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滾樂迷的路線多半是這樣的：從公館站1號出口出來，穿過一排排潮服店，接著來到基隆路上車水馬龍的高架橋，橫越斑馬線的右方，有個通往地下桃花源的洞口。

樂迷很容易看到招牌上的大字：The Wall這牆音樂空間。一直到2009年底Legacy在華山文創園區開幕之前，這裡是台北最大的Live House，也是台灣最重要的音樂場域之一。

公館店現可容納800人，是許多獨立音樂新秀的磨練場域，目前受大眾歡迎的音樂人張懸、蘇打綠等，在未發片前都曾在這個舞台表演。

2003年成立的The Wall和所有傳奇的搖滾場域一樣，從一個熱血的念頭開始。

當時台灣知名重金屬搖滾樂團「閃靈」的主唱Freddy，偶然發現這個距離台大、師大、政大都不遠的公館商圈邊緣——百老匯影城的地下商場正在便宜招租。他說服兩個志同道合的朋友，「春天吶喊」創辦人之一Jimi和「董事長」樂團主唱阿吉，3人湊了300萬元，把一個500人的場地搞起來。

他們稱這裡為The Wall。很多樂迷以為取名來自Pink Floyd的經典概念專輯，其實最初是為了隔出表演空間而築起的那一道牆給了他們靈感。當然，The Wall也因為這張搖滾樂迷熟知的經典專輯而找到了經營座標。

然而這個大膽的行動，沒有因為熱血就得到上天的庇蔭。即使1998年「亂彈」阿翔在金曲獎典禮上大喊：「樂團的時代來臨了！」隔年「五月天」專輯大賣，過去所謂的「地下樂團」開始為台灣流行音樂圈注入新活力，台灣獨立樂圈來到爆發力十足的時期；但由於方向不明確，頭3年The Wall一直處於經營不善的狀態。

今年34歲的The Wall執行長傅鉛文Orbis， 2005年剛退伍時被Freddy找去當企劃，隔年開始負責整個公館店的營運。

「股東的想法、音樂品味不同才會造成定位不清楚，一開始我就知道要強勢一點。」濃眉大眼的Orbis，有股高雄人的粗獷，和文藝青年少有的硬頸霸氣。這個就讀中正大學時就活躍校園社區運動的熱血青年，是個不玩團的愛樂人，也是近年新銳的音樂專業經理人。

他一上任就大刀闊斧推動改革，譬如提早表演時間，並參考日本展演空間的樂團責任包票制，打破過去展演空間獨自承擔票房壓力的慣例，讓許多樂團批評「The Wall很硬」。Orbis花了兩年將負債300萬的公館店整頓好，經過體質整健後的The Wall，票房步上正軌，進入穩定的發展期。

The Wall吸引了一批氣味相投的樂手和聽眾，「滅火器」樂團的主唱大正對2006年和團員上台北錄製第一張專輯時，和The Wall共依存的記憶猶新。

大正在票口打工，後來作音控，和許多在The Wall工作的音樂人相濡以沫。無論是密集看團對表演的精進，當音控時的教育訓練，都有助於他玩團時更能控制聲音的表演。The Wall延伸出的相關工作和經驗，都成了獨立樂團往後創作的養分。

2013年The Wall主辦的《野台開唱》，規模和預算較以往更大，希望往國際水準的音樂祭邁進。

2008年當Orbis看到許多樂團在台北票房穩定後，開始嘗試將邀請來台灣表演的國外樂團，帶去南部巡演。

Orbis認為，除了台北之外，也要耕耘其他城市，把市場和樂團都培養起來，形成產業鏈，「這樣就有更多年輕人願意玩團，專心在音樂創作上。」他決定從最熟悉的家鄉高雄，這個勞工為主的港都為南方據點。

從零星投資，到固定每月和當地Live House合作，Orbis將「1976」這類獨立大團拉到高雄巡迴，養成南部樂迷消費習慣，「我們的文宣鋪了兩三百家店，這些滲透和耕耘很重要。」

2010年，售票的《大港開唱》音樂祭開辦，接著The Wall可容納900人的駁二店正式營運，成功帶動高雄的音樂新浪潮。目前高雄的Live House 表演，從 2008 年一年 10 場，到近年已經成長到一年 100 場以上，固定的演出空間讓南部的樂團得以施展，也一併帶動了台中的表演市場。

2011年，The Wall也和宜蘭縣政府合作，將日式古蹟「舊宜蘭煙草賣捌所」再造成結合餐飲、藝文展演的複合式咖啡店，是許多文藝青年到宜蘭必定造訪的有趣小店。

獨立音樂新秀柯泯薰在宜蘭賣捌所表演。由日式老房改造的「賣捌所」，以不插電的音樂表演區隔出特色。

然而，當The Wall在南台灣開疆闢土，台北的Live House市場已進入戰國時代。

近10年，受到mp3數位下載的衝擊，實體唱片銷量大幅下滑，2011年加入The Wall團隊，擔任策略長的祝驪雯就認為，從現在台北每周有幾十場現場表演，和近年小巨蛋檔期在景氣不佳中整年滿檔，就可看出「表演是音樂產業的未來」。

