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代的台灣，顯然成為舉世矚目的重地，不僅在經濟，文化與政治各層面也都是「八方風雨會中洲」，各有一番風雲際會。

台灣經濟的奇蹟，創造了中華民國從一九一一年以來未曾有過的富裕繁榮。這種高度成長的經濟，舉國上下，政府與民間企業，無不有志一同，尋求持續性的突破。經濟自由化、國際化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不僅台灣與大陸間政治性的經濟圍牆，乃至與東歐共黨集團意識形態的貿易障礙，都未能抵禦。同時，台灣市場的深溝高壘，也無法保障民族工業與鄉土農業不受影響。這種發展面取向的經濟中心論，渴望台灣成為經濟大國，在金融貿易、工業科技方面都能領袖群倫，因此一方面成長掛帥，以自由化的模式把台灣塑造成風火輪上的哪吒，勇往直前；另一方面創新為先，以國際化的標準披荊斬棘掃除傳統的特性，把台灣創造成國際的櫥窗。這樣發展的極端，以台電的核能發電論為例，終於爆發出工業成長與環境保護的衝突，重複了高度現代化國家的價值迷惑——無限度的經濟成長，究竟帶來的是人類的新展望還是生存的毀滅？

而從一九四九年以來，台灣的政治發展在歷史包袱與時代變遷中，有了新的矛盾。民主憲政是近代中國長久以來追求的目標，但從中共崛起後，這個放諸四海的民主理念便在中國黨派相爭下價值混淆，角色錯亂。中共的「新民主」，意義專斷，性格獨裁，一九四九年以後它在中國大陸的發展不斷反覆地證明。

台灣在這四十年來，從革命民主到民主革命，顯現了新中國的藍圖，不僅在海峽兩岸激起了新一代的希望，更在海內外引起了民主現代化轉變的注目。但是一方把過去政治的遺產當作是任務，不想據為己有，卻必須合理解決；一方則把這個遺產當作是殘渣，必須剷除而後快。這種有共同目的不同方法的政治中心論，渴望台灣民主化成為照耀全中國的燈塔。但在國際孤立的形勢發展中，也可能成為長期分裂，乃至分離的因素。

然而泛政治化的極端發展，以統獨爭論為例，從議會走到街頭，醞釀成激情、混亂、暴力的場面，學校、社會、工商業無不供政治活動驅使，不禁也會產生歷史的回想與比較——法國大革命訴諸群眾的結果究竟帶來的是民主共和還是人民暴動？

若從文化層面看，台灣更是多色多樣。傳統中國文化與外來西方文化的相互激蕩，傳統中代表大陸的中原文化與代表台灣的鄉土文化也交會於此，而外來文化的影響中，青少年所感染的文化層次又與上一代的不同。

台灣明顯是沒有文化圍牆的地方。但是著重於創新面的一方，以全變、速變為最高訴求；著重保守面的則以傳統歷史價值為主要考慮。因此文化中心論的衝突發展，不僅表現在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的不同思想觀點上，也表現在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不同價值觀點上。

然而，保守面的理想，以漢學研究為例，要把台灣發展成為國際漢學中心；創新面的理想，則要使台灣成為高科技研究中心。這樣發展的結果，在資源分配，教育內容重點方面都爆發了激烈而偏頗的爭議。

台灣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各方面都尋求發展的突破，在千門萬戶中以中流砥柱自我期許。這種多元化中心的臃腫症，實際也是過去中國中心論的歷史反映，但在中國光被四表的時代，經濟政治的發展，都以文化總其成，因此早期的胡漢衝突中，經濟與政治的考慮不如文化的考慮為高。近代中國與西方的衝突中，經濟的考慮便與文化的考慮有等量齊觀的現象。

現在台灣正處於劇烈變動的時代，經濟發皇，政治發燒，各以其本位發展為中心，有擋我者死的英雄氣概，這在一個講求均衡發展為原則的現代化社會，是相當危險的事。經濟、政治與文化，事實上，是屬於整體之中但彼此互倚，交相影響的發展。過去如此，現在也如此。要有這樣的認識，才能補偏救弊，相互調和，共謀發展。

（作者現任中央大學歷史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