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社會科學方法了解基層情況
有一部分人認為魏主委出國多年,一回國就擔任政務官,並不了解國內基層的情形;而學者從政也常有理論與實際脫節的傾向。關於這一點,魏主委說:
「其實我有基層經驗,大學畢業後,我曾在外交部條約司當科員,整理過檔案,那段時間雖然不長,卻對我有深遠的影響。外交部年輕同仁間積極蓬勃的朝氣,以及長官對擬稿素質的嚴格要求,訓練出我處理公文的能力及嚴謹的做事態度,尤其是養成謹守公務機密的習慣。因此,我到研考會之後,就對公文的保密作了嚴格的區分,要求同仁嚴守職務上的機密。我樂意向學術界、傳播界提供各種政策的背景資料,但對不到公開時機的任何政策決不透露。」
至於如何了解民間基層,魏主委認為應以民意調查為主,實地調查為輔。他說:「民國六十二年,我為了研究台灣的現代化,回國親自到嘉南一帶去了解農村生活的情況,現在我還經常到基層去看。但是如果說非得到過某個地方,才能了解當地的情形,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說法。」
魏主委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某鎮的鎮民知道當地民眾對警察、司法、地政人員的反應嗎?他們不一定知道,但我們能夠知道。根據什麼?根據調查。我並不需要親自跑到當地去問每一個人。由於國人對社會調查還不了解,所以大家才會對調查結果不信賴。主張用長久歲月,從日常生活中去磨出經驗的人,還是把普通常識看得比專業知識重要,這還是傳統社會的看法。」
一般人認為,學者從政常有學者與政府角色衝突的困擾。但是魏主委認為,只要稍加留意,兩者並不衝突。他說:「當就國家政策發表意見時,我盡量集思廣益,避免專業上一己的偏見。任何與業務有關的演講與論著,絕對配合政府政策發表。至於純學術性的研究,例如人才外流、國際關係、核子擴散或多體制國家等,發表時一定聲明是以個人學者身份發表。而且凡是拿出來發表的研究報告,就絕對經過嚴格的研究程序,是可信的,不能因我是政府官員而歪曲研究結果。」
百忙中善於利用公餘時間,做學術研究工作
當問及魏主委平時公務非常忙碌,如何在百忙當中抽空繼續做學術性研究,維持他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時。他指出,這是如何利用時間的問題。他白天在辦公室專心處理公務,公餘之暇,生活單純,絕少酬酢,晚上或周末就盡量留在家中做學問,或以書畫、國學自娛;或陪小孩游泳、到青年公園放風箏以調劑身心,生活和教書時代沒有兩樣。
他每天晚上一定要抽出一段時間看書,每年要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二篇到三篇學術論文。另外每年也多半會參加一兩次重要的學術會議。由於在國外的一段時間,已經建立他在國際學術界的地位,常常有許多國際知名學者來拜訪他,他也很樂意接見。因為一方面可從來訪學者的談話中,了解國外學術的最新發展;同時也可藉此機會向他們說明我國的處境與政府的政策。魏主委認為,做學問是他的興趣,在公餘從事學術研究是一種十分有益於澄清心靈的活動。
魏主委多年的學術研究,環繞在人才引用、政治發展、現代化與投票行為幾個題目上。他的研究特色在於觀念及定義的明確,研究方法及資料基礎的嚴謹,及多種科際綜合分析法的充分運用。他自認對非西方國家的人才引用、我國人才外流問題、我國台澎地區的現代化過程、美國及我國選民行為及分裂國家(多體制國家)的統一問題下的工夫較深;也曾對這些問題寫過一系列的論文在我國及美、日、德、韓等國的學術刊物上發表。在論文中他所提出的「現代化過程的分配性理論」、「外流人才適應過程的U曲線現象」、「亞太地區發展的帳棚理論」、「我國民意分佈的『溫和贊成型』模式」,以及新近提出的「多體制國家的統一問題」,都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相當的迴響。
敢言、直言,積極對國事提出建議
魏主委向以敢言、直言著稱。在許多重要的決策性會議中,他常根據研究結果,提出具有重大政策性的意見。譬如他一再提出「績效待遇制」,主張在注意基層公務員的生活前提下,擴大高低階公務員待遇差距。他也極力主張我國高等教育不宜過份做量的擴充,但質的提高卻刻不容緩。他反對政府管事太多,但一旦決定要管,便要管得徹底。他建議政府應該注意高級社會科學人才的培養,不能太偏重培植狹義的科學人才。
魏主委所提出的意見,並不一定都能被所有人接受,甚至有不少人反對。但他強調:「只要我認為我的意見有堅實的資料基礎,我就要不計任何個人得失,坦率提出。」也正因為魏主委這種勇於任事、鍥而不捨的精神,加速了研考會的工作步調,帶動了研考會積極主動的風氣,而使得研考工作逐漸受到注目與重視。「冷衙門」,也就這樣被「炒熱」了。
魏鏞自認他在國內外學術界工作多年後,能進入政府服務,有兩段完整的事業經歷,是很幸運的事。他指出現在國內文化社會經濟各方面均蓬勃發展,亟需各類人才。他盼望有更多的旅外學者專家能回國,共同致力於民國七十年代的各項建設。他說:「所以每當我在國內遇到當年在海外志同道合的朋友,現在工作崗位上各有所貢獻時,便感到無限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