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10點，台北中山北路上車水馬龍。上班族、學生一陣忙亂衝進辦公室和學校以後，夾在台北故事館（原圓山別莊）和台北光點戲院（原美國大使官邸）之間的長排商店仍未開門，欒樹旁的寬敞人行道很安靜，可以讓人做個長長的散步，走的很遠，幾乎可走進歷史裡。

從圓山一帶出發，建於1914年日據年間、卻洋溢英國都鐸風格的台北故事館，位於市立美術館旁的基隆河南岸。一樓磚造、二樓木造的結構，從日本大正3年大稻埕茶商陳朝駿興建至今，依然保持完整。隔著小丘和別莊相望的臨濟護國禪寺，同樣完工於日據的大正元年（1911年），卻是一座典型的日式寺廟建築，是日僧得庵玄秀大和尚應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之邀，來台弘法時所興建。

比起文字、語言，磚瓦、木頭構築的空間更有力，喚醒人們對於過往的回憶。此刻，車流呼嘯而過的中山北路，說的是台灣的故事，是亞洲的故事，其背景有著濃厚的洋味。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殖民者走了，美國大兵來了。1960年代，從圓山到中山北路底端的天母，曾是美軍顧問團和眷區的坐落地。1979年中美斷交、美軍撤走多年後，街頭商家仍飄散濃厚美式風情，連接陽明山一帶的天母，仍是來台外籍白領工作者居家的首選。

換個方向，由圓山往南來到南京西路口，一度棄置多年的美國大使官邸變成了咖啡廳、車庫成了迷你電影院。改稱「台北光點」的美國前大使官邸，如今是拒絕好萊塢的電影迷親近藝術電影，探索已逝的楚浮、小津安二郎，了解Dogma95運動（丹麥拉斯馮提爾導演帶動、用最原始方式拍電影的運動）的聖地。

從文化入手，原本屬於集體引進、活動空間固定而鮮少和一般民眾接觸的外籍勞工逐漸被看見，也讓大眾更體會到他們對於台灣經濟和社會的貢獻。

洋味何處飄

當殖民者遠離，殘留的文化氛圍在見證歷史之餘，也成為都市景觀的一部分，塑造出中山北路無可替代的東西洋風味景緻。

不過，台灣洋味最濃的這條街，新洋味近十年來從完全不同的方向吹來：夾在婚紗店間，粉紅色招牌的菲式Bing Go連鎖商店，擺滿了呂宋島輸入的各式雜貨：義大利麵醬、肉醬罐、果汁粉、即溶燕麥包，以及各式各樣口味和台灣相近的菲律賓糖果。

Bing Go隔鄰沿著中山北路，是多家菲律賓商店、銀行和餐廳，而居於這個商圈中心的，則是在台菲人的信仰中心──天主教聖多福教堂。

外觀簇新的聖多福教堂建於1967年，也是美軍駐台時期的產物──由美國人設計、服務對象也是當時美軍顧問團團員與家屬。16年前，台灣開放外勞進口，這個提供英語彌撒的教堂立刻成為菲籍天主教勞工的信仰中心。

隨著菲律賓勞工、外籍配偶移民不斷增加，如今每個週末的5場禮拜場場客滿，每場都吸引了上千人參加。自前年開始，教會更在其中3場改為以菲國方言──塔加洛語──講道。

為了服務菲籍人士，從信仰中心教堂往外擴張，一步步發展出購物和娛樂機能，成為台灣最明顯的菲律賓區。

外勞大街

同樣在週末假期，外勞人數居於全國之冠的工業大縣桃園，也在8年前發展出外勞街區。總數超過43萬人的東南亞族群，聚集在桃園縣境的就有近7萬人。和台北市中山北路菲律賓區的單一化相比，桃園主要以泰國、印尼和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為主，各國商店招牌各異，聚集的人數也更可觀。

從桃園火車站出來，穿過延平地下道來到延平路、大林路口上的「東南亞大街」，約20家東南亞店舖林立。這些店舖面積從5、6坪大到20、30坪，舉目望去，牆上的菜單都是泰文、印尼文，泰國餐館內除了金碧輝煌的佛教圖像外，牆上一律掛著極受泰人敬重的泰皇蒲美蓬的玉照。

在購物方面，除了打電話回家鄉必備的國際易付卡外，販賣家鄉口味的雜貨店生意也很興隆。在印尼店中，可以買到價廉物美的印尼咖啡生豆，和製作傳統甜點「珍多」不可或缺的綠豆粉。此外，紅遍東南亞的歌手TERLARIS & TERDO的CD和卡帶銷路也很不錯。

