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引進西方文明的精神
說到中國文化傳統在今日社會的地位時，他指出，當農村轉為城市，農業轉為工業時，「我們不知不覺地失去了我們文化的道德倫理，和西方文化中宗教所共有的基本精神，如『禮』、『恕』、『仁』、『義』等，代之以無約束的『自私』、『奢侈』、『唯利』……。」
他比之為：「我們脫掉了傳統文化，但並沒有換上西方文化；我們只承襲了現代西方文化的外表和形式。」「西方文化的優點，有科學的基本精神、守法的訓練，和許多我們納入倫理而西方納入宗教的教訓。此外，更有民主、自由等觀念的真諦。」
他還指出：「我們學了數十年的科學，但只欣賞科學的技術部分，甚少人認識科學的精神。我們守法觀念的薄弱，可從每日報章的社會版見之；我們公德心的薄弱，可於我們的街道及公共場所見之；我們的不懂民主、自由，可由任意毀謗他人的文字見之。西方文化的優點，我們都未採納過來。」
「有人提倡復興我國文化。但真正的問題是如何為我們文化的精華，建立一個新形式與新系統。這絕不是一些表面形式之事，而是需要識者深思的問題。」他做了結論。
敢說，也肯做
內閣改組後，報章對新人加以介紹，吳大猷評道：「傳統上對新上任者多是稱許之辭，對離職者亦讚譽有加。若全按這些文字，則何愁國家不強、百事不日日猛進也？」
今年七十七歲的吳大猷，不但敢言，也肯做。
民國卅四年初，抗戰剛勝利，軍政部想成立有助國防的科學工作機構，吳大猷建議設置培養人才的研究單位，並選送優秀青年出國研習數理基本科學。
此項建議被接受後，吳及其他兩位先生便從西南聯大的學生、助教中挑選了五人，給予進一步講習，然後帶他們出國做研究，其中一人即後來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
這項工作因大陸淪陷而中斷，其後數十年，吳大猷在美、加從事教學及研究工作。
曾身兼長科會與科導會主委
當中央研究院在民國四十六年召開遷臺後第一次院士會議時，吳大猷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的三位院士之一。他在會中提議擬定國家長期發展學術的方案。國科會的前身「長科會」（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即在此方案下成立。
當時國內人才散失，而政府百廢待舉，一時無餘裕顧及學術發展，大學等研究機構薪資低、設備差，更不易吸引人才。
長科會的重要措施是創設了「客座教授」和「研究補助金」兩項制度，一方面延邀海外學人返國，一方面安定國內學人的生活，穩固了臺灣學術人才的基礎。
當直屬總統的國家安全會議成立時，下設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簡稱「科導會」），負責統籌科學和技術的發展政策，吳大猷被聘為主任委員。同時長科會擴大改組為國科會，負責推動科學發展工作。
從民國五十六年至今，吳先生一直擔任科導會主委，頭六年並兼國科會主委。因此直到民國六十七年他從美國紐約州立大學退休，十多年內，他不斷來回太平洋兩岸，一面教書，一面致力於科學在國內生根的工作。
對科學與教育著力最甚
除了規畫國家科學發展的大原則外，他一秉「愛管閒事」的個性，一看到科學教育、人才培養上的任何缺失，就寫信、發公文到負責的單位指陳其弊，或在報章發之為文，希望大家都有正確的觀念，勿重蹈其轍。
比方對大學聯考，他認為這個制度雖有好處，但也有壞處，最大的問題是使高中教學、教材完全侷限在聯考試題的範圍內，忽略培養學生的思考、理解與分析的能力。其次是學生往往不明白大學科系的內容，卻必須在聯考時填定志願，易造成興趣、能力與所學不符的情形。
他建議高中畢業採取會考制度，會考成績和高中三年成績互佔一定比例（為免各校評分標準不一產生不公，兩項成績中低者佔高比重，高者佔低比重，如七與三之比），其平均成績超過某個百分比，而且各科達到標準者，方可報考大學。
然後大學入學採聯招或分別招生皆可，學生僅需再考該組主科；若各校單獨招生，甚至可讓錄取者入學後再選擇一系就讀。
如此，公平的原則仍在，高中教學亦能正常化。那些青年適宜念大學，那些適宜念二專或職校，也可早點甄別。
這個建議雖未完全被採行，但聯考制度已逐步在改進中；而他其他許多構想，亦有不少已付諸實現。
主張辦教育宜開放、客觀
