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歲的帳單——著作權法惹禍記

去年十二月，台北市銀行三位經理人員，被控違反著作權法。

他們既沒盜印，也沒盜錄，只是拒絕一位七十三歲的老先生，將他的作品質押貸款五百萬元而已。

老先生可是大為不滿：既然著作權法第十六條明文規定，著作權得以設定質權；銀行就沒有理由不承認，它是可以用來抵押的「 財產」。

案子到了法院，檢查官卻愛莫能助。問題在於，設定抵押是種民事契約的關係，必須兩廂情願才能成立。

只是，市銀行拒絕質押著作權，雖還構不成違反著作權法刑責，卻免不了「觀念落伍，作風保守」之譏。

舞蹈也有著作權，「依樣畫葫蘆」要小心了。（簡永彬／胡毓豪）

法律賦予「財產」的地位

這是剛滿周歲的新著作法，為銀行界帶來的新麻煩；事實上，把著作權看成是一種純粹的財產，不過是近幾年的事。

名專欄作家張繼高認為，從「文人重名輕利」到「著作是財產」的轉變，主要導因於社會本質的變遷：

「任何國家，從工業社會過渡到資訊社會，社會上所有的知識都變成有價商品，誰需要它，誰就得去買。」

問題是：著作權是一種無體形式的財產；作品對外發表，就像水潑出門，任何人都能藉著現代進步的影印、攝影、錄影……等複製工具，在作者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輕易盜取。

為了保障所有權人對這種財產的握持，社會必須特別制訂一套買賣、交易、使用的規則，讓大家共同遵守。這套規則，就是著作權法。

我國自民國十七年就開始實施著作權法，但由於舊法採行註冊審查主義，著作人常常因審查未過，或怕麻煩索性不提出申請，而有「作」無「權」，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再加上著作權法罰則太輕，不但非法業者不把它放在眼裡，就是一般大眾，也沒有尊重著作權的觀念。

直到去年著作權法重新修正，一方面改採創作保護主義，讓作品一誕生就受法律保護；一方面大力制裁不法行為，提高刑罰與罰金後，我國著作權法，才有了新的面貌。

然而，乍看之下，這個新面貌卻使糾紛變得更多。

（上）「四海一家」在台一發行，就有卅幾種盜版出現，拯救非洲難民的效果，因此大打折扣。（簡永彬／胡毓豪）

別讓權利睡著了

根據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資料，新著作權法實施後，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三月，共查扣了二百七十二件侵害著作權案，告發的更不在此數。

民眾突然變得如此「好訟」，可說都是著作權法「壯的膽」，它好似不斷在對著作權人叮嚀：別讓別人欺負你，有我作主。

鄉土小說作家黃春明，就捨棄以往「姑息」政策，在今年四月，對盜印「兒子的大玩偶」一書的大林書局，提出控訴。

他指出，自從著作權法修正公佈後，著作物的保護變得有效而具體。這使得一向不知如何「問世事」的文藝創作者，勇於採取法律行動，制裁盜印的不法份子。

這股風氣「化零為整」，著作權人開始組成新的利益團體，來對抗過去剝削他們的舊勢力。

今年四月十二日，一群翻譯工作者首度召開記者會，指責出版公司侵害他們的著作權。他們除了決定循法律途徑尋討公道外，還打算籌組「翻譯人協會」，以根本提昇翻譯人的地位和待遇。

這個「反撲」行動，完全是時勢造英雄。

（下）錄影機的合理使用，至今各國仍有爭議。（簡永彬／胡毓豪）

誰是贏家？

多年來，翻譯一直不被認為是種著作，不但稿費低得不合理——通常一千字由八十元到兩百元，甚至還有低到廿元的——譯文也常被任意刪改，甚至連掛名的權利都沒有。

然而自從新著作權法第四條明文規定：文字及語言著述的翻譯享有著作權，以及我國對美國創作也採取保護主義，今後不能因他們沒在台註冊，我國又沒加入世界著作權公約組織，就自由翻印，必須透過翻譯，才可合法取得資訊，翻譯人員頓時「水漲船高」。這時站出來要求「加薪」，當然沒什麼話可說。

事實上，著作人權益受到合理保障，大家都會是贏家。就拿翻譯為例，只要稿費提高，譯者就不需要為了生活，大量生產「粗製濫造」的作品；一旦品質提高，消費者更有好書可讀。這樣，由維護私利，達到創造公益的良性循環，正是著作權法的積極意義。

