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家庭結構多元，離婚、再娶所在多有，加上親人外出謀生，疏於聯繫，下一代並不一定清楚上一代的財務狀況，一旦親人過世留下債務，就得由無辜的下一代承受，似乎有違公平正義。

為了彌補法令的不周延，5月22日立法院三讀通過《民法繼承編修正案》，此後繼承制度全面改採「限定繼承」，例如繼承的債務有1,000萬元，而遺產（不含保險給付）有200萬元，那麼只要清償200萬元的債務即可。

不過，新法是有條件地溯及既往，已經繼承「父債」的背債族不一定可以完全得到「解脫」；而未來的繼承人也不要誤解新法，以為此後所有的「父債」都不用還。

嘉義市一名3個月大的趙小弟弟，還在媽媽肚子裡，就「隔代繼承」了過世外祖父的二萬多元所得稅欠款，成為「台灣年齡最小的債務人」。

趙小弟弟的父親趙偉良指出，太太的父母親已離異二十多年，不料岳父於民國96年2月過世後，太太的姊妹們唯恐岳父可能在外積欠不明債務，因此紛紛拋棄繼承，太太也相繼為她自己和5歲的長子拋棄繼承，當時次子還在腹中，尚未取名、沒有身分證明文件，被告知「出生後再補辦即可」；等到出生後再到新竹地方法院辦理拋棄繼承時，法官卻認定拋棄繼承必須於「知悉得繼承時」的2個月內提出，趙家因逾時二十多天而遭到駁回，讓他們深感不平。

我國民法繼承編經過兩次修法，從今年5月22日後全面改為限定繼承制，此後繼承人都可以主張「以所得遺產，負清償責任」。圖為前年家扶基金會為未成年人爭取免除繼承債務而召開記者會。

「背債兒」違反人權

這則「才出娘胎就有債務」的荒謬新聞，並不是特例。

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2年前就發現，接受扶助的一萬八千多戶弱勢家庭中，20%有繼承上一代債務或卡債的問題。

中正大學何同學就莫名其妙繼承了過世祖父4,500萬元的債務。20年前阿媽過世、阿公續絃後，父親就獨立生活；父親往生後，何同學和母親相依為命，不料國三時（民國88年）阿公病逝，再娶的阿媽及其子女紛紛拋棄繼承，龐大的債務竟然就落到了毫不知情的何同學身上。94年他發現家扶中心每月匯入自己郵局帳戶的1,700元扶助金，竟被法院「強制執行」扣走，才發現事態嚴重，欲哭無淚。

在家扶基金會的呼籲下，透過連署、公聽會、記者會聚焦於繼承法的不公平，96年12月14日立法院先行修法，為20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撐起了保護傘。也就是說，如果未成年人或心智障礙者同時繼承了親人的負債和財產，只要以所繼承的財產清償負債即可，並且可無限期地溯及既往。

考倒法律人

今年5月，立法院又有第二波修法，作出「全面改採限定繼承制」的重大改革，並擴及所有國民，未來當事人所留債務，其配偶及子女（不論成年與否）均只需負擔有限清償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為預防可能的道德風險、也為保障債權人權利，新制設有例外情形，包括繼承人有隱匿現金、古董等遺產嫌疑，或者向國稅局申報遺產時作假，甚至意圖移轉被繼承人遺產、損害債權人權利等3種情況，都不得主張限定繼承。

此外，為避免對現實衝擊過大，已經繼承父債者能否在主張「限定繼承」也有「伏筆」，這樣的設計就讓部分法律人大嘆「為德不卒」。

「新法雖然進步，但並不是一體適用，玩了一堆文字遊戲，苦了繼承人，也考倒法律人！」家扶基金會委員、曾為不少背債族提起訴訟的林瓊嘉律師說，《民法繼承編施行法》修正後的第一條規定，「繼承開始前已發生代負履行責任的保證契約債務，由其繼續履行債務顯失公平者，以所得遺產為限，負清償責任。」其中的「保證契約債務」、「顯失公平」等字眼，就埋下不小陷阱，可能出現「一種文字，多種表述」的情況。

林瓊嘉指出，不論借錢給個人或法人（如銀行），如果是以「支票加本票」的票據借貸關係，就不在「保證契約債務（意指任何一種民間契約）」的債務豁免範圍內，因此若父親生前為人作保，簽了一張上千萬元的本票，成年子女一樣要還。

其次，有些法官同情背債族，認為「父債子還」有違社會公平；但也有法官認為，父母既然生養子女，子女就有義務承擔，如果成年子女一個月薪水5萬元以上，二、三十年分攤慢慢還，應該還算「公平」，就有可能判決讓債權銀行「強制執行」，讓人疑惑公不公平的價值判斷標準何在？

「第3個例外，則是繼承人無法證明『繼承遺產時不知道有債務，或者從來沒有跟繼承人一起生活過』（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或未同居共財者），這等於是懲罰回來奔喪、奉養父母的孝子和三代同堂的家庭。」林瓊嘉說，民法訴訟上「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法官可能會認為，既然繼承人知道親人往生且回來奔喪，或者同住在一起，怎麼可能不「知悉繼承債務之存在」？也可能作出不允許僅以遺產來清償債務的判決。

鼓勵交易透明化

法務部法律事務司專門委員鍾瑞蘭解釋，任何立法必須著重社會安定性，而票據的功能就如同現金，流通太過廣泛，幾經轉手後，很難規範。但是只要繼承人可以證明自己繼承時不知道有該項票據債務的存在，仍可循訴訟管道尋求救濟。

「修法一定是各方勢力妥協的結果，新法已經比舊法進步很多，至少背債族不再求救無門，」曾擔任高雄地方法院法官、現任台北市政府訴願審議委員會主委陳業鑫說，法官是獨立審判，很難預測他們的立場，只希望法官在解釋新法時，可以從繼承人的職業收入、以往從「贈與」名義獲得的財產多寡等面向來思考。其次像「舉證責任」的歸屬，既然是債權人要行使債權，可以由債權人來舉證，因為「不可歸責」既是不存在的事實，法律上就很難要求任何人去證明，法官應該從寬解釋。

「『個人責任個人擔』，很多銀行也知道向繼承人追債是很心虛的，因為銀行有專業能力，應該自負徵信責任，怎麼可能把借款人何時生孩子、誰是繼承人這種不確定因素放進借貸的考量中呢？」陳業鑫說，但是銀行的苦衷在於，若不追債勢將變成呆帳，而且主管機關金管會日後查核時，會不會認為不努力追債是因為有舞弊嫌疑？

他建議，金管會可以參照銀行公會規範將雷曼兄弟連動債賣給70歲以上老人雙方必須和解的案例，對不適用新法的繼承債權作出一個通案處理機制，讓債權銀行有個遵循準則。

林瓊嘉更大膽提議，預防遺產脫產的最好方法，就是鼓勵財務交易透明化，「往生者生前的任何交易若都能向聯合徵信中心申報，那麼債權人有保障，國稅局對遺產稅一清二楚，黑金洗錢也沒有機會，就看大家願不願意這麼做！」

俗諺說，賠錢生意沒人作，在商言商的銀行業者為因應「限定繼承」的時代來臨，已經想出一套風險控管的方式，例如要求拿不出擔保品借貸的弱勢者必須購買壽險，將銀行列為受益人，也可能緊縮他們的借貸金額，用一隻「市場上看不見的手」，來取得平衡。

「法律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但也可能「折磨窮人，卻被富人掌握」，遺產「限定繼承」的觀念進步，更要靠社會大眾、金融界與法界大力支持，才能維繫社會安定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