例如大學從院長至系主任等行政主管三年一任的規定，便是吳大猷倡議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學術界管道通暢，學風開放，避免少數人把持研究機構，形成閉塞的小圈子。而表現傑出的學術行政人才，亦可連任一次。
又如大學評鑑工作，也是他所引入的，著眼點是對各校各系所，做客觀的調查，以為學校改進的參考，和教育當局擬預算、協助輔導的依據。
至於後來分等級公佈評鑑結果，使優良的得到嘉獎，欠佳的遭到某些處分，則非他的本意。
他說：「各單位師資設備風氣的差距，形成因素很多。譬如，一校若本有較佳基礎，便易獲政府較大支援，則師資設備可作更大的增強，形成一良性循環；反之則不易增強，可能成為惡性循環。而學校的性質不同，如教育學院和臺灣大學的物理系，設備師資自然不同，將其比列高下實並無意義。」
雖然評鑑工作和其理想目標有段距離，但它仍是督促各校不斷改進的一股力量。
為中學生編教科書
五年前，吳大猷攬了一項業務上身——國中高中自然科學課程的改進。遠因是：中學自然科課程標準各校各自為政，國、高中的生物、化學、物理三科修習順序亦不甚恰當，彼此不能呼應，吳老先生很早就一直呼籲改進。近因則是：他無意中看到一本國中物理課本，發現錯誤極多，於是寫了十幾頁「審查」意見，正本寄給出書單位，副本則寄往教育部。結果該書停止印行，教育部成立「科學教育指導委員會」，請吳大猷做主任委員。
他果真大張旗鼓，訂出全面改編自然科學課程的十年計畫，由百餘位「研究委員」分組作廣泛而深入的討論，把每門課程縱的順序和橫的聯繫弄清楚，擬出課本內容大綱，再分別編寫成書。定稿後，交給學校試教，蒐集師生意見，重新修訂；再次試教後，才普遍推出使用。
這麼周延的做法，可說是有改革意志而不急功近利的一個好例子。
吳大猷說，教育是最容易隱藏問題的地方，因為它是長期事業，不能求急效，很難立即評估效果，出了錯也看不大出來。
我們可以想見，這一項教育改革，要不是他當初敢於使用強烈的措詞批評，恐怕難以推動。
「我罵人罵多了，幾乎變成一種習慣。」他分析自己：「這種個性容易得罪人，其實不適合做事，最好當個參謀，在背後替人出出主意。」
眾望所歸，任中研院院長
但也許正因為勇於說真話的人不多，他的諄諄勸誡乃成為暮鼓晨鐘，學術界和政界都對他頗具敬意。去年中央研究院選舉院長候選人，他獲得中研院成立以來的最高票，並得總統任命為院長。
接掌這個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後，吳大猷提出「三不」的方向：中央研究院不應專門從事實用性技術的研究；不應與大學隔絕；不應純由長任期的固定人員組成。
他朝這些方向努力而採取的措施是：
一，為院內各研究所籌設學術諮詢委員會，一方面作為院長和各所的橋樑，提供客觀的研究現況分析；另方面協助各所擬定發展方針，從事有意義、不瑣碎的研究。
二，和各大學進行具體合作計畫，包括與學者合作研究、大學的研究生到中研院寫論文做研究、研究員和教授到對方單位長期交換訪問……等，期使中研院能常輸入新血輪，不致陷於孤立研究，日久令學術氣氛趨於呆滯；也使大學得以享用較佳設備，協助其培育人才。
三，爭取政府精神與物質的支持，計畫建立公平公開的人事制度，給院內人員良好學術環境，擁有研究自由和切磋請益的同儕。最終希望是吸引「大師」級學者交流講學。
從基本教育，到高層次學術研究；從規畫整體科學發展，到批評各種不科學的做法，吳大猷對國內科學扎根的工作，貢獻既深且廣。
要科學生根，得有真正的人才
今年八月間，菲律賓麥格塞塞獎基金會公佈，一九八四年的「政府服務」類獎由吳大猷博士獲得，因為他「策畫中華民國科學教育及增進科學發展」有特殊貢獻。這是國際上對他多年來辛勤付出的一種肯定，大家都認為實至名歸。
一向淡泊名利的吳大猷，對於能得到這個兩萬美元的「亞洲諾貝爾獎」，卻並不感到特別興奮和安慰，他說：「這些工作我已做了幾十年了，得獎不得獎，我都會繼續做下去。」
在今年出版的「吳大猷文選」序裡，他總結自己提倡最力者道：「廿七年來，我在報章雜誌的文章和談片，數大不可計，而主旨則一，即學術科學，以培育人才為本，且切不可偏廢基礎科學；培育人才及其他措施，首須深切認識問題所在，再研擬具體有效的方案。」
簡單地講，要科學生根，一定要能自己培養人才，而人才也能為己所用。
我們目前的學術水準距離培養高級人才，還差了一截；向海外徵求人才，亦非長久之計。吳大猷比喻為：「從大海塈鴗@條魚來放在池塘裡，一開始它很有活力，也為小池塘帶來生氣；但時間一久，環境中的養料和氧氣不能滿足它，於是胃口愈差，活力也愈不行了，只有把它重新放回大海去。」
