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史?野史?歷史拾荒者?
國史館副館長朱重聖則認為,劉紹唐的史料蒐集與整理,對國史的貢獻無法「一語道盡」,尤其是「漢賊不兩立」的時代,許多近代史上重要人物未能來台,從此便如斷了線的風箏,幸虧有「傳記文學」收錄了若干這方面的人物資料,不致於完全留白。他認為傳記文學是否可視作傳記史學還有待商考,但可以與國史互補則是無庸置疑的。
劉紹唐對於別人說他治的是官史還是野史毫不在意,反正除了這次得到國家文藝特別貢獻獎、拿了三十萬獎金外,他從未拿過政府一毛錢的補助,想當然爾跟「官」扯不上邊,他有時乾脆稱自己是歷史的「拾荒者」,被捨棄的史料、被忽視的故事,他拿來當寶貝整理、打點,要拼出歷史的原貌。他所擔心的,不是別人對他的評價,而是還能辦多久的「傳記文學」,有沒有好稿子吸引讀者?
記得「傳記文學」甫出之際,可說是篇篇驚豔、字字珠璣,他常常通宵看稿,並非是為了趕截稿期,而是不忍釋手。他記得當時還特別去弄了幾個鬧鐘,每隔一、二小時要響一次,提醒自己第二天還有要事,總得睡一會兒,可是還是常常克制不了地非要看完不可,一宿未眠是常事。
近來這等教他眼前一亮的稿子越來越少了,如果說的是北伐、抗戰、國共戰爭等常探討的題材,很難推陳出新,而老一輩的作者紛紛凋零、新一代的作者後繼乏力。「傳記文學」的資深編輯邱慶麟也十分感概,眼前的時代越來越開放,中國人的領域越來越寬廣,在這片「傳記文學」土地越來越肥沃的時候,種花蒔草的園丁卻越來越少,賞花人是否也會因此卻步呢?
劉紹唐常把「傳記文學」的作者分成三代,第一代說的是自己的故事,所以最精采;第二代說的是聽來的故事和自己的看法,也時有佳作;第三代若是還作第一代人物的故事,就只能在故紙堆裡研究,史料價值仍在,動人心弦則難矣。
不過也許他身在林中,沒注意到另一個因素,那就是他生長的那個時代本身,在巨變中激盪出崇高的國魂和的耀眼人性光輝,一個個精采的故事自然成形,旁觀者吳克博士看得清楚:「三○年代是中國最好的時代,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大舉侵略喚醒了中國人,知識份子不再一味反政府,知識青年和販夫走卒連成一線,他們終於認同孫中山給中國的藍圖,正是民族的尊嚴、民主的理想。不平等條約廢除了、中國站起來了,知識份子覺得要對中國文化許下終身,劉紹唐瞭解這一切,他也許下了他那一份終身的諾言,就是『傳記文學』。」
只要青春不改,世代延續,中國人的故事存在一日,「傳記文學」自然會辦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