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中共頭子葉劍英所提出的「和平統一中國」建議，是中共對中華民國的心戰中，一步相當狡詐的棋。這些建議的主要目的不是在影響台灣的人民，而是要影響西方的輿論。此中的「新穎」之處，是在中共已經瞭解了西方的想法，這是以前中共的宣傳中所欠缺的。

統一觀點．中西互異

多數中國人對台灣與中國大陸統一問題的自然反應，不同於多數西方人的反應。這種差別是因各自的歷史經驗不同所致。大約兩千年前，漢朝統一了中國，而歐洲大部份地區則為羅馬帝國所統一。這兩個帝國經歷幾個世紀後都已衰亡，但是，經過大約三百年的混亂，中國又歸統一，而且以後分裂的期間也都很短。這是因為多數中國人的觀念認為，中華文化涵蓋的整個地區在政治上應該統一，乃是天經地義的事。中國人認為，如果中國分裂為二，或者分裂成多個政府的局面，乃是反常現象，應該予以消除。在中國人的地區，過去未曾試圖另外建立一個國家。在戰國時代，諸侯據地自雄，擺出蔑視中央的姿態，但是都沒有真正成立一個新的獨立政府，也許是因為他們瞭解一般民意對這種舉動會有反感。這是中國人對統一問題的看法。

在西方，想要恢復一個歐洲帝國的觀念，雖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但是，在過去五百年左右，一般人已接受分裂，認為這種現象是自然的，甚至是受歡迎的，這種觀念即使在有共同文化的地區亦然。

多數西方人都同意美國總統傑弗遜在獨立宣言中所說的一段話：「政府的正當權力，源自於受治者的同意。」由此可以推論，如果某一地區的人民不願做為一個更大政治統一體的一部份，他們可以自行成立一個國家。

由於西方人的這種不同於中國人的觀念，使西方人即使了解多數中國人深深以為整個中國只應有一個政府，但是，他們對中國人的這種感受在情感上也不會產生自然的同情。西方人在感情上自然同情的對象是小的社群，且這些小社群抗拒某些較大政治組織欲吞併它們的企圖，以維護自己的社會組織型態。

由於這種發自感情的同情，西方人才支持台灣抗拒中共佔領的努力；由於在台灣人民想要維護的價值觀念是西方人也很珍視的觀念，而且那個威脅台灣的政權又譴責西方人的價值觀念，西方人支持台灣的感情就更加強烈了。

統戰論調．混淆視聽

葉劍英所提的建議，企圖向西方人的看法稍做讓步，意思是中共對純象徵性的統一即感滿意。根據他的建議，台灣幾乎可以完全自治（保持目前的政治、社會、經濟狀況，甚至擁有自己的軍隊），並且可以「參與國家管理」。中共宣稱，只要中華民國發表正式聲明，接受北平政權為「全中國的政府」，中共即允許台灣保有目前程度的獨立。

這是心戰上一步狡詐的棋，因為它會對那些認為中共的建議是真誠的西方人發生影響。如果中華民國只是拒絕這些建議，或者提出相對要求，指出協議的唯一基礎是中共接受中華民國的三民主義，那麼，這些西方人士很可能會認為，中共在試圖達成和平解決上是講理的，而中華民國是不講理的，使問題難以圓滿解決。（不錯，以共產主義原則為基礎的社會，帶給中國大陸人民極大的苦難，而以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基礎的社會，在台灣有很大的成就，但是，這一事實與葉劍英所提的建議，在西方人的眼裏覺得關係不很大。）

所謂承諾．空話而已

唯一有效的反擊方法是清楚地指出，中共的建議完全沒有誠信的基礎，我們不可能相信它。台北一些著名的評論家曾經舉出西藏為例，但是這個例子也必須更詳細的加以說明，因為西方人士對於隔閡三十年之久的西藏事件，印象早已模糊。一九五一年，中共進入西藏，事前曾許諾達賴喇嘛繼續統治，西藏人民享有高度自治。但是到了一九五八年，中共自食其言，強行改變西藏的政治、社會面貌，引發了一九五九年藏人大規模的抗暴。中共從此封鎖西藏，除了少數極力替中共說話的人士以外，其他觀察家都不得進入西藏。到了一九七六年以後，才陸陸續續的有比較客觀的報導，發現中共對西藏的控制，比西方殖民帝國最殘暴時期的作風還要惡劣，中共欺凌藏人，毀滅藏族文化和傳統。當然，台灣沒有人會願意步上西藏人民的後塵。