唯有健全我們自己的學術環境，建立蓬勃的研究氣氛，才能吸引並留住人才。
但他也希望回國的學人，都要盡各人的智能，努力於研究、教學或其他工作；對於不如人意的規定、環境或政策，則不應消極地發牢騷，應積極地提出建議。
他說：「目前確有不合時宜、不合情理的規制，人事及會計制度上有不少阻礙，但正因如此，更應以改善現狀為己任，不以參加現成的理想環境為滿足。」
研究環境愈佳，聚集人才愈多
至於留學生滯留海外的問題，他認為，我們應鼓勵青年學生在國內拿到碩士或博士學位後，再出國進修。
「大學畢業後的這幾年，是思想逐漸定型、看法逐漸成熟的階段，如果這個成長適應的重要過程在國外完成，再加上成家、生子，在國外落了戶，他們念完書就會留在當地做事了。要是他們是在國內渡過這個關鍵期，並且在國內成了家，才出國進修，那麼回來的可能性就大多了。」吳先生說。
當然，要年輕人留在國內念研究所，也得有好的師資、環境才行。這就成了一個循環：擁有的人才愈多，研究環境愈佳，對人才的吸引力也愈大；反之，擁有人才愈少，風氣愈差，留得住的人才也愈少。
有人強調待遇對留住人才的重要性，吳大猷覺得，從事學術研究，待遇只需達到合理程度即可，最重要的還是精神上的鼓勵：學術氣氛、同儕切磋、領導人的啟發、與師生之間的教學相長。
而政府具體可做的事則是：修改呆板的編制（如研究所設定五員一工的名額）和劃一的經費分配。
他說：「平均分配，是導致平庸最有效的制度。我們應該採取選擇性的原則，對師資好、學術氣氛優良、研究方向有意義的研究所，給予較多的名額和經費，這乃是對努力研究者最好的鼓勵。」
呼籲重視基礎科學
對於基礎科學重要性的呼籲，他是基於社會上普遍誤將「技術」與「科學」混淆，常引起政策和措施的偏差，所以不憚其煩地再三解釋基礎科學、應用科學、技術三者的關係。他說：
基礎科學是人類為了求真理、求知識而發展出來的，比方核子物理，是科學家想要瞭解原子核，所從事研究的結果。
應用科學的研究方法，和基礎科學沒多大差別，不同點在研究者的動機，是想運用已有的科學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比如：為了開發新能源，科學家利用原子核分裂產生巨大能量的原理，發展出產生電力的核子反應器，這就進入應用科學的領域了。
而把應用科學的成果，擴展為大規模的、實際的使用，則稱之為技術。譬如，設計和建造各型的核能發電廠，即屬技術的階段。
因此，要談整體「科技」的發展，這三者缺一不可。然而由於我們的社會發展快速，一般人著重效果立見的技術性、實用性研究，忽略「純學術性」的科學研究才是發展「技術」的基礎。
吳大猷說，若拿樹來比擬，技術有如花果，應用科學如枝葉，純粹科學為其根。根枯萎而要花繁實茂，是不可能的。
以十幾年來耳熟能詳的「技術引進」政策而言，他認為，為了發展工業誠屬必要，但若止於「引進」階段，只知購買生產設備及製造技術，絕對不夠。必須繼之以更大的投資，建立起「研究與發展」機構，培植自己的研究人才，才能進而發展更新的技術。
國內公營事業規定要以營業總額的1-2%，做為研究與發展的經費，便是他十七年前在科導會的提議。
吳大猷對於社會上許多認識不清、眼光短淺的措施或主張，歸之於：大家不懂得多動腦筋，沒有思考的習慣，看事情只看表面。
翻譯書刊、購置設備，均不能構成科學
例如談到科學中文化的問題，他並不反對以中文傳述科學知識，甚至他自己也為大學、研究所學生寫了「理論物理」七冊中文教科書。但是有人把我國科學未曾生根，歸諸缺少中文科學書籍，他就大不以為然了。
「我國科學未生根，主要原因是數十年來，在國內從事研究、有國際水準的貢獻者，人數太少。……科學真正困難的部份，是內容的難懂，不是文字。以數學言，數學多以符號代表觀念，文字的成分不重，而數學仍是難的科目。」他寫道。
如果「動員大量在臺和在國外的科學家，從事大規模的西文科學名著翻譯工作，若干年內，成書若干千萬言。這樣我們便真的有了科學嗎？書籍本身，無論什麼文字，均不能構成科學。昂貴的實驗設備本身，亦不構成科學。書要有人讀、有人瞭解，更進而有所創獲；實驗設備要有人用，做有意義的研究工作，才構成科學的一部份。」
歸根的說，發展科技，最基本的還是「人才」。他在許多文章中，每寫到「人才」，都要加上引號，以表示他對人才二字的意義，有特別的要求。