在這些充滿家鄉味的店舖中，也有專門販賣電器和玩具的商店。「來買的通常都是已經要回國了，帶回去給小孩子和家人，」妻子是印尼華僑的「輝臣」老闆徐先生說。

吃過中飯、唱過歌，如果還不過癮，年紀較輕的移工們的腳步往往又走回桃園火車站前。這裡大型的泰式電音舞廳，每到週末進場人數動輒超過千人。跟大部分舞廳不一樣的是，泰式舞廳不收入場費，消費金額完全看舞客喝了多少酒，也因此，舞廳也吸引了不少以回教徒為主的印尼人進入。「不過，早先發生過好幾次爭風吃醋打群架，」門口看顧著舞廳一夜沒睡的股東楊先生說，「現在他們進入都要先搜身。」

「一瓶新台幣120元的泰國啤酒SINGHA銷路當然最好，喝海尼根和台啤的也不少，」工地在新竹、趁著假日來桃園和越南同鄉狂歡的阮天雄說。跟台北菲律賓區不同的是，桃園車站外勞區的語言環境除了各國語言外，「我們還會用國語聊天，也因此認識了不少泰國和印尼朋友，」阮天雄說。

留台外籍人士堂堂突破50萬人大關，從工作、留學到婚配，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老外們」逐漸深入台灣生活各領域。

看見東南亞

全球化時代，移民和跨越國界的工作者愈來愈普遍，「台灣雖然白領和藍領移工都有，但以人數論，總數超過30萬的藍領移工遠大於總數不到一萬人、來自美、日、歐洲等國的白領族，」中央研究院兼任研究員、淡江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蔡青龍說，「因此，東南亞移工造成的文化景象也特別壯觀。」

不過比起佔據產業尖端位置的白領族，「這些集體引進，大部分行動都被限制在工廠和看護中心的外勞，無疑是面孔不明顯的族群，」蔡青龍說，「台灣社會覺得他們是來打工賺錢的，不重視他們的娛樂和消費生活，也讓他們成為媒體上的『隱形族群』。」

從1994年開始，內政部統計來台居留的外籍人士人數，已緩步由26萬人上下，成長到2004年6月，正式突破50萬人大關，之後穩定保持在50萬人以上。

從職業區塊分析，留台外國人，以外籍勞工（69.4%）最多，外籍配偶（19.9%）次之，兩者相加約佔了43萬人，最後才是因觀光及商務等原因在台停留的外籍人士。

而龐大的外籍勞工中，又以泰國籍最多，佔外勞總數的33.9%，菲律賓次之（28.7%）；外籍配偶則以越南籍最多，佔外籍配偶總人數的63.1%。

「東南亞移工與外配人數同步增加，為了安慰這群人的思鄉之情、服務他們的生活需求，應運而生的商店總會帶一點當地的文化進來，」蔡青龍說。

不過，這些新洋味究竟會不會像日本料理、美國牛排一樣深入台灣本地生活？抑或在轉瞬間就會像70年代一度大行其道的緬甸商街一樣，逐漸黯淡消逝？決定的因素很可能不在文化本身的魅力，而是潛藏其後的政經、社會和心理因素。

除了飲食和消費等機能外，娛樂和信仰更是外籍人士在生活中的重要一環。上圖為桃園火車站前泰式電音舞廳內用熱舞甩掉壓力的移工；而在下圖台北市聖多福教堂裡，另一群人尋求的則是信仰的力量。

味蕾護照

多數人都同意，從「吃」入門的確是追蹤異文化的捷徑。上班日的中午，上班族和補習班的學生湧入台北車站旁、北平西路上的「印尼大排檔Sari Rasa」，拿起塑膠餐盤準備點菜。以巴單地區特色菜「香蕉葉包魚」聞名的這家小店，兼賣印尼食物，空氣中濃重的印尼「丁香煙」味道瀰漫。

「假日是印尼人，週一到週五則是本地上班族，」本身是印尼華僑的老闆蘇小姐說，「生意還算是不錯。」主食是米飯，巴東牛肉一塊只要25元，至於一串20元的沙嗲烤羊肉串的做法，則稍稍與印尼當地有所不同。

「在印尼，香蕉葉和椰子葉又多又便宜，」蘇小姐說，現在為了省錢，底部不放葉子直接上架烤的沙嗲羊肉串，因為便宜，料又實在，同樣吸引了一群死忠顧客，更吸引了許多嗜吃羊肉的年輕客人來嚐鮮。

