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新貧危機

3月初，桃園就業服務站在陽明公園活動中心舉辦的就業博覽會，一大早就湧入上千位求職者，個個臉上表情既期待又忐忑。

面容黝黑而略顯憔悴的陳先生支著頭，半無奈地在求職表的年齡欄填上46。「中高齡找工作真的很難！我故意填實歲，比虛歲少報2歲，效果有差！」

陳先生與妻子曾經是典型的「黑手頭家」，在電子產業蓬勃的年代，從事主機板零組件外包工作多年，維持著小康之家。然而，3年前受到全球金融危機波及，小工廠的接單量及利潤遽減，只好關閉「家庭工廠」出外謀生，幸好孩子大到能夠半工半讀，存款加上長輩留下來的房子，縮衣節食還能度日。

去年3月，陳先生進入桃園一家LED工廠擔任作業員，工作是研磨散熱片，一天工作8到12小時，底薪即基本工資（原1萬7,280元），要加班才能領較多。「環境不好、很傷身，每個人都帶兩層口罩還是不舒服。做得久的外勞健檢時照X光片，肺部都看得到黑點。」陳先生做了半年後主動求去，理由是額外負擔管理工作，又無技能訓練與升遷指望。現在陳先生仍想快快找到新工作，「一切先求有，再求好。」

因應工作貧窮，政府除了呼籲企業加薪外，也要有中長期改善就業環境的因應對策。

別以為工作貧困只發生在中高齡或低技術者身上，近年已有朝向年輕化、高學歷擴大的跡象。

今年剛滿30歲的陳重光，五專國貿科、私校日文系畢業，退伍後卻始終找不到正式工作，都靠打零工度日。最近4年，他是靠著公家機關的「短期促進就業方案」，工作稍微「穩定」。二月底剛結束在勞委會勞保局的6個月臨時工作，日薪800元，早晚還去兼差，月入也僅有2萬元。

為了壓低開銷，陳重光與友人共同租屋在新店寶橋工業區內，每月4千元的租金加上必要的生活開支，是標準的月光族。

工作貧窮化的現象有多普遍與嚴重，你一定也注意到了。

台北仁愛路精華地段，身上夾著兩片廣告看板的「三明治」人，或者手舉大看板的臨時工，一站數小時指引預售屋的方向；林森南路口，單親媽媽背袱幼兒，顧著一旁的小推車，裡面是一顆20元的烤地瓜；甚至在車流快速的高架道路旁，紅燈停時就有頭戴布巾的婦人走向一輛輛車旁，向車主兜售一串30元的玉蘭花，風雨無阻，工作危險又辛苦。

效忠一輩子的印刷廠關門了，徒有一身好本領的中年勞工，領了失業救濟金，計畫著未來。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助理教授李健鴻指出，台灣的工作貧窮化現象，可以從這10年台灣受僱者的「平均薪資」與「平均工時」的變動來觀察：

台灣勞工的平均薪資（包括平均薪資與獎金、紅利等非經常性薪資）從1999年的4萬842元，增加至2009年的4萬2,176元，10年來增幅僅有0.32%（表一）。

弔詭的是，雖然近年平均薪資停滯甚至倒退，平均工時卻是上升，從2007年12月的183.9小時，攀升到2009年12月的191.1小時，名列全世界工作時數第二長的國家，次於韓國。

經濟學者周添城的研究指出，1999~2009年這10年間，我國的名目GDP平均成長2.89％，成績不算差，但勞工的平均薪資卻只成長0.58%，顯然經濟成果並沒有雨露均霑。

主計處在解釋「員工薪資成長率為何低於經濟成長率？」的現象時，也強調，GDP的最大分配項目就是受僱報酬，1990年前受僱報酬占GDP比重緩步上升，1990年達到51.7%的歷史高點，此後比重一路下滑，2007年下降到45.55%的低點，營業盈餘比重卻相對攀高，顯示企業主多將賺來的錢留下來預備投資，或放進自己口袋或分配給股東，卻吝於分享給廣大勞工。