數位匯流時代唯一無法被取代的是現場經驗，隨著玩團和音樂消費人口越來越多，台北的展演空間也開始急速增加，從小型幾十人到一、兩百人，到中大型的場地都有。

市場的變化，也刺激The Wall更上一層樓。2010年，The Wall斥資千萬改造硬體及音響設備，透過空間的重新規劃，將場地容量擴充到800人。

知名樂評人馬世芳認為，過去Live House對燈光硬體都不大要求，但The Wall是少數願意投資硬體和訓練員工專業的業者。「他們是真正愛音樂，續航力很強的團隊。」

之後Orbis的夢更大，隨著業績的成長，他大幅增資到1,200萬，正職員工也從原本10名增加到30名。現在The Wall是個加上工讀生有六、七十人的中型團隊，2012年後營業額也達到1億2,000萬。

除了以展演空間的本業為圓心，The Wall也朝著輻射狀拓展其他業務。

2007年成立「有料音樂」，協助獨立樂團的唱片發行或活動企劃，把「滅火器」慢慢琢磨成一線大團。這兩年Orbis經過通盤考量，打破過去不作政府標案的原則，開始將一部分業務放在「毛利不高但至少獲利穩定」的政府標案。

諸如帶台灣樂團去國外演出、將獨立樂團帶進校園等，都是他們的經營長項。以一年預算400萬，由文化部主辦，The Wall協辦的10場「硬地校園巡迴」演唱會為例，看似輕鬆，但還要下媒體廣告、作網站、文宣、行政成本等加起來，實際賺得不多。只是Orbis看得更遠，「活動作好就可以接觸更多大學生，他們是潛在的獨立音樂愛好者與消費者。」

大港開唱在駁二特區舉辦，The Wall藉由固定演出培養聽眾，成功帶動高雄的新音樂浪潮。

從經營展演空間起家，The Wall不忘初衷，希望能為樂迷引進最好的獨立音樂團體，而當紅的表演企劃和音樂祭，正是他們急欲切入的市場。

表演企劃活絡的現象，從近年不時有國外一線大團來台開演唱會即可看出。Radiohead、Sigur Ros、Kraftwerk、Bjork、Oasis的到來一饗樂迷心願，也造成話題。但表演企劃的風險也很大，考驗主辦者的眼光、資金、音響設備、場地、宣傳等多重因素。

現在The Wall每年引進大約100組國際樂團藝人；同時也將台灣樂團帶到歐美、日本、中國大陸等知名音樂節表演及交流，將台灣的獨立音樂推廣出去。

更具挑戰的還有音樂祭。「這是我們這行人最有成就感的地方，這才是真正在作品牌！」Orbis說到音樂祭眼睛總會發亮。

這次The Wall主辦的《野台開唱》，靠著「無論如何非辦不可」的意志，比4年前拉大了規格和野心。

今年的場地使用了整個花博場館，腹地比過去整整大了三、四倍，在動線思考、舞台規畫都已大大不同。

售票賣出了預期8成，有2萬人共襄盛舉的「票房實力」也增添了The Wall不少信心。但相較於口味更主流的「簡單音樂節Simple Life」，Orbis也清楚自己的團隊，在對外經驗、商業整合上都還有進步空間。

大港開唱在駁二特區舉辦，The Wall藉由固定演出培養聽眾，成功帶動高雄的新音樂浪潮。

如同所有小型企業的轉型，The Wall在「變大」的過程中，有斬獲也有痛苦。面對大環境變化的經營路線，究竟該固守本業或勇敢突破，內部也有不同看法。

有人認為，The Wall能力和資金都不到位，卻大膽投入尚未成熟的市場，太過冒險。The Wall應該回到原點，專注經營公館店，因為讓The Wall獨自承擔整個產業鏈的建置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Orbis 所看到的戰場在遠方──把獨立音樂的產業鏈作起來，因為只有持續拓展產業規模，音樂人有更好的出路才能專心創作。Orbis不會放棄在台北尋找更大的展館，也誓言辦出讓台灣揚名國際的音樂祭，拓展中南部的展演空間，過了初生之犢的嘗試階段，The Wall來到抉擇的十字路口。

從草創時期的小小辦公室到中期的辦公大樓，現在The Wall在南昌公園後的民宅，擁有一個更大，要裝下30人的基地，抉擇的路已經清楚。

「The Wall這10年的摸索，無論是成功和失敗的經驗都很寶貴，團隊也還年輕，我們還想闖闖看，」Orbis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