而走一趟汐止越南街、新莊泰國街、甚至早年由泰北金三角流亡至此的緬甸華僑慢慢經營起來的中和緬甸街，都可以嚐到廣大的東南亞地區盛行的不同口味咖哩。

比起國內民眾熟悉、加了甜甜水果口味的日式咖哩塊，以及加入了大量辛香料的印度咖哩，其他還有大量使用紅咖哩醬和綠咖哩醬（製造過程中使用大量辣椒），辣味和顏色成為主角的泰式咖哩；加入了蝦仁醬而味道偏鹹，上菜時常有一層香油圍繞著的緬甸咖哩；加進魚露烹調的越南咖哩等，如今都成了國人飲食的新選擇，可謂咖哩的極盛時代。

留台外籍人士堂堂突破50萬人大關，從工作、留學到婚配，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老外們」逐漸深入台灣生活各領域。

洋味之辯

不過，就像來台灣2年、眼睛大大的印尼看護工Aullya一樣，聽到台灣人也來此光顧，他們第一個表情往往是訝異。

「台灣人也來這裡吃東西？我好像沒看過，」Aullya用緩慢而清楚的國語說。跟許多外籍移工一樣，在她的幫傭經驗中，除了工作的場所，她的人際網絡其實是和台灣本地人完全隔絕的。

另一方面，仔細觀察移工在上述地點的活動，也可以發現在他們狀似悠閒的逛街時，和在同一區域活動的台灣人似乎有種默契般的互相躲避。在桃園火車站附近，外籍勞工「盤據」了站前圓環，至於鄰近火車站的遠東FE21、統領、衣蝶等高檔百貨公司則很少看到他們的身影；而在台北，距離中山北路聖多福教堂不到500公尺、向來以小吃和舶來品聞名的晴光商圈，也有同樣情形。

「我根本沒有聽過晴光市場，」來台3年、每週固定到聖多福教堂報到的菲律賓白領工作者鮑利多說。

「這種現象，跟目前許多東南亞籍配偶的遭遇一樣：她們和本地人的生活其實是楚河漢界、截然分明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秘書長顧玉玲說，「但這其實是很吊詭的，一方面我們希望國際化，讓外國人和多元文化進來，但他們進來後，我們卻把他們隔的遠遠的。這樣的壓力，有時候比工作的辛勞更讓移工沮喪。」

解讀新洋味

「在全球化時代，國界間的人的流動本來就會增加，而人一動，其文化也跟著動，」人類學家、中研院民族所研究員陳其南指出，「不可諱言的，隨東南亞移工、移民進入而逐漸風行的新洋味，和我們所熟悉的高貴舶來品非常不同。」

「首先，台灣最早輸入的外來文化，許多是與被殖民經驗緊密結合的，」陳其南說。日本當然是，而美國由於對台灣政經影響力巨大，在文化滲透上也有一種不平衡的關係。美、日兩國對於台灣的文化影響力不言可喻，從政治、媒體到日常生活無一不是如此。

「除了殖民經驗的影響外，盛行於台灣的各種外來文化，則與文化消費的全球化風潮關係密切，」陳其南說。最顯著的文化全球化，說穿了就是資本主義過度發展的結果，當文化工業變成一種生產機器，自然會力圖攻佔世界各地市場，「而不像在自然狀況下相遇的異文化，雖然會衝突、會摩擦，但也會彼此學習、共融，」陳其南說。

換言之，印尼沙嗲和泰國咖哩，沒有經過像麥當勞漢堡、星巴克咖啡或是LV精品等的標準化大量生產過程，也不具備強烈的廣告行銷輸出的野心，在台灣高度發展的消費社會中自然居於劣勢，只能緩慢而小規模的滲入本地市場。

除了打電話回家鄉必須的電話卡外，服務外籍人士的店鋪和餐廳往往也扮演文化觸媒的角色。

空間中的緊張關係

而無論就早先的殖民經驗，還是至今愈來愈激烈的文化商品化的發展來看，台灣一直是「文化接觸時相對弱勢、偏向於輸入的一方，」陳其南觀察，「但面對這些東南亞外勞及外籍配偶時，我們的位置改變了，轉成為比較優勢、至少在經濟、科技和創意美感發展上是比較強勢的一方。這是一個新經驗，我們必須學著去調整心態。」

「文化與文化接觸，衝突和誤解在所難免，」在世新大學教授「跨文化傳播」課程的副教授管中祥也指出，他上課時發現班上學生對於外籍移工、外配移民的整體性印象，其實就充滿了這種「俯瞰」的扭曲視角。