家境清寒的單親媽媽被排除在嚴苛的社會救助標準之外，只能靠著路邊烤地瓜來賺取生活費兼照顧幼女。右圖：底層勞工必須靠著超時勞動來換取起碼的收入，不得已只能以車當臥舖。

新貧現象，全球皆然。然而，長期以來因被漠視、隱而不見，美日和國內的記者、社運者不得不以臥底調查的方式揭發真相。

12年前，美國專欄作家芭芭拉•艾倫瑞克為了探究缺乏專業能力的人如何靠薄薪過活，臥底潛入底層職場工作。

擔任過女侍、旅館房務員、看護、賣場銷售員後，她深刻體會：不論是趴在地上抹地板、滿頭大汗應付點餐客人、不斷折疊賣場衣服，這些工作都非常耗費體力，容易造成身體傷害；而一旦生病或受傷，就得咬緊牙關撐過去，因為根本沒有生病津貼或健康保險；單靠一份工作仍不足以租屋，必須兼差才能打平；每換一份工作就必須重新適應新環境、人際關係，前途一片茫然。

日本社運健將湯淺誠在《反貧困》一書中，揭露一個令中產階級心驚膽戰的事實：今天陷入貧困者，並不是傳統的老弱殘疾，相反地，他們都來自「曾經不貧困」的家庭，只是因為意外受傷或找不到正式工作，生活就陷入困頓。

國內財經記者出身的吳偉立，為了了解台灣便利商店加盟體系的運作情形，進入超商打工數周寫成《血汗超商》一書，也發現類似現象。

一般來說，加盟總部為了賺取加盟金，常以自己當老闆創業成功為訴求，吸引中年失業族投入，但加盟主進入體制後才知道為了應付激烈的競爭、不得不壓低人事成本，以致店主除了要負責作帳及管理工作外，也要「親上火線」，站收銀台、搬重物、清點貨架、擦拭打掃。更可怕的是，為了維持24小時不打烊的高速運轉，還要機動性填補空缺班表，生活全被店面綁住、生理時鐘大亂，如此賣命，月盈餘（個人薪水）卻可能不到3萬元；萬一撐不下去而提早解約，還要損失加盟金及廉價讓出店鋪。

「創業當『頭家』，也不過是受到限制的『工頭』，貫穿其中的仍是外包邏輯，」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謝國雄說。

表二：台灣服務業中「低薪」與「高薪」行業之比較（2010年）/資料來源：主計處。製表：陳歆怡/註：同期服務業部門受僱員工平均薪資為45,720元，平均薪資含經常性薪資（指按月支付員工之本薪）及非經常性薪資（包括加班費、工作/績效獎金、年節獎金、員工紅利等）。

究竟台灣這群收入少得可憐，越忙越窮，還要擔憂丟了飯碗的人，有多少？台灣社會的富裕形象又是在何時出現斷裂？

根據內政部調查，2010年第二季全台在法定貧窮線以下的家庭有近10萬8千戶（約26萬3,925人），占總人口約1.1％。然而，這個低估的數字長期被學者詬病，因為台灣是全世界設定扶貧門檻最高的國家之一，比起歐美國家動輒超越10％的比例，或鄰近韓國的7％、日本的6％，我們的富裕程度只是帳面上的數字遊戲。

台大社工系教授林萬億指出，若依照歐美國家計算貧窮線的公式，台灣約有7％的窮人，也就是約有一百多萬名的貧困者沒有得到政府任何補助與社會關懷。

中央大學「溫世仁管理講座」教授兼副校長李誠2006年在研討會論文「錢多時少與錢少時多：全球化所帶來人力運用不均的問題」中早有警訊，指出台灣自1985年以後「窮忙富閒」的現象愈來愈嚴重。

他將25~64歲男性全職工作者的工資分為十等分，比較最高與最低所得組的薪資與工時變化，發現1980年薪資在最高90％以上的員工，平均時薪是316.9元，平均每週工時52.5小時；而薪資在最低10％的員工時薪是61.8元，每週工時49.7小時。