嬌嬌小小的台大法律系教授賀德芬，是國內著作權法的鬥士。（簡永彬／胡毓豪）

柳暗花明又一村

這一年，在新利益團體藉法律保護而「長」的同時，舊有不合法的利益團體，不得不面臨「消」的命運。

根據兩年前的調查資料顯示：市面上每一卷暢銷音樂帶，大約有卅種盜版品，數量共在一百萬卷以上。

新著作權法實施後，由於刑罰加重，罰金也提高到商品訂價的五百倍，正規廠商開始在警力配合下，對非法業者大舉掃蕩。現在盜版錄音帶雖未全部絕跡，但市場佔有率在唱片行已降至百分之五，夜市地攤也降低不少。

其實，非法業者若想逃避法律制裁，除了洗手不幹、退出市場外，還有一條更好的生路——放下「屠刀」，從此改變經營型態，買版權，成為合法的業者。

國內歌林、滾石、齊飛、飛碟、喜馬拉雅、上揚等六家原本發行B拷（盜版）西洋唱片的公司，就是在認清時勢所趨後，從前年開始，逐漸改向外國唱片公司購買代理權，發行有版權的西洋唱片、錄音帶。

也因為這種做法，唱片業才能在我國對美採行創作保護主義後，倖免於被全面停止授權的命運。這和西書業目前想合法經營而不可得的情形相比，真是「幸運」多了。（見「著作權的國際糾紛」）

但是，並非所有非法業者都甘心放棄既得利益。一些只想撈一筆就跑、沒有長遠打算的人，還是心存僥倖地繼續「當海盜」；另一批人，因為法令的修訂，而由「不犯法」變成「非法之徒」，心理尤其難以適應。

以翻印國外教科書為主的西書業，在美國著作不需註冊即受保護後，唯恐負上刑責，聯袂到行政院陳情，希望政府給西書業者兩年緩衝期。

胡適博士的著作正大打著作權官司。（簡永彬／胡毓豪）

爭私利而傷公益

一邊不肯放，一邊又要爭，在這場著作權利益的保衛戰中，有些合法業者竟藉著法律「撐腰」，常常出外大肆搜索。一旦抓到不法業者的證據，便要求鉅額賠款，否則提出告訴。雖然他們是在維護自身權益，卻也不無「敲竹槓」之嫌。

一些學者專家認為，著作權法修正後糾紛反而變多，表示大家已由混沌中覺醒，開始為自己爭取權益。這段混亂的階段，正是「文化生態」轉型期的必經過程；不過，其中仍有不容忽視的隱憂。

「大家開始關心著作權，這是好事」，台大法律系副教授賀德芬說：「但是關心的角度似乎走偏了。」

她認為，著作權法的精神，在於共享人類文明。有了法律保障，著作就應該放心地拿出來，讓想利用的人有合理管道可循。但現在，大家只一味維護私利，希望獨佔市場，相爭不下，不但容易兩敗俱傷，整個大團體，更是因此受到斲傷。

胡適的著作權糾紛，就是一個例子。

今年初，胡適紀念館與遠東圖書公司，為了「胡適文選」、「胡適四十自述」等五本書的著作權歸屬問題，對簿公堂。

胡適紀念館認為，他們是胡適之子胡祖望授權的「正宗」；但遠東圖書公司卻出人意外地，拿出一張經胡適親筆簽名的紙條，證明著作權為雙方所共有。

真真偽偽吵了五個多月，現在雙方仍未達成和解。

案情若往最糟的結果發展，將是紀念館與遠東共同持有這幾本書的著作權，而雙方又達不成協議；那麼，不但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思想家胡適博士的全集出版不了，那幾本書還可能絕版。

有聲出版品方面，「音樂著作權使用團體」能否排除私利糾葛，順利成立，擔負起造福音樂界的使命，同樣令人憂心。

卡拉OK利用別人的音樂著作，應該合理付費。（侯聰慧攝）（侯聰慧攝）

內鬨壞了大事

根據著作權法第廿一條規定：音樂著作權人及利用人，得依法共同成立法人團體，辦理音樂著作之錄製使用，及報酬的收取與分配。

這個團體成立後，工作中必須利用音樂（如電視台、廣播電台、卡拉OK店），或藉音樂增加營收的單位（如咖啡廳、夜總會），都必須依播放時間的長短，向此團體付費。再由此中介團體，按照各作品被使用的多寡比例，付給著作權人應得酬勞。