「學生覺得他們是為錢而來的，屬於替代性高的契約工，而在形象上則簡化成兩種人：一種是可憐的，另外一種則是可惡的，」管中祥說，媒體呈現的東南亞移工，不是受虐、被雇主欺負，就是偷錢逃跑、打架鬧事。這兩種形象在學生心底生根，讓他大吃一驚。

「這是非常典型的媒體視角的扭曲，只選擇衝突面，而無法從平視的角度去看他們，」管中祥說，為了讓學生了解這些新族群，他特地請外配團體「南洋姊妹會」的成員和學生在跨文化溝通的課程中面對面，引起學生不小的回響。

「在全球人口移動日趨頻繁的時代，我們很多人沒有做好準備，去跟這些外來的異文化溝通，這是很遺憾的，」管中祥表示。

「談國際化、國際交流這麼久，我們的全球觀其實仍是一種嚴重偏移的白人世界想像，即使政府多年前曾喊出『南向』政策，這種觀點仍然未改變，」管中祥說。

「除了媒體之外，我們的教育也呈現了這種單極思考，」管中祥舉例，世新大學有行之有年的「英語角」，意圖在校園特定空間創造「角落學習」的機會。「學英語沒有錯，但為什麼沒有馬來西亞角、印尼角，甚而是客家語角和泰雅族語角？畢竟學校並沒有母語是英語的學生，卻有很多東南亞僑生。」

傾聽、仔細聽

「歷經了前幾年台塑麥寮、高雄捷運工地暴動，顯示了開放外勞進口16年來，我們扮演移工雇主的角色並不成功，」過去5年均以「計畫夥伴」的身分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變遷計畫、多次發表東南亞移民與移工在台狀況論文的蔡青龍慨歎。

居住過泰國、通曉泰語，蔡青龍如今開始學習印尼語，「至於在淡江東南亞所，所有的學生都必須學習馬來語、到當地長住，學習從當地的角度來看問題。」

「如果在台灣看移工，你只能看到移工在這個社會的處境，這僅僅是問題的一面，」蔡青龍解釋，到了當地，同樣的問題，研究的面向可能是去探索當地究竟存在什麼樣的社會因素、扮演推力，讓他們不得不出國工作？兩者相結合，對他們的認識才能完整。

在學術圈自省外，行政院勞委會和各縣市地方政府近年來對於推廣東南亞移工在台文化的作為也越趨積極。「外勞詩文節、潑水節和臥佛節、成立外勞文化中心等等，都是從文化角度去理解他們，跟以往只從冷冰冰的法條去管理，思維轉變很大，」蔡青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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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驗

移民是人類社會常態，但「自從1949年以來，在移民問題上，台灣一直是移出人數大於移入的社會，」蔡青龍說，「如今內有產業需求，外有全球化潮流，我們面臨了前所未有的移民經驗。」

事實上，如何接納新移民並非台灣獨有的課題。今年初，美國總統布希準備在美墨邊界建立圍牆，以阻擋非法移民的消息，引起軒然大波。至於在歐洲，由於移民與難民日增，各國極右派政治團體的興起更引人憂慮。

在接受與排拒拉鋸的時刻，陳其南提醒，象徵都市創造力標準的「波西米亞」指數，往往存在於種族多元的城市。「從文化去接觸，巴黎、紐約、墨爾本之所以迷人，有很大的一部分就在於移民創造的風景，」他說。對於台灣而言，總數43萬的東南亞移工和移民逐漸散發文化影響的同時，或許是一種新的轉機。

由法律和勞動權益的保障慢慢轉為文化和生活面的關照和融入，是台灣各級政府外勞政策的重大轉折。圖為在台北市中山堂前舉辦的外勞歌唱比賽一景。

留台外籍人士堂堂突破50萬人大關，從工作、留學到婚配，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老外們」逐漸深入台灣生活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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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飲食和消費等機能外，娛樂和信仰更是外籍人士在生活中的重要一環。上圖為桃園火車站前泰式電音舞廳內用熱舞甩掉壓力的移工；而在下圖台北市聖多福教堂裡，另一群人尋求的則是信仰的力量。

留台外籍人士堂堂突破50萬人大關，從工作、留學到婚配，不同膚色、不同語言的「老外們」逐漸深入台灣生活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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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打電話回家鄉必須的電話卡外，服務外籍人士的店鋪和餐廳往往也扮演文化觸媒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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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時代，當疆界愈來愈模糊，跨國工作日趨平常，學習從不同移工、移民的角度來看事情，是台灣社會的新課題。

除了打電話回家鄉必須的電話卡外，服務外籍人士的店鋪和餐廳往往也扮演文化觸媒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