1990年，薪資最高組的平均時薪是最低薪資組的5倍，工時卻縮減為最低薪資者的92.9％，也就是說，當時已出現高薪者「賺得多工時短」的現象。到了2005年，薪資差距更惡化達到10倍，而高薪者的工時更短，約為低薪者的86.2％；至於女性的差距比男性更大，顯示底層勞工已陷入「低工資長工時，難以累積人力資本」的惡性循環。

因應工作貧窮，政府除了呼籲企業加薪外，也要有中長期改善就業環境的因應對策。

分析原因，1990年代全球經濟型態出現劇烈變化，開發中國家釋出大量勞工；台灣也從勞力密集的產業轉向技術密集。1991年政府開放大陸投資、2002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台灣產業大量外移，國內勞動市場供過於求。

李健鴻指出，製造業與電子業外移後，首當其衝的就是工廠作業人員，其次是中低階管理人員，衍生出大量的長期失業者，而這群人即使再就業，往往因產業結構轉型，技術條件不合，薪資及福利條件也大不如前。

台灣產業政策不合時宜、過度偏向電子製造業，也是元兇。

多年前，中央大學經濟系教授朱雲鵬即為文提醒，台灣產業以電子業和製造業為主力，其中工業部門平均要花30億元的投資，才能創造1,000個就業機會；以12吋晶圓廠來說，必須投入700億到一千億元，才能增加1,000個就業機會。而批發零售與餐飲業，只要6億元的投資，就可創造同等就業機會，因此台灣若要提升經濟景氣，除了靠大型高科技業領軍外，還要多扶植服務業，雙頭並進，不可偏廢一端。

估計自2001年後，台灣服務業產值就占六成，2000~2009年間，服務業部門的就業人數比從46.6％大幅增加到58.8％，成為就業機會的主要來源。然而，除了少數講求專業技術、或是靠金融資本運作的行業，絕大多數的服務業因以中小企業居多，偏向內需型，受市場狹小所侷限，加上工會組織率偏低，以致薪資很難大幅提升（表二），但這也與台灣勞動市場型態逐漸彈性化有關。

因應工作貧窮，政府除了呼籲企業加薪外，也要有中長期改善就業環境的因應對策。

當全球化浪潮來襲，身為國際成員的我們，也適時因應，而全球化反應的經濟與社會價值，就是「新自由主義」，強調「國家解除管制與經濟自由化」。

因此，國家藉著鬆綁勞動法規，吸引企業投資創造就業機會，而企業也藉著工作外包或運用部分工時勞動、派遣勞工（即所謂的「非典型工作者」），以降低生產成本，增加產品競爭力。

前台大社工系教授詹火生指出，勞動彈性化政策，表面上讓失業問題暫時得到抒解，卻造成「核心與邊陲」的M型化勞動型態，也就是勞工被區分為對企業重要的核心勞工，以及可替代性高的邊際勞工兩大類。核心勞工享有較佳的工作保障、福利與職業訓練機會，技術水準較低的邊際勞工，卻因低工資、福利少，就業不穩定，陷入了工作貧窮的困境。

根據主計處去年底公布的「人力運用調查報告」顯示，去年5月全台從事非典型工作的人數達72.3萬人（其中「部分工時」與「臨時或派遣」人數會有重疊），較2009年增加3.6萬人，占全體就業者的6.92％（表三）。

從行業別來看，支援服務業（如仲介、保全業）的非典型人力比例最高（19.15％），營造業次之（15.9%），教育服務業（如補習班、駕訓班與托育機構等）第三（9.34％），住宿及餐飲業排名第四（8.74％）。

因應工作貧窮，政府除了呼籲企業加薪外，也要有中長期改善就業環境的因應對策。

非典型工作，環境不佳、待遇低，更常遭受不平等待遇。

專科畢業的明憲，自從2002年33歲那年失去擔任9年的穩定全職工作後，斷斷續續在不同工廠擔任臨時作業員，其間空窗期長達1年。最近一次的短期派遣工作是保全，內容則是替休假的正職員工「代班」，地點、時間不穩定；上工9天後，明憲對於日夜顛倒和東奔西跑深感不慣而辭職，然而保全公司在結算時，卻以「沒做滿一年」為由，從以日計薪的微薄薪水中多扣一筆「制服費用」，算下來只領到4千多元。

