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錄不易,註解更難
無論任何工具書,內容都是海闊天空、無所不包,究竟取捨的標準如何,見仁見智,各人有不同的看法。以三民大辭典而言,參與編務的學者以文史科教授為多,所以這方面辭彙的比例,也比較高。如「嬉痞」、「磁碟片」這些辭在大辭典裏就找不到;但另方面如「中文電腦」、「半色調照相」、以及「現代邏輯」則又是大辭典的「獨家產品」,在別的辭典上都找不到。而一些極為通俗的字、辭就不列入考慮,例如「原子筆」、「腳踏車」等就沒有收入辭典裡。
決定收錄字、辭的範圍不容易,要寫出有根據而又淺顯易懂的註解,更是不簡單。
「有時一條五分鐘就寫出來了;有時卻查了很多書,才寫得出兩百字,結果寫兩條要寫到半夜裏,幫助編撰美術用語的國立師範大學教授何懷碩說:「每三兩天就有人來拿寫好的稿,並且送來新的詞。那工作是非常煩人的,壓力也很大。」
所有的注文有五位文科的教授順讀,潤飾文字,統一全書的語氣,也要站在讀者的立場,看看是不是看得懂注文。
「我們要國小畢業的人就能使用。」三民書局的劉董事長說,所以看不懂的就要退回重寫。
文字淺顯通順,內容周全是「編得好」的要件,更難的是,毫無差錯,這就非得「編得認真」不可。在三民辭典的編纂過程當中,查證引文是最累人、但也是做得最徹底的一項工作。
一邊工作,一邊吸收
「為了查證工作,我們從國內、海外買進,甚至跟私人或圖書館借書,來影印的參考書有九百多部、一千多冊。」劉振強指著編輯部大辦公室裏兩邊書架上擺滿的書說,書架上的書有不少人連名字都沒聽過,如「欽定大清會典」、「宣和博古圖」等。
「大學時沒讀到的書,現在都看到了。」校對組的廖慧娟說,她參加大辭典的編務工作將近四年時間。
這種認真的態度,也使一些以前犯的錯誤終於被矯正過來。
「例如『蠹魚』(俗稱書蟲)這個辭,有些辭典只註明是出自李白詩。但是我們查證的結果,是出自白居易的『傷唐衢詩』。而『跰躚』應出自陸游的『除夜詩』,辭海卻誤為出自他的『除歲詩』。」
一位曾經參與大辭典編務的編輯很驕傲地說:「我們的查證工作是地毯式的,一個字都不放過。」
萬一有查不到出處或不能證明的,引文就寧願捨棄不用。幾年下來、編輯部裡一套說文解字注已經翻破了。
刻字鑄模從頭來
除了字多、詞多、引文都經過查證,大辭典也是第一部依教育部所頒標準字體印刷的辭典。國內印刷廠所備中文銅模均來自日本,筆畫結構很多不正確,大辭典排字時,索性自行刻字。由寫字體開始,到刻完鑄模,共花了八年時間。
後來教育部頒佈標準字體,三民書局又為大辭典,補刻了二號字的新體銅模,抽換已排好的版面。前前後後總計刻了六萬多個鉛字,用掉七十噸鉛。
不過,大辭典也不是完全沒有缺點的,如「火燒島」註明「見綠島」,卻未指出綠島在那一冊那一頁中,檢閱者得再重查綠字,找「綠島」。
從事兒童文學創作的張水金則認為,包括「大辭典」在內,目前出版的中文辭典中沒有一本列有中文語法解釋的。這話對出版界和研究中文語言的人士是一大挑戰。
清末馬建忠撰的「馬氏文通」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文法書,但是此後就未出現第二本。中文語詞的變動性大,如動詞、形容詞等的不確定,也許是不容易定出語法規則來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請求精確界定的科技發達的今天,語言要有一套能使其表達更精確的科學規則。
新出土的新資料
國立中央圖書館閱覽組主任張錦郎同時指出,新出土資料的重要性。例如「孫子」已證明是孫武與孫臏的兵法;毛筆的起源也已有新的證據。諸如此類,因為新出土而發現的新證據,經研究證實無誤後,新出的或再版的辭典就應該修正。
根據大辭典對「辭典」一詞的解釋是:「收集單字、復詞及語彙,加以解釋、供人檢閱的工具書。」
在今天,需要依賴讀辭典來代替學校教育的人,已經找不到了,但是自爾雅到大辭典,辭典的本質是不會變的,它仍擔負著開啟知識寶庫的責任,提供使用者最新、最正確的資料。
唯一不同的,是知識程度普遍提昇,一般讀者的要求也日益提高。但是無論如何,對劉振強而言,數十年前一個相當渺茫的心願,而今終於實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