「在科學技術研究工作階層，需要勝任的科學技術專才；在一個學系或研究院所的主管階層，需要有科技學識經驗，廣面瞭解其領域，且有領導才能的人才；而在負責科技政策階層，則須有能廣納意見的胸懷，並有做瞭解、辨別、及判斷抉擇所依據的科技知識。每一階層，皆需要『人才』。」吳大猷認為。
報導應正確、完整，民眾才能據以思考、判斷
他並曾嚴正指出，傳播媒介不明就裡、有所遺漏或故意隱瞞部分實情的報導，常是誤導大眾思想觀念的來源。
比如，電動車提倡之初，有人以為可以節省能源。其實電動車要充電，電力來源要靠核能或火力發電，一樣耗用能源。應該報導的電動車真正優點是，它不會造成普通汽車因使用汽油所產生的空氣汙染。
又如，曾有報導說我國造船事業發展，由建造二萬噸級油輪的能力，直接躍為建造九萬噸級，不必經過五萬噸級的階段，因而勝過日本的發展過程。事實上，跳過這一階段，即須向外人購買船舶設計圖和引擎重要零件，此點實不應略過不提。這種報導不是謊言，但也不是實情的全部。吳大猷說：「報導的目的，是提供社會大眾正確且完整的資訊。民眾如果不能明白事情的真相，怎能期望他們對政府和國情有正確的認識？！」
他因此提醒大家，不肯深思、不肯負責，是很多問題懸而未決的主因。
以行政組織缺乏效率而言，他說，許多過去的制度著重防弊，其實今天已不適用。但大家因循成習，明知可以改進，卻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懶得更新。結果一個規章一個規章疊得愈高、束縛愈多，要想革新所費的精力、時間也愈鉅；往往導致需另設機構，以求速效。而其結果是機構愈為複雜龐大，互相掣肘，最後陷入膠著狀態。
制度、措施不可一成不變
他說：「制度上的毛病，只有從修改制度著手。人的因素，只有從實行退休及調職著手。」「欲有新建設，務須果敢地檢討過去和現在，做必要的改革。新措施不必求其完全無錯，只要保持彈性原則，隨時檢討、修正，便可向前邁進。」
他以為不肯用頭腦的人，日子就白過了，不管經歷多少事，年歲有多大，也不會有任何長進。
他發現，在許多單位裡，也許因為人事制度缺乏競爭性，也許由於學校和家庭教育忽略灌輸某些觀念，職員常缺少勇於負責之心，「很少人不需上級明白直接交代，就自動去想問題或解決問題。很多人將自己的職責範圍，劃到最小限度，對此之外的事，都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這豈不十分可悲？！」
對於年輕人，他希望能從小養成分析判斷事情的能力和習慣。「我教學生念書的方法，是時時找問題問自己，不要像看小說一樣，囫圇吞下一本本。不懂的地方、不會做的題目，就是鍛鍊思考力的好機會，不要忙著去問老師，應自己先想辦法解答。如果花上一兩天，赫然找到了答案，這就是做學問最快樂得意的時候了。要是實在想不出來，再去問別人，此時已經過思考，得到的答案會給人更多啟示。」
談起讀書，他說這要靠兩樣「東西」：天資與用功；一是先天的，一是後天的。「沒有天資的人，實在不應逼他做超過天資的研究，那是費力不討好，而且非常痛苦的事。用功的前提，是濃濃的興趣；沒有興趣，就不能發動內心那股往前衝的勁。缺乏興趣的用功，就成了死啃書，既難受更難消化。」
一片純真的吳大猷，說他的天資不過中上，興趣也有一點點，是長時間的努力，使他做成了一些事。
直言無諱，沒有私心、沒有惡意
被尊為「中國物理之父」的吳大猷自己認為，他大半生都在學校和研究機構裏過日子，對圈外的事，尤其是處人，實在不在行。
「現在年紀較大，比較成熟一點了。但是往往在不經意間就會得罪人，還是我最大的毛病。」他接著笑說：「好在大家漸漸知道我雖然說話不客氣，但是沒有私心、沒有惡意，也就不大怪我了。」
雖然這個社會有太多事該批評、該改進，吳大猷仍然摯愛這片土地與人民，並且一直活得認真，做得起勁。偶爾他也會說：「近年來我自己覺得『老調』彈得太多，實在不好意思了。只希望停滯不前的是我的落伍，而不是我們社會對學術、科學的認識。」
最近他應邀到教育部動員月會中演講，仍然直率地針對教育問題大聲疾呼：重新檢討中小學的人文及社會學科課程（內容重覆太多、課程安排不得當、精神未能掌握……）、取消大學畢業生公費留學政策、大學教育要質重於量……。
由此可見，這位老先生始終是不易受挫、鬥志高昂的樂觀奮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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