台灣勞工陣線秘書長孫友聯說，非典型受僱者雖然依法享有勞工法規訂定的權益，但實務上常被鑽漏洞。以派遣來說，高達九成的仲介業者，甚至是赫赫有名的人力銀行，只是將人力「轉介」給企業，沒有打算長期僱用派遣勞工，不但不負擔勞工應有的勞健保、資遣費、退休金提撥及其他福利，發生職災時也不用負擔雇主責任，卻還要抽取10∼15%的「行政管理費」。

從2005年勞委會對十種職業類別的薪資調查可見，派遣勞工的平均薪資只有正職勞工的八成（尚未扣除行政費用），其中差距最大者為電話客服人員，平均薪資只有正職人員的46.4%，快遞與搬運業的派遣勞工次之，平均薪資為正職的63.6%。

長期失業人口有朝年輕化、高學歷化擴大的趨勢。青年就業，只能先屈就低薪的服務業工作。

要解決比舊貧更盤根錯節的新貧問題，首先要確立的觀念是：「貧困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社會結構問題。

文化大學勞工關係系副助理教授李健鴻建議，從「擴大社會救助」到「保障勞動安全」，形成正向循環的抗貧對策。

首先，放寬貧窮線認定標準，擴大社會救助範圍：去年底立法院已通過「社會救助法」修正案，將現行貧窮線（最低生活費）的計算方式與先進國家的標準接軌，也就是從「平均每人消費支出60%」，修改為「平均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的60%」，預計今年7月實施後，可發揮消極安貧之效。

其次，提高基本工資至合理水準：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最低工資公約」定義，最低工資設立宗旨是要滿足勞工及其家庭成員的需要。以2009年台灣勞工每人平均扶養人數為1.25人、台灣省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為9,800元來計算，那麼勞工自己加上被扶養的親屬，每月至少需要2萬2,000元才能生活，但去年9月基本工資調升卻只提高到17,880元，實有再提高的必要。

勞委會主委王如玄之前曾承諾，未來勞委會每年都會審議基本工資，但必須與各工商團體協商，取得共識。

最後是保障非典型工作者的勞動權益，以派遣為例，在明確規範派遣公司與要派公司的雇主責任外，勞工團體更期待落實同工同酬。但攸關基層勞工權益的勞基法派遣專章，卻仍待勞委會整合各方意見，送交行政院審議。

過去幾年，為了挽救令人心驚的失業率，政府忙著提供各種短期就業機會，其實調整產業結構、改革稅制才是根本，若不徹底檢討現行資本利得課稅的缺失，很難舒緩日漸惡化的貧富差距。

讓日本社會正視工作貧窮議題的湯淺誠提醒我們：不要以為你自己不是部分工時者、不是派遣勞工，就能置身事外。當企業嚐到「彈性」運用人力的甜頭後，誰還會雇用正式勞工，願意負擔勞健保退休金、與工會溝通？漠不關心，是反貧窮的最大敵人，不逃不離，正面迎擊，台灣亦然。

表一：台灣受僱員工平均經常性薪資年增率及經濟成長率之比較（2000-2010年）/資料來源：主計處/註：實質經常性薪資年增率為扣掉物價變動率後的數字

家境清寒的單親媽媽被排除在嚴苛的社會救助標準之外，只能靠著路邊烤地瓜來賺取生活費兼照顧幼女。右圖：底層勞工必須靠著超時勞動來換取起碼的收入，不得已只能以車當臥舖。

從事高危險性、耗體力的建築臨時工，感嘆薪資一年不如一年。

表三：台灣非典型就業趨勢（2004-2010年）/資料來源：主計處

因應工作貧窮，政府除了呼籲企業加薪外，也要有中長期改善就業環境的因應對策。

白領與藍領工作者汲汲營營，早出晚歸，卻還是「苦哈哈」的月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