如果引述美國和中共第一次協議為例，也會有效。一九五五年，雙方簽署釋放美國平民歸國的協定，經過十一年之久，中共仍不履行協定，留置美國平民。至於中共推翻它與其他中國政治團體的協議，以及違背對人民的保證，更是不勝枚舉。舉例而言，中共曾經兩度宣稱，將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教。在一九二六（民國十五）年七月的時候，中共尚能採行比較實際的農業政策，不視所有地主為敵，而只反對組織私人武裝力量的地主以及反課重稅；但是，在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共卻完全按照莫斯科的國際共黨指示，改變政策，置原先承諾於不顧。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再次宣告，遵奉三民主義，放棄沒收土地的政策等辦法。一九四五年夏天，他們還告訴美國官員，他們不會更改政策，因為這種路線比較容易吸引民心。可是，不到一年，他們又恢復農村階級鬥爭的老路。一九四八年，中共刊物自己也承認，他們大失民心。

中共目前的立場有極大的矛盾。北平的新領導階層雖然放棄了毛澤東最壞的一些政策，但是他們仍然執著「四個堅持」。所以我們很有理由質問他們，如此怎能允許台灣長期的存在？因為台灣的生活方式正好和中共的「四個堅持」完全背道而馳。同樣的，中共現在雖強調法治，甚至引用恩格斯的話為理論根據，但是從最近許多案子可以看出，他們完全蔑視自己的法律規定。從以上的例子中，可以很有力的說服世人，中共的承諾一向只是空話。

採取主動．攻敵之弱

我認為最有效的行動是與中共公開辯論，向其挑戰。林巴格教授在一九四○年訪問中國大陸以後，曾寫了「蔣介石的中國」一書，其中指出，如果國民黨能夠公開的與共黨辯論彼此不同意的問題，同時進行一些改革，國民黨地位即能大大的增強。時至今日，國民黨在台灣進行的各方面革新，早已成就非凡，遠超過中共，但是似乎仍然不願意與中共辯論。回顧一九四○年代的國共接觸歷史，國民政府一直沒有對中共最脆弱的立場，發動過攻擊，向它挑戰。

最明顯的例子，是國民政府未能把蘇聯共黨控制中共的事實公諸於世。在蘇聯和希特勒簽定互不侵犯條約之時，毛澤東完全盲目支持共產國際的路線。最先他指稱英國應負發起戰爭的責任，又稱蘇聯會幫助波蘭人民抵抗德國侵略。當史太林與希特勒合作，瓜分波蘭時候，毛澤東又發表演說，題目是「蘇聯與全人類利益一致」，其中毫無根據的說，波蘭人民在蘇聯佔領區支持蘇軍，在德軍區反對德國。一九四○年，他發表「新民主主義」一文中，認為中國、美國和英國的結盟不可能是為了對付日本，而是為了對付蘇聯。（這一部份尷尬的講詞被在重慶的周恩來刪除，一九四八年以後的中共版本中也不再出現）。從毛澤東的這些論述中，很有理由認為他是盲目的遵循莫斯科路線。但是，中共在這一點上並未遭到強烈的挑戰。甚至到了一九四五、四六年蘇軍佔領東北，大肆燒殺擄掠之時，國民政府也沒有公開詰問過中共的立場。如果當時國民政府善加運用，這些問題會迫使中共公開的在愛國和跟隨國際共黨之間作一選擇。如果他們選擇了對史太林的忠心超過一切，他們就會喪失大部份人民的支持，甚至其內部都會離心。

公開辯論．戳穿假面

我曾有與中共份子辯論的長期經驗。我發現，如果我們能夠集中論點於某些共黨教條和行為中明顯違反事實的部份，他們不是荒謬地固執其教條，就是用完全的哲學相對論搪塞（說什麼無產階級的真理不同於資產階級的真理等等），再不然，他們就拒絕談下去。

對於葉劍英的建議，如果能處理得好，向中共挑戰，進行從大原則開始而將一切包括在內的公開辯論，一定能夠讓全世界的人清楚地了解到，中共不可能合理的辯護自己的立場，同時也會使國際人士不會相信葉劍英的建議中有任何的誠意。

（聯合報）