，有人為錢所困，有人三不五時算命，焦慮隨時可能會發生大小災害。若你因為種種原因難以安心，不妨看看達賴喇嘛對信徒的開示：「能解決的事不用去擔心，不能解決的事擔心也沒用。」活在當下、延伸小我，快樂就在你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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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地震帶走了謝遠智親愛的家人，他放下大悲，從事大愛，走出生命的低潮。圖為位於台中縣石岡鄉的一貫道道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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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業不景氣，以建築模板維生的原住民，工作機會也少了很多。花東新村的村長陳仁義（右二）慶幸自己還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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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二一之後，霧峰鄉花東新村住民利用廢墟中的建材及家具重建家園，安貧過日，更珍惜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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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坪的屋舍都是陳仁義一釘一鎚搭建出來的，大兒子喜歡彈彈唱唱的電子琴也是外面撿回來的，只是有些鍵已發不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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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新村村口前的托兒所是彭婉如文教基金會捐助的，活潑的小朋友高興地拿出捏陶作品給來客欣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