由於牽涉到龐大的經濟利益，從去年著作權法一通過，音樂著作權使用團體的設立，便成為眾人關心的焦點。

在幾個醞釀籌組的團體中，想真正為音樂界做事的當然有；想藉此「利益均霑」的，也有人在。

暗潮洶湧了將近一年，最近著作權人協會終於通過成立「音樂著作使用委員會」，打算「先下手」展開工作。

然而，音樂界其他人不見得都認同這個組織。

內政部為了保持公開公正的立場，特別在五月底舉辦了一次座談會，邀請有關人士共列一席，把所有意見提出來討論。不過仍然沒有結果。

「家和萬事興」，為有效解決紛沓而來的著作權糾紛，身為主管機關的內政部決定設立「著作權爭議委員會」，按照十六種著作權類別，分設調解小組，並遴選專家學者及公正人士，來扮演「魯仲連」的角色。

工業產品上的美術圖案，被判不受著作權法保護。（簡永彬／胡毓豪）

法有漏洞起風波

除了爭權奪利外，法律本身不夠完備，也是著作權法實施一年來，糾紛迭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例如第廿一條對音樂團體的規定，是讓音樂著作權人與利用人共組團體。「這就像把勞資雙方弄在一起，討論如何增進勞方利益，怎麼可能有一致的結論呢？」賀德芬不以為然地說：「全世界一百多個音樂團體，只有我們是這樣訂的。」

這條法還有一個漏洞。條文規定：「得依法成立法人團體」。此「法」指的究竟是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公司法？還是民法？條文沒有說明。也難怪經過一年，這個團體還誕生不了。

有些項目，像電腦程式與應用美術，是否適合由著作權法來保護，也出現了許多爭議。（編按：詳見本期「苦兒流浪記」）

今年四月間，多田、第一兩家琺瑯鍋公司，為了鍋面花系的著作權之爭，打了兩回官司。

第一回合：多田勝訴，第一被扣押價值一千多萬元的外銷品；第二回合：第一勝訴，多田的著作權被取消了。理由是，該花系是應用美術，不在著作權法的保護之列。

這裡所謂的應用美術，是指應用在工業製品上的美術圖形。

依內政部說法：「美術著作權的保障範圍，限於所繪之圖，而不及於其製成品。」

這是因為，製成品屬於專利法新式樣的保護範圍，部份廠商因專利權申請不易，便走捷徑申請著作權，一旦有人用到這些圖案，就向法院告發，將整個製成品扣押查禁，說來並不合理。

但是，在許多外型、功能都大同小異的產品上，圖案可能就是消費者選購的關鍵。如果今後著作權法不保護應用美術，似乎可以參考外國做法，另立性質介於專利法與著作權法之間、保護期限也較短的工業設計法來保護。

與國際架構同步

著作權法最大的漏洞，台北市地方法院檢察官張靜認為，是「合理使用」與「強制授權」訂定不足。

像重制權，家庭錄製錄影帶就沒有列入合理使用範圍。嚴格說起來，每個有錄影機的家庭都犯法了。

這一類的缺陷，有人寄望能在訂定施行細則時補正，或以法官建立良好判例來彌補。

第一條路不大行得通，因為施行細則只能對註冊程序、新舊法的過渡條款加以規定，並不能擴大或抵觸母法。

靠判例也有困難。我國法律屬於大陸法系，一向以成文法為判案的主要依據；再說，案子要到最高法院，才可能形成「判例」；著作權糾紛通常打不到最高法院，這麼多年來，幾乎沒什麼判例可循。

「最根本的辦法，還是得修改法律」，賀德芬指出。

修法確實是未來一定要做的。

近年傳播科技日新月異，許多先進國家，已經在為直播衛星、錄影機、有線電視的使用方式尋求新的立法。如果我們不能配合時代腳步，隨時修訂合乎國際架構的著作權法，將可能被摒棄於國際資訊網之外。那麼，又如何吸收最新資訊，趕上先進國家的腳步呢？

徒法不足以自行

不過，修法畢竟是「遠慮」，需要長期而縝密的規劃；對現階段而言，如何讓尚稱完備的新著作權法充分發揮功能，才是最聰明的做法。

今年三月間，台中地區一家唱片公司，因不滿地下工廠盜錄他們出版的暢銷音樂帶，竟以暴力在兩星期內，打傷四名盜錄業者；消息傳出，其他盜錄者唯恐下一個輪到自己，只得紛紛要求賠償了事。

看來，著作權法需要的，是更多執行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